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沿海地區民族工業大規模內遷。這些廠家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慘淡經營，支援抗戰，為大後方的軍需民用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1939年國民政府確立「國營為中心」的戰時經濟體制後，民族工商業飽受重稅、征購、限價、管制、高利貸等的盤剝壓迫，加上物價飛漲、貨幣貶值、投機囤積猖獗等原因，瀕于崩潰邊緣；孔、宋等權貴資本憑藉政治特權，肆意摧殘吞並民營企業。
當時那一代民營企業家，多是為「實業救國」理想奮斗的有識之士。他們先後組織了遷川工廠聯合會、全國工業協會、國貨廠商聯合會、西南實業協會、戰時生產促進會等五個工業團體，為爭取民族工業生存和發展，亟謀自救之道。
我的父親章乃器曾是一位銀行家，第一家華商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征信所。1939年以後，他在重慶經營實業，是遷川工廠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也是重慶商圈「星五聚餐會」的活躍人物。他和吳蘊初、胡厥文等工業家都認為，民族工商業的困境，不僅關系到工業界本身，而且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和中國工業化的前途。章乃器提出︰民族工業現有基礎必須保存，必須發展，否則戰後欲圖重振旗鼓，更非易事。……為了挽救民族工業的危亡，工業界自己應該設立一個研究所，為民族工業從事調查研究，宣傳呼吁，仗義執言，指出阻撓民族工業發展的反動勢力和錯誤政策，減輕工業界所受的壓力-
這一倡議得到工商界、經濟學界人士的響應和支持。第五屆會員大會通過了「籌備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提案；第一年度研究計劃，選舉了董事會。吳蘊初、章乃器、胡厥文、吳羹梅、胡西園、張肖梅、林繼庸、劉攻芸、莊茂如等21人任常務董事，公推吳蘊初為董事長，章乃器為所長。經過半年多的籌備，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正式成立，聘請周有光、畢相輝為副所長，延攬沈經農、伍丹戈、王寅生、王易今、韓明漠、胡式如等工業經濟專家擔任研究工作。該所董事及正副所長每周聚會一次，討論並決定研究方針和研究項目。「聘請研究人員力求精干，辦事力求儉約，編寫報告、出版發行，力求切實有效。研究課題的選擇、規劃，調研工作的安排，大都從工業界和工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重大問題著手。」（何萼梅、王易今︰《一個為民族工業服務的研究機構》）-
研究所經常舉辦各種重要經濟專題座談會，如黃金問題座談會、物價與工業問題座談會、工業問題座談會等，對民族工業面臨的一系列迫切問題進行探討，並將研究成果編制成學術報告。研究所還編印出版不定期的工業問題叢刊、工業經濟參考資料、專題研究報告、專題座談會紀要和各種文集。自1943年11月起，研究所開始發行物價旬報，將物價指數、外匯行市、各重要城市利息行市、國家歲出歲入預決算、外人在華投資等數據隨時匯集成刊，分送工業界人士參考。章乃器還主持編纂了60萬字的《工商手冊》，內容包括各種工商事業的組織、管理、會計、法令、稅收等所有有關專題，附有詳盡的數據、公式、文簿程式等，成為工商界案頭必備的小型百科全書-
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很快成為民族工業界的智庫和代言人。吳蘊初、章乃器、吳羹梅在第二屆全國生產會議上，聯名提出《工礦業固定資產增值轉作資本的建議》。章乃器、潘序倫、吳羹梅、徐崇林等還參加了中國工業協會的稅制研究小組，針對工業稅收過重的情況，提出改進稽征辦法的建議書，要求在國家預算中規定所得稅的合理數額，各地各業各單位的稅額應通過市商會協議合理分派-
1944年底，研究所為解決民營冶煉、機器工業滯銷的危機，將各方初步意見匯編為《工業界當前之困難》、《工業界當前困難解決辦法》；經進一步搜集意見和反復論證，擬訂出《換救冶煉機器兩工業目前危機辦法草案》及《動員冶煉機器兩業大量制造農業相具以挽救工業危機提高農業生產方案》，提請當局鋪設四川省內輕便鐵道、修理長江區損毀輪船，並且大量制造農業機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使工農兩業同時受益。兩案經遷川工廠聯合會等五工業團體聯合向國民政府提出，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認為不僅可救當前工業的燃眉之急，且能為戰後工業的發展打下良好基礎。章乃器還倡議國家銀行和社會共同投資，由銀行承受股票，將所得資金用于投資聯合企業。
章乃器提倡「有職業的人的政治運動「，民間智庫的活動，喚起了民族工商業家的自為意識。他們不僅爭取經濟民主，還積極與聞國是，參與大後方的憲政運動，並在戰後組成了自己的政治團體——民主建國會。
1952年（章乃器）出任國家首任糧食部長。作為一位杰出的理財家，他參與制定糧食*統*購*統*銷*的重大政策，首創*糧*票*制*度*，基本解決了六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章乃器紀念館（維護人︰章立凡）
《*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作者︰楊繼繩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了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斗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
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D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個人，鄉干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喂鴨子的中農進行斗爭。甚至沒收了不賣余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卷，第291－293頁)
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關于統購統銷的報告》，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