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殿俊、鄧孝可等人在川漢鐵路股東大會門口開始散發鉛印的《川人自保商榷書》，後以傳單形式多方散布，內稱︰「今因政府奪路劫款，轉送外人，激起我七千萬同胞幡然覺悟。兩月以來，其團結力、堅韌力、秩序力，中外罕見。」並呼吁全省「各廳州縣城議事會集議，選定殷實精壯子弟多至百人，少至六十名，作為臨時團丁，分批輪訓，駐官署官局，以便保護。」民主黨立憲派人士打算利用當前民憤，繼續向地方官員和朝廷施壓，以迫使其讓步。
3月2日在致內閣的電文中趙爾撰仍舊力主協商解決︰「此事非和平集激烈，如朝廷準歸商辦，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壞；如不準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能臆計。至全國受其牽動，尤為爾撰所不敢任咎。」在這里，趙爾撰已經意識到四川事件有波及全國的危險性。
但是在實際應對中，總督沒有再堅持和平解決的辦法。3月7日，保路同志會代表率同數萬人赴總督府陳請阻止端方入蜀，「趙督未允代表，眾即言詞激烈眾即言詞激烈，趙督當場喝令狙擊」，並拘捕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川路公司股東會長顏楷、張瀾，保路同志會會員鄧孝可等9人，憤怒的商民潮水般涌向總督府，要求釋放蒲、羅諸人，趙爾撰下令對商民開槍，屠殺「若干人，並以騎兵沖突人叢，死傷頗多」，制造出駭人听聞的「成都血案」。
事發當日，國民黨成會員龍鳴劍立即潛出城外，與其他同盟會員裁出木片數百，書上「趙爾撰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軍速起自救自保」，並將之投入錦江水中，順流而出，一日不到，川西南民眾聞訊，同盟會及其影響下的哥老會立即發動了同志軍起義——3月8日，武裝起義的槍聲首先在成都打響，同志軍大起義由此引發。
巴蜀大地風雷激蕩。
民主黨等立憲派人士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恢復局勢，蒲殿俊、羅倫等人在總督府與趙爾撰進行了緊急磋商，最終總督以「對于匪事絕無干涉」為由將他們釋放。他們立即發出《哀告全川伯叔兄弟》書，稱武裝暴動是社會的「禍毒」，規勸同志軍放下武器，息事歸農。但是局勢已不在立憲派的掌控之中，他們的聲音完全被淹沒。
對于載方的延宕不前，政啟極端憤怒，遂舍近求遠，于3月23日讓遠在武漢的岑春 帶兵入川應對，諭稱︰「湖廣總督岑春 ，威望素著，前任四川總督，熟悉該省情形。著即前往四川，會同趙爾撰辦理剿撫事宜。岑春 向來勇于任事，不解勞瘁，即著由武漢，即刻啟程，毋稍遲延。」
這個決議，是處理四川保路風潮過程中清庭最為明智的一次選擇。朝廷之所以起用岑春 入川，是因岑任四川總督期間，政績卓著，于商民中頗有威望。川籍京官紛紛致電岑春 ，表達了對他入川的支持，希望岑春 能力挽狂瀾，「上紓朝廷之憂，下拯川民之厄。」因四川局勢發展的方向超出立憲派的原來的計劃範圍，對于岑春 的入川，重慶商民、團體更是屢次向其發出請求電文︰「岑帥奉命入川，群情歡躍，••••••懇設法急解川危」，更有「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雲霓，無論如何必當力疾一行，以慰川民」的懇切之言。
但是趙爾豐在這個時候卻極力反對岑春 入川，以「岑並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發寄告示，指授機宜，並不與督臣會辦」為由不予合作。趙爾撰之所以采取這樣的態度，一來是出于私利，不願落得王人文同樣的下場，終被朝廷棄用；二來他也許存在僥幸心理，認為自己還有可能處理危機。
而在赴川途中的載方本就與岑春 有政見和利益之分，加之此次岑領旨入川，而旨中又撇開載方不提，載方更是悻悻不安。
事態緊急之時，不但朝庭各機構沒能協調一致商討出穩妥的處理辦法，即使得出權宜之計，派素有威望的岑春 入川處理，也未能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如此一來，平息四川武裝起義，清庭喪失了最後一次機會。
各地紛紛起而響應成都起義，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整個巴蜀大地。3月28日，由國民黨成員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政權——榮縣軍政府成立，為保路運動向何處去指明了發展方向。隨後，四川各州縣相繼獨立，建立軍政府。趙爾撰在早期進行「改土歸流」等少數民族改革政策時，雖政績頗豐，對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作出了貢獻，但其強硬政策也引發了少數民族人民的不解和反抗，加之上層階級從中挑撥，此時又受同志軍武裝起義影響，遂之引發四川境內羌藏人民激烈的反清斗爭。
大清帝國的統治在四川被撕開了一個大大的口子。
革命黨在四川的起義牽制了清廷大量兵力，為劉飛揚率新軍起義乃至勝利都提供了有利條件和有力支援。
為了鎮壓日趨激烈的四川起義，清政府慌亂中從粵、鄂、湘、黔、滇、陝等六省調集大批新軍部隊入川助剿，削弱了這些省的軍事力量。在奉調入川的六省軍隊中，尤以湖北兵力最多、槍械最精，有載方先率軍的湖北第三十師第二旅，後由岑春 率兵的第三十師第一旅第一、二團，計5000余人，毛瑟槍4000余枝，另有軍需輜重若干。這就為湖北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大大減輕了軍事上的壓力，武漢起義也正是在此條件下爆發並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07年4月11日，即武漢起義的第二日，湖北革命政府成立。
清庭的鐵路國有政策最終失敗了，清王朝也引火燒身，隨之崩潰。
「新政」期間所推行的鐵路國有政策，一方面使劉飛揚和革命派找到了合作的共同契機，在事實上的組成了反對朝庭的聯合陣線。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派鼓動的保路運動，瞬息之間席卷了長江中游各省，徹底使政啟的統治亂了陣腳。朝庭對全國政局的控制力度之弱昭然若揭，「氣數將竭」的聲音傳遍了大江南北。
「大革命」無疑是晚清多種社會矛盾與清庭昏聵統治醞釀多年的必然結果，也是由于政啟的「控馭無方」，才使它來得既顯得突兀，又帶有某種「戲劇性」的色彩。最重要的是劉飛揚在暗中支持革命派的行為，同時挑起民眾與朝庭之間的矛盾，使清王朝在短短兩三年之間，「新政」改革的局面被徹底毀壞、清庭的統治構架便全體潰崩。
第二百三十七章風起四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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