谷雨過後的第三天，也就是顯德九年的三月十二，東京及其周邊終于普降甘霖，朝野上下自然是一片歡騰，郭煒也欣喜地給百官放假一天。不管是因為各種祈雨儀式終于生效了，還是因為郭煒最近的仁政感動了上天，又或者只是單純的節氣到了于是再不給面子的老天爺也擋不住降雨，總之波及大周大半個東部的旱情雖然還沒有因為這一次小範圍的降雨而大幅度緩解，因為這次旱情而出現的一場政治小危機卻已經宣告消弭。
顯德九年的三月十九，廣政殿上各路俊才濟濟一堂，郭煒在這里召見當年春闈中選的十五位新科進士，並且和往年一樣，由皇後賜諸進士家女眷琉璃鏡一面。
與郭煒穿越之前從電影電視劇或者戲文小說里面看來的情況有些不同，或許是因為主考官的選拔標準過于嚴苛的緣故，也或許是因為大周尚未一統天下因而疆域太小赴考的生員太少的緣故，這些年來的進士數量都不是很多，一般也就只有十幾個人，顯德二年更為夸張，禮部侍郎知貢舉劉溫叟事後受到因循濫進的評語都只選中了十六個，還被郭榮黜落了十二個搞得最後實際只剩下來四個而已，這樣的中選數量根本就沒有進行殿試的必要。
所以這一天郭煒在廣政殿是要召見新科進士，而不是對他們進行殿試復核。考核與選拔的權限既然已經交給了權知貢舉翰林學士承旨李昉，選上來的人又不多，郭煒也就沒有打算再多走一遍殿試的程序了，雖然皇帝主考听起來很酷，殿試狀元的風光在戲文里面更是常態。
當然，在郭榮當政的時期，六年的春闈以後臨時安排復核的情況就有三次，李昉在做翰林學士隨軍淮南的時候還曾經主持過其中的一次復試，那卻是因為前幾任的知貢舉過于因循，主考的時候有失用心以致濫進。自從郭榮用幾次復試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以後，後來的歷任知貢舉多少用心一些了，加強了對進士的把關，進士的水準已經得到了基本的保證，在這之後復試也就沒有必要了。
雖然郭煒繼位以後連續三年的進士數量都超過了十個人，比起顯德二年的四個人來那是多得多了，這卻不是因為知貢舉的官員又陷入了因循之中，而是因為國家政治日益穩定，又新拓了不少疆土，全國各地進入國子監、太學進學的生員大增，每年春闈進京赴考的人數也是大增，基數大了，同樣的嚴格標準下中選的人數還是多了起來。
另外，最近的連續三任知貢舉官員，中書舍人扈蒙、翰林學士知制誥王著和翰林學士承旨李昉水平都很高，閱卷選人的能力都不會差了，郭煒並不覺得自己在這方面還能比他們更強，所以由郭煒自己來實際主持殿試復核是不可能的，而繼續用這幾個知貢舉官員，那就是純屬多此一舉了。至于另外用人來進行殿試復核，譬如用翰林學士知制誥盧多遜，那當然在選人的標準上會有一些出入，可要是在沒有什麼異常的情況下這麼做，那卻是徒增近臣之間的矛盾，並不是什麼好心術。
不過扈蒙在權知貢舉的時候出過事，他在顯德七年曾經受同鄉仇華的請托，把水平明顯不夠的三個人湊入進士名單里面去，事發以後三個濫竽充數的進士被黜落，扈蒙也被黜為太子左贊善大夫。
事後的處罰自然是馬後炮，可是這種事情光靠知貢舉官員的人品是很難預防的，完全靠殿試復核也不是太好的辦法，尤其是在中進士的人數還不超過二十的時候。殿試這種增加一道程序的做法，還是等到人才大增以後優中選優吧。
所以從顯德八年開始，郭煒就要求在科舉考試中實行試卷糊名制和判卷之前用專人謄錄試卷的方式，讓主考官無法通過筆跡和姓名去判斷一份試卷的主人，以盡量防止舞弊的發生。其實這樣的建議郭煒在當皇子的時候就已經向郭榮提出來過，只是郭榮一直戎馬倥傯沒有來得及整改，郭煒剛剛繼位的時候事情太多也沒有想得那麼細致，也就是在扈蒙出事以後他才得以亡羊補牢。
顯德八年的時候，試卷糊名制和謄錄制還只是試行，到了顯德九年就是正式執行了，有了顯德八年的經驗，正式執行非常順利，而且隨著地方政務的正規化，這種考試制度還有希望向地方的童子試等州縣選拔推廣。雖然給試卷糊名和謄錄需要增加大量的人手，尤其是謄錄試卷要從史館、秘書監這些部門臨時抽調大批擅書的吏員，多少會對這些部門的日常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考慮到淳化考風嚴格考紀的重要性和科考在文官制度上的重要性，這點代價顯然是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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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彬，京兆府長安人，他能夠作為新科進士和進士甲科馬適一起到廣政殿陛見並受賜，就是試卷糊名制和謄錄制的直接受益人，雖然其本人未必明白這一點。
在實行試卷糊名制以前的科考中，即使沒有請托和舞弊的現象，主考官因為某些考生平日的詩作和文名也會對他們另眼相看，宰相、樞密使和其他同僚有時候也會進行一些推薦，這樣就算這些人面對考題做得不怎麼好，卻也可以靠著平日的文名而超出同儕。
顯德九年的這一批生員里面倒是沒有這樣久負盛名的人，不過常年在京洛游歷的還是不少，在國子監和太學進學的更多，其中有幾個人名會落入李昉耳中那是極其正常的，和他們比起來，遠在京兆府籍籍無名且第一次進京的周彬無疑是居于全面的劣勢。
在實行試卷謄錄制以前的科考中，即使沒有請托和舞弊的現象，即使主考官對考生一個也不認得，一個人名都沒有听說過，不同筆跡、卷面的試卷給主考官造成的第一印象還是大為不同，這種不同有時候甚至會超越文章在質量上面的差異。
武周時期刑律名臣周興的後代周彬，在刑法律令方面當然是家學淵源，雖然周興被流放嶺南並且死于路上，卻也沒有妨礙這種家傳。從小修習的周彬熟悉唐律、唐律疏義和歷朝的律令，就是對最新的大周刑統也很有心得，可是在書法上面就差強人意了，雖然寫字還算中規中矩，卷面也不至于太潦草，倒是不會惡著了主考官，但是靠著卷面和書法來打動主考官則是想都不要想。
不過在試卷糊名制和謄錄制下，所有的考生在這方面就被完全拉平了，周彬從中固然是佔不到什麼便宜，卻也不會吃虧，而要是和可以靠名聲與書法取勝的考生比起來，周彬顯然是受益的。
只是可惜自晚唐以來中原失序，科舉中的明法科經常不開，幾年甚至十幾年都難得有一次明法科的制舉，周彬指望不上通過自己最擅長的領域上進，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來參加進士科的考試——進士科比起明法科當然是名聲更大、地位更高、前途更廣的，不能說是次席，但進士科卻不是周彬最擅長的，所以本來可能在明法科獨佔鰲頭的周彬，就只能在進士科里面混了一個十五分之一了，這一屆進士科的鰲頭可是歸了馬適。
當然現在周彬一點都不為此而感到遺憾，能夠鎝中進士，仕途就已經打開了，而得以在廣政殿上獲皇上召見，以周彬對這個年輕皇帝的粗淺認識，自己是很有機會面陳所長的，這樣倒是和在明法科上獨佔鰲頭區別不大。
三月初六前後那一段時間里面，周彬是在東京待考的，所以皇帝派出近臣到京師的各個祠廟道觀禱雨這種大動作，周彬不可能不知道，而三月十二的那一場大雨他也趕上了。
不過和普通士民百姓的熱議不同，嫻熟律令關注人事的周彬並不認為這兩件事情有什麼嚴格的相關性，他倒是更注重皇帝趁此機會革新積弊的作為。
放寬竊盜律的處罰標準，對百姓觸犯鹽酒之禁的標準也有提高，久處民間的周彬並不覺得這有違刑律的本意。嚴刑對待犯法之徒這一條沒有改就可以，放寬觸犯刑律的標準反而可以更精確打擊對象，還能夠疏解民困，無疑是一大善政，不管這種善政是不是為了驅除旱情而頒布的，這樣的皇帝比只會郊祭、告廟的要實干得多。
而把地方民政和一般捕盜從節度使及其下屬鎮將那里重新歸于縣令、縣尉等地方官員，把死刑的判決權從節度使的手里交給地方司法官員，把死刑的復核權重新上移到刑部，這樣加強司法官員地位的舉措，則更是周彬這種從小修習律令的秋官之後所樂見。
皇帝可真會抓機會，只是這麼小小的一場春旱，居然也能利用起來辦了不少事情，這樣的皇帝別看年輕，卻既會打仗又懂治政，在他的治下步入法律之途，應該會比先祖更有作為吧。
周彬雜處在其他十多個進士席次，虛望著郭煒座前的台階，胸中的功名之心滾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