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勢 第四卷 逐鹿天下 【第079章】 鹽政視察

作者 ︰ 月影梧桐

「卑職以為,大總統不可操之過急。這些來京軍官,可以在陸軍部給他們安排一個位置,每月發餉,但只是虛位,沒有軍權的。至于湖北的軍隊,即使要改組也不能全部放我們的人。應該我們放一個,共和黨放一個,同盟會也給他們一個,當然,北疆方面可不能再放了。」

正說話間,段祺瑞一身戎裝進來了。

「芝泉,你來的正好!」看見心月復愛將來了,袁世凱熱情地招呼他坐下。

「我來本是有事求見大總統。」段祺瑞說話比較干脆,「大總統說我來得正好,不知有何吩咐?」

袁世凱哈哈一笑︰「芝泉啊芝泉,你還是老脾氣,那你先說找我什麼事吧。」

「我听說黎元洪已經北上,不日將來參議院接受質詢,我懇請大總統,不可再放虎歸山了。」

「哈哈哈!」袁世凱笑得十分夸張,「不愧是芝泉,不愧是芝泉啊!」

段祺瑞有些納悶,趕緊問趙秉鈞︰「方才大總統和你商量什麼來著?」

趙秉鈞連忙將剛才與袁世凱商議的內容說了一通。段祺瑞一拍大腿︰「太好了。」

「芝泉,瞧把你樂得,雖然多了一個師,但鄂軍的戰斗力想必你也清楚,根本不是北洋的對手。」袁世凱對段祺瑞那股高勁不以為然。

「不然,大總統,我非是為鄂軍而高興。」段祺瑞認真地說,「鄂軍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就是您現在讓我主持裁撤都可以。」

「那是為何?」袁世凱感到奇怪。

「漢陽兵工廠!」段祺瑞說出了他想要的東西,「漢陽廠自去年革命以來,一直掌握在湖北手中,名義上陸軍部有統轄權。可黎元洪這老狐狸根本不讓我們下手。更加不妙的是,為防止軍隊勢力坐大,黎元洪已逐步停止了兵工廠的生產,現在全部閑置。從整軍備武的要義來講,軍械十分重要的,從外國進口緩不濟急。惟有自己生產才是正道。可中國三大兵工廠,沈廠握于北疆,根本不容我們插手,漢陽廠操于湖北。也不能下手,我們手中的北洋廠,卻是三大廠中最小的,產量和技術都比前兩者要落後。我一直以來都籌劃著擴大,無奈款項和技術都有不足。有心無力。現在得此機會,豈不妙哉。」

袁世凱一拍腦門,猛然醒悟道︰「若非芝泉提醒,我幾乎忘記。」

趙秉鈞插嘴,問段祺瑞︰「那漢陽鋼鐵廠是不是也接收過來。」

「是。現在北洋生產槍炮用地鋼鐵。都是北方實業提供的。說好听是購買。說不好听是秦時竹施舍給我們,別看他現在很樂意將武器什麼的賣給我們,但我仔細看過了,最新式的貨色只佔其中很少一部分,而且價格偏貴。在目前情形下,我們一方面要自己生產,一方面又不得不從他這里購買;如果漢陽鋼鐵廠、兵工廠能全線復工。我們可以擺月兌目前這種受制于人的情況。」

「芝泉的話有道理。國防大計,萬萬不可仰人鼻息。」袁世凱還是很有志氣的。「你回去仔細調查一下,看看要多少錢和多少時間才能復工,張南皮(張之洞)搞的爛攤子,還得我袁某人給他擦。」

「稟大總統,自辛亥年以來,這兩廠一直風雨飄搖,工人和技師走了大半,我听說基本都給北方實業和沈陽廠搜羅去了,就是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德州兵工廠、金陵兵工廠的工人,也紛紛涌去北疆。現在沈陽廠地工人總和,頂得上全國其它各家兵工廠的總人數,至于技術力量,更是雄厚。」段祺瑞說,「如果今年接收漢陽,我看要一年功夫和至少500萬的投入才行。」

「行!」袁世凱咬咬牙,「這事你全權去操辦,現在大借款還沒有落實,你先去提50萬。」

「謝大總統。」段祺瑞最後說,「我想讓徐樹錚全權操辦此事,大總統以為可否?徐樹錚是段祺瑞的頭號心月復,當時就想提名為陸軍次長,後來因為要安排南方人物才做了司長。但袁世凱對徐樹錚地印象不好,一听段祺瑞這麼說,眉頭就開始皺起來了。

趙秉鈞見袁世凱的臉色不大好看,知道段祺瑞地話觸到了老袁的忌諱,趕緊打圓場︰「我看此事事關重大,還是請芝泉親自掛帥,讓又諍(徐樹錚的字)做個幫手吧。」

袁世凱咳了一聲,勉強答應了。他討厭徐樹錚,但不能為了這個得罪段祺瑞,畢竟還要靠他辦事。

「那多謝大總統了,具體進度如何,我每月用公文報呈總統府審閱。」

此時,黎元洪人還在火車上,卻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已經被人定局了……

視察鹽政,早就在秦時竹的日程安排之內,無奈實在太忙,分身乏術,不得不推遲到現在。與秦時竹同行地,除了左雨農和幾個秘書外,還有何峰和王永江。

北疆政治體制改革後,對鹽政也有一個總地考慮,特別是財政窘迫,急需增加收入,整頓鹽政便成了當務之急。在熊希齡和王永江的共同推薦下,鄭昊成了遼寧的鹽政處處長,此刻他正在營口鹽務分局焦急地等待秦時竹等一行人的到來。營口鹽務分局下轄鹽田26萬余畝,年產量在六萬噸以上,為東北各鹽場之最,為改革鹽政,鄭昊決定現場辦公,因此,鹽政處長不呆著沈陽,而是跑到營口去了。

秦時竹的興致很高,一下飛艇,就直奔營口鹽場听取鄭昊的匯報,一行人邊走邊聊︰

「鹽為人體所必須,且需求變動不大,自古以來,就是課稅對象,一來穩定。二來可靠。」鄭昊告訴眾人,「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其中又以日本人均用鹽最高,年均在18斤左右,中國以江浙沿海地區最高,16斤左右,北方內陸地區稍少,也在12斤以上,東北各地,介于兩者之間。約為14斤。中國人口眾多,若是課稅,顯然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制鹽方法,由于資源不同、各地自然條件地差異。制鹽方法各不相同,可謂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遼寧、直隸、山東、淮北、福建、廣東等地地鹽主要為灘曬;江蘇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場之鹽。有用板曬地,有用釜煎地;四川、雲南的井鹽大多為汲鹵煎制;山西、陝西、甘肅、蒙古、新疆等省的池鹽則系曬制。

灘曬是最為簡便易行的方法,鹽池設在鹽灘附近,灘分為溝灘和井灘兩種。所謂溝地處指在近海之處事前挖掘土溝,以便容納海水。井灘是指在距海坡稍遠的地方。選樣堿地鹵旺之處。挖井汲水,然後曬鹽。

首先開溝納潮,將湖水導入儲水用的大圓地池以備曬鹵之用,于曬時將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專供曬鹵用的方池。這些池自七層至十一、二層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鹵之處在長蘆、遼寧鹽區叫鹵台。退潮之後,海水流經數個方池。層層套曬。經日光蒸發逐漸濃縮為鹵,當鹵水已形成時。乃放入鹵台,並導入成鹽的小池,遍撒種鹽以促使其結晶,最後將結晶之鹽掃起即成。如果灘地距海較遠,則掘井汲水曬制。井口直徑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後,曬法同前。由于灘曬方法簡單,制成之鹽成色又好,所以多數地場區采用此種方法,灘曬之數大約為全國產量的三分之二強。

就質量而言,以灘曬最為堅實、味咸,釜煎次之,板曬最差,制鹽成本又以灘曬最為節省,每年春秋兩季,如逢天氣晴朗,生產相當順利,場價每斤不過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較高,從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與遼寧相比,相差數十倍。

鄭昊一邊說,一邊將各處鹽田指給秦時竹看,後者點點頭,「這麼說來,咱們遼寧的鹽很有優勢嘍,那為什麼天下最出名的是長蘆和兩淮地鹽?」

「成本低並不一定利潤高,更不代表鹽稅高,長蘆和兩淮的鹽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為那里鹽稅高。」鄭昊笑著解釋,「兩淮鹽稅每年達到2300萬元左右,長蘆也有1100余萬,除了這兩個,連粵鹽鹽稅也比咱們多,在800萬元左右,而遼寧之鹽稅,不到700萬。」

這就怪了,秦時竹看過鄭昊遞交上來地前清關于各地鹽產量的報告,遼寧鹽產量和長蘆基本相等,一年在30萬噸左右,兩淮略多,在46萬噸以上,兩廣的產量卻只有遼寧的一半。「這麼說來,各地平均鹽稅有很大不同嘍?」

鹽政自漢以來雖定專賣制,但唐以後征稅制亦相輔而行。但那時私鹽並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時灘曬鹽尚未發明,煎鹽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鹽稅較輕,全同稅率劃——,販私利益不大,而罪責極大,無人敢輕易嘗試。鴉片戰爭之後,曬鹽方法盛行,沿海到處都可。太平天國之時,時局動蕩,官府鹽倉被焚毀,灶戶與商販直接交易,稅收既然不能在產地向窮苦灶戶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辦法,到一地征一次稅,過一卡加一次捐。在這種情況之下,引界愈密,緝私愈嚴,販賣私鹽獲利就愈厚。終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稅即少銷一斤官鹽。而引商有包課之責,不得不重斤夾帶,摻和泥沙,使外國牛馬不食之穢鹽強迫人民以重價購買食。害民若此,而國家收入並未見增。

特別是清末以來,國家入不敷出,又歷經甲午、庚子兩筆巨額賠款,鹽斤不斷加價,成為鹽稅的主要組成部分,比如長蘆鹽正課每引0.63兩,而加價為4.05兩,平均下來,每百斤在一兩以上,淮南四岸(兩淮地一半),每百斤高達3.25兩,兩廣鹽稅平均,亦在2.4兩左右,而東北各省,因為是祖宗隆興之地,鹽稅正額只有區區0.43兩,加價也不多,每百斤還不到0.8兩,稅賦可謂低廉,故而產量雖高,收入卻沒有相應地水漲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鄭昊詳細地解釋了秦時竹地疑惑。

「原來如此。」秦時竹等人恍然大悟,「那東北的鹽稅與世界各國相比,是高了還是低了?」

「據南通張季老(曾任兩淮鹽政使)估算,我國食鹽稅率平均約為每百斤18兩,合銀元27元,為平均計算的制鹽成本五倍還要多。而同期西歐各國的鹽稅較低,折合我國貨幣,約每百斤1.2元至1.3元,日本則為1.48元。因此,我國平均鹽稅比外國要高出一倍左右。而這都只是名義稅賦,不包括各種規費(各級官吏的勒索費用)和報效(鹽商被強迫的政治攤派)。若是算上這些,恐怕平均鹽稅更高。」

一開始听到東北的鹽稅比外國還低,眾人臉色都很好,但後來听說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稅收流入私人腰包,大家地心又猛地一沉。

「你嘗試估計一下無論正稅、雜稅,有名之稅,無名之稅,全部加起來一共有多少?」

「國家稅賦容易計算,歷年都有積檔,但規費、報效等,並非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而是流入私囊,確數難于計算。雍正年間曾加以整頓,將查出的規費收歸國有,總數約和正稅相等。以後歷朝都有整頓,但都不能禁止各級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顯然,規費雖然最後都通過增加鹽價地形式轉嫁到民眾頭上,但不能、也無法將其計算在鹽稅收入內。根據姚瑩對淮南四岸的估計,規費與正雜各鹽課的比例約為1︰3。

至于報效,起源于乾隆中期,以後每逢大宗軍需、慶典、工程,淮商捐款動輒數百萬兩,長蘆、山東、兩浙亦數十萬兩,幾成慣例,每年均以一定數目隨鹽課帶征。報效與規費有相似之處,它並非法律規定的國家或地方稅項。其在鹽商方面實系一種賄賂性質,而在朝廷方面則為勒索,雖無加稅之名,卻有加稅之實。」鄭昊總結道,「如此算來,全國平均鹽稅當在西歐的四倍以上,日本的四倍左右。東北情況稍好,也在兩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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