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狂瀾 第二百三十七章 風起四川(二)

作者 ︰ 蕭聲煮酒

蒲殿俊、鄧孝可等人在川漢鐵路股東大會門口開始散發鉛印的《川人自保商榷書》,後以傳單形式多方散布,內稱︰「今因政府奪路劫款,轉送外人,激起我七千萬同胞幡然覺悟。兩月以來,其團結力、堅韌力、秩序力,中外罕見。」並呼吁全省「各廳州縣城議事會集議,選定殷實精壯子弟多至百人,少至六十名,作為臨時團丁,分批輪訓,駐官署官局,以便保護。」民主黨立憲派人士打算利用當前民憤,繼續向地方官員和朝廷施壓,以迫使其讓步。

3月2日在致內閣的電文中趙爾撰仍舊力主協商解決︰「此事非和平集激烈,如朝廷準歸商辦,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壞;如不準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能臆計。至全國受其牽動,尤為爾撰所不敢任咎。」在這里,趙爾撰已經意識到四川事件有波及全國的危險性。

但是在實際應對中,總督沒有再堅持和平解決的辦法。3月7日,保路同志會代表率同數萬人赴總督府陳請阻止端方入蜀,「趙督未允代表,眾即言詞激烈眾即言詞激烈,趙督當場喝令狙擊」,並拘捕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川路公司股東會長顏楷、張瀾,保路同志會會員鄧孝可等9人,憤怒的商民潮水般涌向總督府,要求釋放蒲、羅諸人,趙爾撰下令對商民開槍,屠殺「若干人,並以騎兵沖突人叢,死傷頗多」,制造出駭人听聞的「成都血案」。

事發當日,國民黨成會員龍鳴劍立即潛出城外,與其他同盟會員裁出木片數百,書上「趙爾撰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軍速起自救自保」,並將之投入錦江水中,順流而出,一日不到,川西南民眾聞訊,同盟會及其影響下的哥老會立即發動了同志軍起義——3月8日,武裝起義的槍聲首先在成都打響,同志軍大起義由此引發。

巴蜀大地風雷激蕩。

民主黨等立憲派人士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恢復局勢,蒲殿俊、羅倫等人在總督府與趙爾撰進行了緊急磋商,最終總督以「對于匪事絕無干涉」為由將他們釋放。他們立即發出《哀告全川伯叔兄弟》書,稱武裝暴動是社會的「禍毒」,規勸同志軍放下武器,息事歸農。但是局勢已不在立憲派的掌控之中,他們的聲音完全被淹沒。

對于載方的延宕不前,政啟極端憤怒,遂舍近求遠,于3月23日讓遠在武漢的岑春 帶兵入川應對,諭稱︰「湖廣總督岑春 ,威望素著,前任四川總督,熟悉該省情形。著即前往四川,會同趙爾撰辦理剿撫事宜。岑春 向來勇于任事,不解勞瘁,即著由武漢,即刻啟程,毋稍遲延。」

這個決議,是處理四川保路風潮過程中清庭最為明智的一次選擇。朝廷之所以起用岑春 入川,是因岑任四川總督期間,政績卓著,于商民中頗有威望。川籍京官紛紛致電岑春 ,表達了對他入川的支持,希望岑春 能力挽狂瀾,「上紓朝廷之憂,下拯川民之厄。」因四川局勢發展的方向超出立憲派的原來的計劃範圍,對于岑春 的入川,重慶商民、團體更是屢次向其發出請求電文︰「岑帥奉命入川,群情歡躍,••••••懇設法急解川危」,更有「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雲霓,無論如何必當力疾一行,以慰川民」的懇切之言。

但是趙爾豐在這個時候卻極力反對岑春 入川,以「岑並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發寄告示,指授機宜,並不與督臣會辦」為由不予合作。趙爾撰之所以采取這樣的態度,一來是出于私利,不願落得王人文同樣的下場,終被朝廷棄用;二來他也許存在僥幸心理,認為自己還有可能處理危機。

而在赴川途中的載方本就與岑春 有政見和利益之分,加之此次岑領旨入川,而旨中又撇開載方不提,載方更是悻悻不安。

事態緊急之時,不但朝庭各機構沒能協調一致商討出穩妥的處理辦法,即使得出權宜之計,派素有威望的岑春 入川處理,也未能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如此一來,平息四川武裝起義,清庭喪失了最後一次機會。

各地紛紛起而響應成都起義,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整個巴蜀大地。3月28日,由國民黨成員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政權——榮縣軍政府成立,為保路運動向何處去指明了發展方向。隨後,四川各州縣相繼獨立,建立軍政府。趙爾撰在早期進行「改土歸流」等少數民族改革政策時,雖政績頗豐,對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作出了貢獻,但其強硬政策也引發了少數民族人民的不解和反抗,加之上層階級從中挑撥,此時又受同志軍武裝起義影響,遂之引發四川境內羌藏人民激烈的反清斗爭。

大清帝國的統治在四川被撕開了一個大大的口子。

革命黨在四川的起義牽制了清廷大量兵力,為劉飛揚率新軍起義乃至勝利都提供了有利條件和有力支援。

為了鎮壓日趨激烈的四川起義,清政府慌亂中從粵、鄂、湘、黔、滇、陝等六省調集大批新軍部隊入川助剿,削弱了這些省的軍事力量。在奉調入川的六省軍隊中,尤以湖北兵力最多、槍械最精,有載方先率軍的湖北第三十師第二旅,後由岑春 率兵的第三十師第一旅第一、二團,計5000余人,毛瑟槍4000余枝,另有軍需輜重若干。這就為湖北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大大減輕了軍事上的壓力,武漢起義也正是在此條件下爆發並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07年4月11日,即武漢起義的第二日,湖北革命政府成立。

清庭的鐵路國有政策最終失敗了,清王朝也引火燒身,隨之崩潰。

「新政」期間所推行的鐵路國有政策,一方面使劉飛揚和革命派找到了合作的共同契機,在事實上的組成了反對朝庭的聯合陣線。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派鼓動的保路運動,瞬息之間席卷了長江中游各省,徹底使政啟的統治亂了陣腳。朝庭對全國政局的控制力度之弱昭然若揭,「氣數將竭」的聲音傳遍了大江南北。

「大革命」無疑是晚清多種社會矛盾與清庭昏聵統治醞釀多年的必然結果,也是由于政啟的「控馭無方」,才使它來得既顯得突兀,又帶有某種「戲劇性」的色彩。最重要的是劉飛揚在暗中支持革命派的行為,同時挑起民眾與朝庭之間的矛盾,使清王朝在短短兩三年之間,「新政」改革的局面被徹底毀壞、清庭的統治構架便全體潰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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