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諸位見之銀圓，經財政部造幣廠試造，可將誤差率控制在千分之八之內，已符合國際通行慣例，較前清鑄造水平大為提高，絕無參差不齊之弊，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杜絕私人胡亂仿照、擾亂金融之惡行。」
「有這等技術力量的，全國究竟有幾處？若開足馬力生產，日產新銀圓多少枚？」
「除天津造幣廠外，江南造幣廠應該可以達到，湖北造幣廠經過技術改造，也應該沒有問題。至于日產，單是天津一地，日產量就可達30萬枚以上。」
秦時竹沉吟片刻︰「不用改造了，今後鑄幣權一律收歸中央，任何地方或個人不得私鑄，違令者依法處置。否則口子一開，各地又紛紛仿鑄，水平、成色必然大有參差。」
張謇插話道︰「方才梁總長說成色九成，但目前流通銀圓成色一般都在八成九，既然要收回重鑄，為方便起見，新鑄銀圓似乎應該根據此等調配……」
「總理言之有理，從九成改為八成九，變動只有1%，可謂極細小，斷無困難。」
張謇見自己的提議實現後，便將話題轉移到下一議題︰「前兩日總理辦公會另一議決不下的議題乃是本位問題。具體請梁總長具體解釋一二。」
「我中國貨幣原無本位之說，只是近20多年來，各大列強均陸續采用金單本位制，我國則是主要用銀的國家，世界銀價持續跌落，我國損失不小。馬關條約中的對日賠款、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皆需折合金幣交付，每次支付賠款時所支付的銀兩一直隨銀價的下跌而增多，而發生所謂鎊虧。並由此而使本位問題的爭論一時熱烈。光緒三十年美國國際匯兌調查委員精琦()建議我國實行金匯兌本位制，雖被拒絕，但影響一直存在。民國後，財政部特設幣制委員會討論幣制就主張采用金匯兌本位制。前兩日會上也是爭論不休，外交陸總長主張金本位，總理和工商周總長主張銀本位，民政岑總長主張銀銅復本位，鄙人則主張先銀本位，嗣後條件成熟向金本位過渡。」
「諸位既然都有了意見。那先听听理由，由陸總長先開始吧。」
「總統、總理、諸位，鄙人一直是主張金本位地。方才如梁總長所言。因為各大列強都已采用金本位，我們吃虧不小。賠款、外債本已是天文數字般的重負，再加上鎊虧，簡直苦不堪言。原本精琦所言金匯兌本位在現實上不無可操作之處，亦能夠避免鎊虧之弊，但這種乃是殖民地和附屬國所實行的制度。他們有宗主國可以依附，我國顯然不適宜實行此種制度。故鄙人主金本位。」
岑春 隨後發言︰「鄙人主銀銅復合本位（不是說用銅做貨幣就是銅本位，而是強調用銅來衡量單位價值和商品價值的方是銅本位）乃是從傳統和歷史考量，我國一直都以銀、銅作為大宗貨幣，人民相熟已久，斷然更改絕不適應，況驟然建立金本位之條件也不具備……」
「我和總理都是主張銀本位的，原因主要著眼于商品生產和出口。發^^」周學熙侃侃而談，「梁總長分析的很透徹，近30年來，世界銀價持續下跌。我國遭受到了鎊虧這一弊端。但反過來說，也意味著在國內價格不變的情況下。我國貨幣發生貶值，外國貨幣發生升值，這對于還債是不利的，但對于商品生產卻是利好。本國貨幣貶值有利于擴大出口抑制進口，從長遠來看，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于鎊虧所損失之利……」周學熙和張謇都是大資本家，考慮問題第一就是發展生產。
梁士怡最後發言︰「鄙人以為，金本位制雖甚美善，但條件不具備，既缺乏黃金，又一時不易處理白銀，不能斷然采用。以今世界大勢論，銀本位自然不無其弊，但我國之大患卻是無本位，與其夢想一步到位實行最好之本位，不如行銀本位先為之過渡，作改進金本位的預備。我一貫以為，惡本位尤勝于無本位。」
關于本位問題，秦時竹或許不像這幾人如此熟悉，但他最大地優勢在于洞察歷史。金本位雖然好，但實行起來難度甚大，歷史上一戰結束後，列強迫于經濟危機就已經退出了金本位，對中國而言，確實不用趕這個時髦。況且，在一戰其間，銀價有一次大的躍升，這對于中國是一個相當利好的前景，實行銀本位是一個非常好地選擇。
「諸位的主張我都听了一遍，我認為其實大家並無原則性地分歧。第一，都是主張要盡快建立符合我國實際需要的本位制度；第二，都看到了金本位的優勢和我們的條件限制。綜合起來，現階段最宜確定本位，我的意見以銀本位適宜，將來若是條件成熟，我們也可以實行金本位，抑或者到那時有更好地選擇再做選擇也可以。鎊虧問題說句實在話我們暫且無能為力，況總理和周總長所談的擴大出口，抑制進口也有一定功效，兩項抵消，我們實際上吃虧並沒有表現出來地那麼大。因此，我贊同燕孫兄的主張，本階段先實行銀本位，將來可再次進步，諸位不妨再討論下……」
眾人議論來議論去，發現張謇、周學熙、梁士怡、陸征祥等人的意見其實是一致，無非是個先後步驟和階段問題，因此最後形成決議時也沒有多少困難，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實行銀本位的決定……
「第三件棘手的事情，是關于前清時節遺留下來的眾多制錢和銅圓，不知如何處理？今後既然已經確定銀圓為主幣，那輔幣又該如何確定與發行。」
制錢俗稱銅錢，外為圓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繩攜帶，應和天圓地方之意……制錢之鑄造。自漢代以來便是政府的專利，民間不得私鑄，有清一朝，有制錢鑄造權之機關在中央為戶部及工部，在地方為各省布政使司。戶部有寶泉局，工部有寶源局，皆因襲明之舊制，惟明代各直省鑄局皆得稱寶泉、寶源，清代則只限于京局。咸豐三年(1853)後。因洪楊（太平天國）起事，財政空虛，各地頗有不遵舊制增設鑄員。創錢充作軍餉。而當時各局又多系鼓鑄大錢，其後因大錢難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繼停閉，同時因外國銀圓暢行各地，制錢的需要量自亦相對減少，同治年間鑄局劇減。及開始鑄造銅圓之後，各省都視為獲利的捷徑。除寶泉、寶源二局而外，無局肯制錢。到宣統初年僅剩京師寶泉一局，然亦只是為著維持局員、局匠生活，所以沒有裁撤。
梁士怡介紹︰「銀圓流行前，制錢每年約鑄200萬串（每串1000文），後逐漸減少，清廷為搜刮人民，每每變更制錢分量，鑄造大錢（如當十、當五十等），更有夾雜鐵、鉛等雜質之舉，于是錢銀比愈加跌落。清初一兩白銀可換錢約1000文。後跌落至1700余文仍難換到，現在市面行情。每一銀圓大概可換錢1250到1400文之間。現全國制錢因為經年累月和自然損耗不詳，但據財政部分析，至少在100萬萬文以上，因為都是前朝貨幣，繼續使用不太妥當，但如何收回，財政部深感頭痛……」
銅圓同樣為圓形銅錢，其與制錢之最大區別在于邊緣略厚，中央無方孔，出現甚晚，光緒年間始有面世，主要為模仿外國之銅輔幣，特別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銅仙。但以貨幣體系而論，其與大錢又是一脈相承。大錢在咸豐朝初鑄時雖有當五、當十、當二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等七種，但因流通阻滯，不久即廢棄當五及當二十以上各種，單鑄造當十一種，這種大錢當時在市面上已流通無阻，漸有代替制錢之趨勢。到光緒中葉以後，制錢徹底恢復已不可能，而當十大錢之流通已成習慣，銅圓的鑄造即是乘此種趨勢，同時為適應中西通商日益發達之新情勢，乃將大錢地形式略加改變而稱之為銅圓，其實質無非是改頭換面之當十大錢而已。
光緒二十六年(1900)廣東因停鑄制錢而鬧錢荒，外洋銅仙廣泛流通，為挽回利權，時任兩廣總督地李鴻章便開始鑄造銅圓。每枚重二錢，當制錢十文，以紫銅百分之九十五，白鉛百分之四，點錫百分之一配合鑄成，直徑二十八毫，形式精美，為白銅圓之最精者，一面鐫光緒通寶四字，內加滿文廣寶二字，周圍鐫廣東省造，並分鐫每百個換一圓字樣，一面中攜盤龍，四周有英文字樣，意即廣東一仙。此種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貨幣。花紋細致，中部無孔，均為進步的明征。銅圓鑄行之後，頗受社會歡迎，因其本身地價值只相當于67文銅錢，既然是當十使用，也不會有人會將其重新熔化。次年適當義和拳起事之後，巨額賠款使清廷財政深陷困境，因廣東鑄造銅圓已見成效，利潤也頗為可觀，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設廠仿鑄；各省督撫都知道鑄造銅圓可以獲利，欣然受命，各造幣廠紛紛設立，大鑄銅圓。其初因所鑄不多，市場容易消耗，極為民眾所樂用，不但按幣面每百枚換洋一圓，有時甚至還超過幣面價額。
「財政部根據海關資料曾經有過報告，光緒三十一年以前，在膠州銅圓每八十枚即兌洋一圓，安慶每圓合九十五枚，蘇州一圓合八十八枚，杭州合九十枚，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見發行價格雖規定為百枚合一圓，而行用時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梁士怡講到這里，嘆了口氣，「可是好景不長，由于貪圖其中厚利，各省中即便動作稍緩沒有享鑄造銅圓之利者也按捺不住，紛紛向外國采購機器建廠鑄幣，視鑄銅圓為籌款之捷徑，結果產出大量銅圓，價格迅速跌落，當十銅圓的市價，由當九、當八、當八半、當七，而跌至當制錢六文半。宣統圓年銀圓每圓可換銅圓一百二十枚，而到宣統三年每圓已經可換銅圓一百七八十枚。銀價日貴，物價愈昂……」
「這種情況難道就沒有辦法控制麼？」
「辦法是有的，但實行起來難度頗大。清廷先前為挽救此種經濟危機，采用了兩種緊急措施，一面由度支部撥銀五十萬兩交順天府尹貶價收購銅圓，以求提高銅圓價值。並令各省加鑄一文新錢，以確保銅圓當十之數，一面令各省局廠一律暫行停鑄銅圓數月，以減少產量的辦法控制價值繼續下落。區區五十萬兩在京城雖可收一時平價之效，而對整個銅圓制度，卻為效甚微。尤其是停鑄之令，首先不行于川省，江、鄂、湘、閩、浙、豫等省則請就現存銅斤繼續鑄造，津、粵亦請將已購之銅盡數鑄造，停鑄之令等于虛文，流通量不斷加大，更難收效。由于銅圓過剩，充斥市場，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銅圓在本省使用，一面又加緊將本省銅圓行銷于他省，皆企圖以鄰為壑，以他省之失補本省之利……」
「這麼說來，制錢和銅圓過剩的問題基本是同一的，即鑄造量過大不得不貶值使用，方才已談到了將各省鑄幣權收歸中央，看來不僅是主幣，就是輔幣鑄造權也是一大要害。」
「總統所言甚是，只是鑄銅圓比鑄銀圓要求更低，各省都有鑄造局，有些還不止一個，且都視之為本省財政來源，要想停鑄，難度很大……況且，很多銅圓是辛亥後新鑄的，即使以前朝舊幣不得通用地條例去限制，也不太能夠奏效。」
「看來這事需要從長計議，諸位有什麼好點子？」秦時竹再次將問訊的眼光投向了在座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