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七、岳陽老人傳（五）
篆書，廣義包括隸書以前的所有書體以及延屬，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六國古文、小篆、繆篆、疊篆等等；狹義主要指大篆和小篆。篆書變體，極為繁多。
小篆又稱秦篆，是秦統一後經過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種通行書體。秦統一前由于長期地域割據，「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書寫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現象十分嚴重。如「羊」就有二十多種寫法，給發展經濟和文化交流帶來極大不便。故在統一貨幣、車軌和度量衡制度的同時，又著力推行「書同行」政策。《說文解字?敘》記「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天頡篇》，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可見小篆系由籀文大篆沿革演變而成。李斯在籀文的基礎上刪繁就簡，廢除異體，而創秦篆，統一了全國的文字。這種書體更趨簡化，線條園勻，字呈豎勢。是我國漢字的一大進步，也是漢字發展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為後來楷、隸、行、草諸書的變革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小篆有的是鑄造在鐵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從目前所見的實料看，秦篆一般鑄造刻在鐵器及度量衡器、符印、貨幣、詔板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結字端莊，分行布白工整，為小篆的精華和代表。其傳世代表作有《秦山刻石》殘部，僅存10字。另有《泰山》、《瑯琊台》二石真跡拓片存世，《會稽》、《嶧山》後人摹刻本傳世，據傳上述刻石皆為李斯所書。
泰山記得石也稱封泰山碑，秦王政28年（公元前219年）始皇東巡泰山而立，丞相李斯所書。石高4尺，四面環刻文字，三面為始皇詔，一面為二世詔，內容主要是「頌秦德」。字體小篆，原殘石現存岱廟。其傳世拓本較多，其特點是筆畫圓潤，挺遒流暢，筆筆如鐵線；結體端莊嚴謹；字形稍長，造型健美；分行布白體勢工整，為小篆之代表。唐李嗣真雲︰「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絕妙。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千均強弩，萬石洪鐘，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貴寶。」
嶧山刻石俗稱嶧山碑，為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登嶧山（山東鄒縣）所立，傳為丞相李斯所書，小篆。內容前為始皇詔，144字，自「皇帝曰」以下為二世詔，計79字，字略小。二世詔刻于公元前209年。其石久佚。現所見均為後摹寫，雖多失秦篆古厚的筆勢，但其筆畫清勁，圓轉宛通，對研究篆書藝術的演變有重要價值。秦詔版為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所作，記秦始皇的頒布詔內容。其筆畫勁遒，書風隨意自由，大小相同，隨勢生姿；字間行間，時疏時密，雖不齊整，前後成趣。
唐代是我國書法藝術發展中的重要歷史時期，一方面楷書經魏晉六朝的不斷演變，法度已臻成熟，體勢亦趨完備，氣骨剛健、端莊平正的優美楷書為世人立極，以晉人之理而立法，從而表現出一種理性的時代風格；另一方面在草書的書寫上，特別是狂草（大草），于理法中溶入性情，以類乎于顛狂的即興創作，從而又表現出一種極其浪漫的風格。在規矩法度森嚴的楷書中當首推歐陽洵的楷法，其骨力的剛健、筆法的精到、結構的森嚴，堪為後人立法，歷代書家，莫不受其影響。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唐人楷法，作為學書的基礎，迄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行書之稱始于西晉衛恆《四體絕書》。張懷在《書斷》中是這樣闡述行書產生原因的︰‘行書者。後漢劉德升所造也。既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幫謂之行書。"在東漢晚期已有行書了。從行書的產生。形成和歷代演變的發展過程來看行書並沒有開成獨立的"行法"。這是與篆、隸、草、楷的最大區別。行書無法卻有體。最大特點是用連筆和省筆。卻不用或少用草化符號。較多地保留正體字的可識性結構。從而達到既能簡易快速書寫又能通俗易懂的實用目的。便于文字信息的流通交換。另外，行書具有緊粘其他書體的特點。所以孫過庭《書譜》說︰"趨勢變適時。行書為要"。行書萌發于兩漢,成行于魏晉。至東晉產生了以二王為代表的具有高度藝術典範性的行書風格。南北朝至初唐書壇，是籠罩在二王行書風格藝術氛圍之中的。唐朝中期至宋顏真卿行書開一代新風。此後宋代的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均受其影響。元至明中葉。無論是趙孟還是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均在晉唐書風中佔據一席之地。明代晚期限至清朝是行書發展的飛躍階段。其特點︰一是出現了帶群體性質的具個性化的行草書家。二是在碑學思潮影響下出現了用北碑筆法寫行書的風格。前者是一種"尚勢"書風。後者是民間碑書體風格。行書是楷書的快寫，相傳始于漢未。它不及楷書的工整，也沒有草書的草案。行書中帶有楷書或接近于楷書的叫做"行楷"；帶有草書或接近于草書的叫"行草"。
草書以雄渾奔放的氣概、縱橫捭闔的筆姿和恣肆浪漫的勢態而為世人看重。唐呂總《續書評》雲︰‘張旭草書，立性顛逸，超絕古今。‘宋蘇軾《東坡題跋》載︰‘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為神逸。‘宋米芾《海岳書評》石︰‘張旭如神糾騰霄，夏雲出岫，逸勢奇狀，莫可窮測。‘明項穆《書法雅言》︰‘其真書絕有繩墨，草宇奇幻百出不逾規矩，乃伯英之亞，懷素豈能及哉。‘清劉熙載《藝概》雲︰‘韓昌黎謂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此語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闔闢而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古詩四帖》集中體現了張旭草書的風格特點。通篇布局大開大合，大收大放，在強烈的跌宕起伏中，突現了雄肆宏偉的勢態。此帖行文酣暢淋灕，似‘赤驥白？，一駕千里‘頗有咄咄逼人之勢。其字形變幻無常，縹渺無定，時而若狂風大作，萬馬奔騰；時而似低昂迥翔，翻轉奔逐，充滿著‘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的變化，這是藝術家豁達瀟灑、真誠率意的品格特征的直接映現。
在用筆上，此帖圓轉自如，含蓄而奔放，隨著感情的渲泄，筆致似有節奏地忽重忽輕，線條或凝煉渾厚，或飄灑縱逸，濃墨處混融而富有‘屋漏痕‘般的質感，枯筆處澀凝而極具‘錐劃沙‘般的張力，點畫與線條的合諧組合，構成了一幅自然生動、雄偉壯闊的畫卷。可以這說《古詩四帖》不啻是狂草書法藝術中的一件撼人心魂的經典作品，而且也是浪漫主義藝術風格中的一曲蕩氣回腸的交章。
中華漢字，各具特長，正與中華武術相得益彰，岳陽老人在潛心鑽研書法和武功的同時，並積極的將二者結合，這與清君的《書劍三十六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岳陽老人要比清君早了一個世紀，甚至說還要長。
所以說英雄所見略同，殊途同歸，不管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都是自然規律的體現，如果不能做到天地人合一，再好的招式也是一個花架子，不堪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