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圖白當初成立的總顧問衙門，也是借鑒後世洋務運動中的總理衙門。[]
後世的總理衙門，隨著北洋集團的涌現，逐漸被架空，以至于名存實亡。而總顧問衙門也是很快隨著葛沽經濟特區的涌現、顧問黨的成立，權利逐漸被架空了。留守b 的大多數總顧問衙門官僚抱怨連天。
肖圖白左思右想，對總顧問衙門進行簡，組建「國資委」、「宣傳部」、」情報部」、「廉政部」四個主要的部門，用以鞏固總顧問衙門的實權。
其中國資委位列四大部門之首，也可見到肖圖白對于產業資本的重視程度，超過了其他方面。
「國資委」的作用，相當于一個產業資本控股集團和國家開發銀行的統合體。國資委對于天津市舶司、皇家紡織公司等等產業進行直接控股。
與此同時，國資委也是葛沽經濟特區、咸水沽經濟特區的債務人。國資委向葛沽經濟特區貸款600萬兩白銀，向咸水沽開發項目貸款1000萬兩。
這兩筆巨大的投資皆是以債務的名義，從國資委借款。之後，需要逐年償還國資委的借貸本金，利息目前是零利息。
所以，葛沽和咸水沽兩大開發項目，只要兩大城市經營本身，不會出現大幅度的虧損，那麼償債壓力是比較輕微的。
比如，葛沽每年通過農業產出，便可以獲得300萬兩利潤。而對市民、工商業資本收取的租金和稅收方面月收益7萬兩。並且保持增長態勢。當然，各種城市基礎設施、和契約奴的安置，以及h 公務員的薪酬、民兵的軍費、義務教育費用，也是一筆龐大的開支。總體而言，葛沽這一年之間的財政支出達到540多萬兩。好在，頭一年投入相當龐大，到了今後幾年財政支出會逐步的減少。而財政收入會出現持續增長。
而咸水沽的開發項目，擁有葛沽的開發可以借鑒，因此將來的償還債務的壓力。並不是太龐大。
總體而言，國資委等于是控股資產5500多萬兩白銀的國家資本主義集團。先後投入給葛沽、咸水沽、天津市舶司、天津漁業公司、皇家紡織公司的資本，加起來不過是1900多萬兩白銀。而國資委手中還握有3600萬兩白銀的可用資本。隨時可以跟進新的大項目。
事實上，明末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利用不當自然是國家的包袱、動亂的根源。如果利用得當，明末3000多萬的失業人口，則能夠變 n口紅利。
而這如此龐大的人口紅利，想要一口氣將紅利吞下，國資委的資金還是不夠看的。
肖圖白簡單的算了一筆賬——光是一個縣城，完成工業化、城鎮化，至少要持續投資3000萬兩白銀的資本，才能夠達到肖圖白預期的初步工業化——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目標。
放在全國這盤大局來考慮。大明王朝要完成工業化，總投資額將會達到30億兩白銀以上。
甚至，全國道路、水道交通、港口基礎建設等等資本考慮進去，30億兩的資本，還不足喂飽大明工業化所需的資本。除了基礎設施之外。人才培訓、教育方面的投資，顯然也是一筆龐大的支出。
中國這麼一個龐然大物完成工業化的難度很高，一旦完成了工業化，通過工業體系的自我升級、造血，中國的工業革命爆發出來的能量，恐怕比歷史上英國工業革命要壯觀百倍。
畢竟。18世紀的英國本身並不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本土市場並不足以支撐大工業化所需的資本，需要通過殖民經濟模式，讓殖民地成為原料生產地和產品傾銷地，才能滿足英國本土的工業化發展。工業革命之後，英國本土工廠林立，競爭壓力巨大，想要賺取暴利越來越難。但是，英國的商人發現，殖民地的勞動力成本、技術門檻更低，就能夠獲取暴利，于是不少商人並不準備采用昂貴的生產技術和采用新機器，而是選擇將比較落後的機器，搬到殖民地進行生產。可以說，ri不落帝國——成也殖民，敗也是殖民。英國的殖民地，給予初期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利潤。而當殖民的暴利超過工業的暴利，在後期殖民地的存在嚴重阻礙了英國工業界新技術的推廣速度。最後，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後，德國、美國等等國家采用大量新科技，技術水平徹底超過英國人。
中國的工業化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本土的市場便能夠提供巨大的利潤和絕大多數的生產原料。而中國龐大的市場，研發一套新技術和新機器之後，兩三年時間便足以收回成本。之後，采用新技術新機器，比保守采用舊機器的做法能賺取更多的利益。
只要國資委在先期投入期間，能夠控得住場面。大明的工業化城鎮化浪ch o，遲早會像全國蔓延。
目前來看，葛沽、咸水沽兩大經濟特區的開發，已經是一台非常恐怖的大局。葛沽計劃每年償還60萬兩銀子，分為十年還清接待。而咸水沽也計劃每年償還100萬兩，十年後還清借貸。
由于，這兩座城市開發的貸款，是無息貸款。國資委的盈利項目，主要來自于控股的天津漁業公司、皇家方式公司。
天津漁業公司的月盈利已經達到4萬多兩，而皇家紡織公司的月盈利達到4.5萬兩。對此，國資委采取區別對待的方式，天津漁業公司需要上繳一半的盈利，而皇家紡織公司則僅僅需要交納三分之一的盈利。
這種區別對待，也是因為國資委鼓勵的方向是工業，所以工業相關的企業少繳納一些經營利潤。
而像天津漁業這種食品加工業，發展的前景並不如紡織工業那麼廣闊，而且天津漁業公司旗下的簽約漁民，在渤海灣過度捕魚，也會造成漁業資源枯竭。所以，通過限制天津漁業公司的發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保護渤海漁業資源，給捕撈業奠定可持續發展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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