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的出現尋根溯源，當自西漢時期初顯端倪。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日益成熟，為其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各地都涌現出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同時，漢初的「任子」「貲選」，之後實行的察舉制度和太學制度，使地主階級入仕門徑也比過去寬廣多了。特別是儒學定于一尊後，封建政府以儒家的經籍、禮法（或曰「德行」）取士逐漸成為定制。經籍成為人們世代研究的家學，禮法也成為某些人家的不變家風。這樣，一部分地主富室與儒術禮法結合起來，「經明行修」，就可以累世做官，從而形成門閥地主。世襲為官的門閥，到東漢中葉開始更加普遍。弘農楊震一家，以習歐陽《尚書》四世皆為三公；汝南袁氏一家，以習孟氏《易》四世有五公；在地方上，也有一批時代世代為州郡縣僚佐而牢牢控制地方政治的地位較低的門閥。但是，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所謂「天人合一」、「三綱五常」之說都是體現了以皇權為中心，也就是說此時的世家大族都是依附于皇權而尋找各自的利益（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還有「君權神授」說等也是對他們思想的鉗制，體現了皇權的強大。而世家大族勢力的鞏固以至于控制政權，則是自東漢末年紛爭時代開始。不過並不是紛爭割據就會出現門閥政治。首先國家未安定，政局混亂，士族難以發揮權力，即使在相對統一的各地區，有所謂權臣或宦官專權，但是以皇權為根基，例如曹操也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借皇權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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