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狂瀾 第二十二章 納士

作者 ︰ 蕭聲煮酒

陳其昌沖撞劉飛揚的話使劉洪恩大為惱怒,他對陳其昌怒道︰「放肆,什麼趨炎附勢、崇洋媚外,我家大人在南方殺敵的時候你還在這錙銖必較與洋人的做生意呢。不要以為留了洋就了不起了,不就這個假洋鬼子嗎。我家大人看你還是有用之才和你才不恥下招,怎麼還真當自己是個人物了。」

劉飛揚冷看旁觀著了陳其昌,見他面色赤紅卻欲辯無言。不過旁邊的人看不過去了,這些人多和陳其昌一樣是留學回來,劉洪恩訓叱陳其昌的話他們也感如芒在背,听的很不舒服。一人喝道︰「不要以為面對面的與法國人打就是戰,我等與法國人在經濟上角逐亦是為國效力。」

「說的好,與洋人在各方面的角逐都是報效國家。」劉飛揚開口贊道。「這次風波亦是各國洋人的掀風作浪所以我們要團結起來,變害為利,因此我請陳丈夫和各個經濟大才前往上海衙門議事。陳丈夫、諸位此不但是為國前途計也是為民生計而想,陳丈夫說朝庭官員只會趨炎附勢、崇洋媚外此話我不敢苟同,但朝庭官員卻與經濟一途有所欠缺,所以來請丈夫和諸位大才。還望諸位摒棄成見,同心協力,或許我等能挽此金融之狂瀾。」

他們都愣住了,對于劉飛揚的話若有所思。只是成見已深,對于朝庭的官員的種種不良之行見多聞多,今見劉飛揚如此反倒不理解,以往要是沖撞了朝庭的官員,這些人不說睚眥必報也定是怒氣沖天如何還能反贊他們。

陳其昌一抱拳道︰「小可不才惹惱了大人,不知大人尊姓大名。」

「劉飛揚。」

上海乃是信息通達之地,中法之戰時報紙上是日日登載,劉飛揚的大名是時日日在其上。眾人一听此名不由為之一驚,陳其昌忙問︰「你是那個擊斃孤拔的劉飛揚?」

「正是在下。」

眾人慌忙恭身敬禮,陳其昌道︰「不知是大人光臨有失遠迎還望恕罪,早知是大人宣召我等,那是定去衙門侯著。明日我叫上幾個相知去衙門听侯。」

劉飛揚笑道︰「那多謝陳丈夫了,明日我在衙門掃榻相迎。」

此時一隊巡捕入得俱樂部,一人大叫道︰「是誰這里鬧事?」

劉飛揚回過頭一瞧,領頭的是一個舊相識,那日初到上海在法租界里砸了洋人的牌子時就是這個探長把他帶到領事館的。

那個探長一見劉飛揚,忙把還出口的話噎了回去。原來那跋扈的樣子立即變成一付笑臉,湊上前去道︰「喲,是大人啊,怎麼來租界也不通知一聲,我等好去相迎。」之後就變了臉對身旁的眾人道︰「你吃了熊心豹子膽了,敢對劉大人無禮。」

劉飛揚阻住他說︰「沒事,我們開玩笑呢,這些都是朋友。」

「都大人的朋友啊,那沒事我等就離開了。」那探長想趕緊離開,法國的領事都對他客客氣氣的,自己一個小小的探長哪惹的起,惹不起那就趕緊躲。

劉飛揚卻道︰「我正好也要離開,這法租界我不太熟就勞煩你送我們出界吧。」

探長苦著臉卻也只好答道︰「能送大人是我的榮幸,大人請。」

劉飛揚對眾人一拱手轉身和劉洪恩離去,眾人一起送到門口。探長叫一頂轎子,劉飛揚坐上去,巡捕在前開道,眾人看了心嘆不已。何時有朝庭的官員能在租界有此等待遇,此在上海又是一道佳話。

次日,陳其昌和另外五人一早就來到上海縣衙求見劉飛揚。劉飛揚早有吩咐,門房直把他們帶入劉飛揚的書房,劉飛揚已在此等侯。

劉飛揚一見陳其昌到來,一把扶住正要下跪的他。「丈夫,諸位我這里沒有那套煩索的規矩,你們都是留過洋的,以後我們行洋禮握手即可。」他不禁一愣,還從未听過大清的哪位大人會和本國人握手的,他們又對劉飛揚高看了幾分。

「諸位請坐,陳丈夫還請介紹一下諸位仁兄。」

陳其昌一一指著五個與他同來的介紹道︰「這位張力才和我是同窗,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經濟學。這位趙于善是美國耶魯大學的,學的是工程學。這位鄭必成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的也是經濟學。這位吳信鋒也是在英國的,是康橋大學的,學的也是經濟學。這位是楊尚鑫是在法國巴黎師範大學學習的,學的是政治經濟學。」

五人起身同聲說到︰「參見大人。」

劉飛揚連聲說︰「坐,坐。諸位都是世界著名大學的高才生,與諸位比起來我只是在福州船政局學過幾年,而且還沒有畢業。慚愧、慚愧。」

陳其昌連忙道︰「我等雖然痴長幾歲又多讀了幾年的書,可和大人的行事比起來,應該是我們慚愧。」

劉飛揚搖搖手說︰「過去的事就不提了,我這人喜歡直來直往、開門見山。這次請諸位來就是因為上海的經濟危機還在加繼之中,恐怕還在繼續而且還有加深的趨勢所以要與諸位研究一下如何才能化解危機,避免經濟繼續惡化,挽此危救國難。」

諸人見劉飛揚並不煩索,幾句就開始奔主題這與洋人是一派作風,他奇怪怎麼大清的學堂會培養出這樣一個與從不同的人。但他們都從國外出來的人對這樣的行事倒是合他們性格。

陳其昌首先道︰「我們也研究此次上海發生的金融風潮許久,認為歸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點︰

首先,股市的驟起驟落與洋務民用企業自身的弊端不無關系。大清公司的股份制發展,帶著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其開設公司主要是學習西方的近代公司制度,但是卻僅僅學習了西方公司制的形式、皮毛,沒有學習其章程。遂導致公司制度在西方「有利無弊」,而在大清「有弊無利」。這並不是公司制度有害,而是創辦公司的人不善于辦理公司事務造成的潛在危險。同時,由于洋商、洋行和洋人的銀行對上海金融市場的操縱,洋務民用企業也一定程度上受列強勢力的牽制。

其次,商民在股票買賣中的投機行為也是此次股市風潮的一個重要原因。股票這種新的經濟手段幾乎剛為商民接受,就被當作一種投機手段,而股市也成為當時上海金融投機的一個重要場所。商民買賣股票時並不在意公司的經營狀況,因為「股票轉售,其利已屬不貲」。他們日日探听股份漲落之消息,但並不關心公司所辦之事成效如何。股票幸而漲價,持股者不問其何以漲也,得價便售;買入股票的人,也不是希望成為公司的股東,而是因為該公司的股票飛漲,將來必有騰貴之時,所以買入以期日後獲利。去年清法開戰,隨之而來的金融和經濟風波則使上海股市很快陷入全面的危機之中。

再次,上海股市風潮與大清公司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等弊端不無關系。

第四,就是官利,雖然對上海股市的高漲暴跌未起到關鍵性作用,但「官利必付」這種富于我國之特色的商業習慣對大清公司制度建設產生的不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大清,產業資本受制于商業資本是造成大清實業投資領域「官利」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促成後者的社會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場。而另一方面,官利制度又加深了民眾對股票投資的債券性要求。官利必付、官利先付即持股人不問企業盈虧,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領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載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為公司企業經營運作中必須遵循的一項原則。企業初創階段,一般資金緊張,經營困難,「官利必付」作法無疑極大地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難度。而為支付官利不得不移用股本或高息借貸,對企業來說,更無異于挖肉補瘡、飲鴆止渴,嚴重削弱了企業的自我發展能力。」

陳其昌侃侃而談,見劉飛揚不斷點頭還用筆在紙上寫著但他和五位都不相信劉飛揚真的能听懂這一大段雖然已盡量簡白但還是較專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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