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謊言要是重復了一百遍，就能讓人相信那是真的。聯想到今天民國時期歷史題材影視作品的以訛傳訛，以及網絡上的人雲亦雲，以及地灘「紀實」作品中的無中生有，于是還真得承認，歷史上本來不是這麼回事的事，說的人多了，也便讓人認為就真的是這麼回事了。
一些反映民國時期軍旅戰爭的影視和「紀實」作品越來越多起來，與之成正比的，是喜愛這類題材的者和觀眾也多起來。然而，更多的歷史愛好者或一般的觀眾，更願意坐在自家沙發上從電視上了解和欣賞歷史。這是應該的享受，現代化的傳媒給我們提供了這麼優越的條件，我們理當享用它，你總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象我等這幫發燒友一樣沒事就帶著兩個面包外加一瓶礦泉水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冷清的檔案館里去翻那些堆了許多灰的原始檔案吧。但遺憾的是，許多有意或無意地擔負著給大眾傳播歷史知識的寫手、編導們，也不願意穿越時空到歷史的層面去調查走訪，不願意去花精力翻查那些塵封著的原始檔案，他們創作的素材更多的也主要來自地灘「紀實」與前人所拍的影視作品，再加上自己想當然的臆造，于是，一部新編歷史劇便誕生了。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是編導與寫手們對大眾市場的評估，觀眾喜歡怎麼看就怎麼拍、者喜歡怎麼看就怎麼寫。于是這樣產生出來的新作，便越來越歪，越來越背離真正的歷史。
在這一類作品中，最不好的傾向，是以今天的善惡美丑標準或全憑個人好惡去改造古人，強迫古人跟著今天的人們趕時髦，結果弄的是驢唇不對馬嘴。
美與丑，時髦與俗套，在不同的年代，是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標準的。比如明清時期盛行的三寸金蓮，用當時人們的眼光對比今天我們的眼光，就發生完全顛倒的評判結果。但有些寫手與編導，卻不管這一套，用一句藝術要符合時代審美標準作托詞，硬要安排古人按照今天的時尚追風。比如男女作風問題，這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前，它絕對是一個最最遭人唾棄最最讓人抬不起頭來的問題，但在今天，它似乎已是一個男人成功與風光的標志，所以《狼毒花》一類的作品就用其對主人公大肆渲染；比如「同志們」與「弟兄們」的稱呼，在民主革命時期，前者代表的是一種時尚，而後者代表的是俗套，但今天似乎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听膩了「同志們」的年青人似乎感覺「弟兄們」更有人情味，于是李雲龍、谷子地等才會口口聲聲地高喊「弟兄們」；比如我軍的指導員、政委等政工干部，在堅持黨指揮槍這一原則的戰爭年代，是比同級軍事干部更紅更牛的角色，而在經歷了極左浩劫以後的今天，人們似乎對政工干部產生了某種抵觸，因而影視中的政工干部要麼被回避掉，要麼被描寫成只會賣狗皮膏藥的政客，要麼被表現為同級軍事干部的附屬。
各個不同時期用不同軍隊派系所用的槍械、軍裝、稱謂等非主題的元素，在今天的影視與「紀實」中，就更是可以隨便扭曲肆意強*奸的重災區，不僅商業片戲說片如此，就連中央台黃金檔熱播的主旋律，就連列為重點工程的大片，也一片狼籍，令人慘不忍睹。不信你看吧，《長征》這樣的史詩片中能讓三十年代的紅軍使用五十年代的槍械；《大決戰》這樣的重點工程片中能讓國民黨軍穿上壓根也沒穿過的美英式軍服；《西安事變》這樣熱播的電視劇中能讓當年作為貶意的「少帥」變成美稱……真正讓人無語了。
那些「紀實」寫手和那些時髦導演們，或看重了票房市場的厚利，或拘于史學功底的淺薄，那麼他們借著一句藝術是可以虛構的這樣一個萬能檔箭牌如此戲說臆造也就罷了，可一些貌似嚴謹的「主旋律」也有這樣的傾向，也跟著他們一起起哄叫好，就愈來愈加重了這種以訛傳訛的惡果，就不能不說是對歷史的褻瀆了。
誠然，藝術總要虛構，總要顧及當代人對美的欣賞視角，但這虛構是要有個框框的，突破了這個框框，就不是能夠允許的了。象我上面舉的例子，顯然已經遠遠超越了藝術虛構的原則。
歷史可能並不浪漫，它有許多讓我們遺憾的東西，有許多是我們不喜歡的東西。比如**軍隊戰爭年代政委說了算的問題，比如**歷史上左的言論與行為問題，比如以農民為主體的解放軍官兵的審美情趣問題，這些可能都是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年青人所不喜歡的。但歷史已經發生了，它就是那麼回事，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它不會因我們的好惡而改變；不管它合理不合理，應該不應該，對也好，錯也好，它已經發生了，它只能告訴我們以後如何去借鑒，而我們卻無權去更改已經發生了的歷史。
我曾向一些編導演提出過一些人物身份語言等方面的失實和不妥之處，可人家更是理直氣壯︰您說的也許對，可我們得考慮多數觀眾的欣賞習慣，或者說的**一點，我們得考慮票房呀，劇組這麼多人就等著這個吃飯呢。人家都這麼說了，那我就更不好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了。
不能不承認的是，盡管這一類喜歡戲說和臆造的創作者在面對批評時總要說一句「我這只是一部藝術作品，沒要求大眾把它當正史」，盡管多數的大眾也沒能從顯意識中認識到這樣在隨隨便便的欣賞之中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教育意義，但它實際所產生的影響與效果，卻是相當嚴重的，這就不能不令人擔憂了。
因為這個擔憂，便常想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用最簡單最讓人願意接受的方式糾正這些被誤的歷史，還原歷史真相。想來想去，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也許很粗淺，也許都是一些非主題的旁枝末節，但絕對沒有半點虛構；不敢奢望能討人喜歡，不敢奢望能起到多大作用，只想盡一點責任，盡一點歷史愛好者的良心。
稱兄道弟的荒唐
記不得是哪部電影了，好象是《開國大典》吧，片中杜聿明與傅作義在北京會面，傅稱杜「光亭兄」，而杜也稱傅「宜生兄」，此稱對于二人來說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記不起名字的電視劇中則有一鏡頭，是張治中與戴笠並肩而行，戴竟然對張稱「文白兄」，簡直就是胡說八道了。
國民政府時期，與當時社會習俗一樣，同輩將領之間在社交和書信中往往稱兄道弟，即在稱呼對方時，在其字或號之後加「兄」字，以示尊重，而並不考慮雙方的年齡大小。從一些**將領的來往信件、日記和回憶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如稱何應欽「敬之兄」，稱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這種稱呼有個條件，即對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輩或比自己輩份稍低一些的軍人，對于輩份高于自己的軍人或者直接的長官，就不能使用這種稱呼了。這在半封建的舊中國和注重論資排輩的，是絲毫也不能亂的。
稱兄道弟的場合和適用的對象，從本義上講並不難理解，之所以鬧出上述的笑話，多半是我們的一些編導對**軍人的斷代以及具體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夠熟悉的緣故。
那麼，**軍人該如何斷代呢?
在國民政府時期，從縱向區分，**將領大致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蔣方震、閻錫山、程潛、陳儀等。這一代軍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裝起義的中堅，主要活躍于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北伐完成後，仍舊活躍于軍事舞台者，已為數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軍校的軍人為主，其代表人物有顧祝同、張治中、陳誠、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漢謀、劉文輝、王天培、傅作義、楊愛源、劉多荃、秦德純等，這一代軍人，在國民政府時期各個派系中都有廣泛的分布，將星最為眾多，從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到大陸解放，一直是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號稱「天子門生」的黃埔學生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黃維、王耀武等。自北伐戰爭開始，逐漸形成一支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但其分布面則較窄，主要服務于中央軍，在所謂的「雜牌軍」如東北軍、西北軍、晉軍中，則基本上未能滲入。
保定軍校的前後八任校長中，有五任校長出身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以下的教育長、各兵科科長、教官等，也多數以士官生擔任。而黃埔軍校的教官、隊長則絕大多數出身保定軍校。就因為這層關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黃埔生形成了較明晰的三個斷代。再加上那時還殘留有「認門生」的習俗，故不管是不是在軍校授過課，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輩學生自稱，上一代也有這個心理，只是多數不流露于表面。影片《開國大典》中，傅作義有一句台詞︰「**是我的晚輩……」，不管這句台詞出自傅作義之口是否符合傅的為人（我本人感覺不符合傅的謙遜之風），它所道出的其實就是傅、林分別出身于保定、黃埔這麼一層關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時，傅稱奉軍將領于國翰為老師，卻是有據可考的事實，而它所闡釋的，也是于國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義高一個輩份的原由。
當然，除上述三所軍校外，也還有大量其他軍校的畢業生，不好一一斷代，但也有著前後輩份的關系，就只能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
構成這種代差的將領之間的稱謂，大抵有三種情況。一種是，沒有直接的隸屬與師生關系，或者雖有隸屬關系，但職級相差不大時，資深者對資淺者稱之以兄，以示謙虛，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過來，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時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餃蔣命去了前線，于是蔣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時給白發一電報，有「使兄嫂不得相見，此中正之過也」的詞句。以當時蔣白二人的出身資歷和任職來說（蔣出身保定協和陸軍速成學堂，白出身于保定軍校），蔣稱白及夫人為兄嫂是符合當時的社交習慣的，但反過來，如果白也稱蔣為「介石兄」的話，就是大大的不尊了。還說北平傅作義與杜聿明會面時二人之間的互相稱謂，以當時傅、杜二人的職務來說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後者出身于黃埔，二人又屬于不同的軍系，傅作義稱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過來如果杜聿明也稱傅作義「宜生兄」，就是沒大沒小，有悖倫理了。實際的情況是，當年杜聿明在北平見傅時，對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稱的。
第二種情況，是雙方屬于同一派系集團，又有深遠的上下級關系或者師生關系，便都不宜稱兄道弟了。比如張治中與戴笠之間，就不適宜如此稱呼。因為作為長者的張治中要是這麼稱，就顯的掉價了；而作為晚輩的戴笠要是這麼稱，則是明顯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職業的關系，使的這位黃埔六期的小學弟在他死後的幾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實際上，戴的資歷和地位在當時的**將領中是很低的，而且，雖然其生性殘虐，外表卻十分的虛偽和謙恭，並不象有些文學作品中描寫的象是個小流氓一般。抗戰時有一次陳誠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任上與戴笠談話，一個多小時里，陳或坐或踱，而戴則一直以立正姿勢听訓和答話，對陳則一口一個「老師」叫，而以「學生」自稱。其實戴還長陳一歲，戴在黃埔做學生時，陳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為保定和黃埔的輩份關系，戴才稱陳做老師的。張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資歷在陳之上，且戴在黃埔受訓時，張正好是以黃埔軍校教育長的身份主持校務，代行校長職權，二人的師生關系是再明確不過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膽也斷斷不敢在乃師面前稱兄道弟的。那麼，戴能不能稱張「文公」呢？也不行，戴笠與張治中的關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與傅作義的關系，他只能稱張的官職或者稱老師。那部電影中的導演愣是安排戴對張治中稱「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種情況，是雙方同屬于一個派系，又在一個單位，但後來者居上，黃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級。構成這種關系的，在當時也不在少數，如胡宗南與裴昌會、王耀武與施中誠等，這種情況下，如果職級相差不大，多數便以同輩相待，可以互相的稱兄道弟了。
與稱兄道弟共同使用的，還有向對方稱「弟」和稱「公」兩種，但遠不如稱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兩種情況下使用。一種是對方資歷明顯低于自己，為示謙虛或借重時使用。如在忻口戰役時，黃埔學生李仙洲負傷，蔣給李電報，「仙洲吾弟，，，，，，希安心養傷，並將每日傷情告吾，以免掛念不安」。蔣以校長之尊，稱自己學生為「吾弟」，可見其用心良苦。
還有一種情況，則是換了貼子的把兄弟之間，年長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稱對方時使用。張自忠留給馮治安的絕筆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稱呼，蓋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關系。徐州會戰時，張自忠曾給樊松甫捎去白蘭地若干瓶，並捎話︰「哲山弟好飲……望他少喝」等句。對比張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資歷，單憑張對樊以「哲山弟」的稱呼，便可斷定二人必定存在著結拜關系，用不著考證。
至于社交中稱「公」的，只適宜對少數位高權傾、資深望重者。同一輩份的人可以使用，輩份稍低的且沒有直接的隸屬和師生關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稱兄時不同的是，稱「公」時，一般是選字中的一個加上「公」字來稱，如稱李宗仁「德公」，稱李濟深「任公」，稱程潛「頌公」等。
因這里主要討論高級將領之間非正式場合的社交稱呼，至于輩份相差太懸殊的，比如某個上將與某個校尉級軍官，上面所說的便不適用了。對于正規場合該怎麼稱呼也不在此多說，也沒什麼說的。
上面所說的只是一般的情況，對某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絕對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種情況下，也會因雙方之間關系的遠近、善惡和個人性格、修養以及當時心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就要求我們的編導們應該盡可能多地掌握民**人的出身與社交關系，才不會鬧出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