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樹勛在蔡紅玉身上折騰時，李忠良正在錢北小學，同朱麗雯談論田樹勛的這次「慘敗」.網
朱麗雯萬豐遭辱，王宏銘打電話給蔡阿毛，蔡阿毛沒說二話，立刻讓李忠良接回朱麗雯。李忠良一直就喜歡朱麗雯，此刻更為關心；「木材事件」後，朱麗雯非常消沉；李忠良雖不知底細，更是時常與她閑談。朱麗雯在李忠良身上得到了慰籍；倆人成了知音。
李忠良很不理解，論口才、文才、革命理論，田樹勛都應在林木森之上；而林木森能把難事作成好事，田樹勛卻往往會事與願違。
朱麗雯說︰「我們不去探討他倆的思想目的，單說他倆的工作方法。時我阿公行欣賞木森，曾對我說木森是務實。阿公說，中國古時有句治理名言，‘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木森就是這樣，‘先給後取’。在太湖大隊，他在建‘東環主干道’工程時，修了兩條排渠；這等于修了兩條河道，給蘆葦蕩敞開了大門。他先發展集體經濟，組織‘知青’辦‘蘆蓆場’；又讓社員加班替‘蘆蓆場’完成任務。這一下，全大隊都調動起來了。太湖大隊的‘社教運動’不溫不火地，是因為自留地已不成為社員的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木森的‘先給後取’在漁業大隊更突出。他修建‘漁民新村’，給每戶都建豬羊棚；只要你一養，豬羊要吃，就得去給豬準備飼料，給羊去割草，大隊集體種藕種菱要修堰，豬飼料要去種。把這一些解決了，社員也增加了收入，大隊新的‘經濟體’形成新的環境，工作也好開展了。田樹勛卻相反，‘先取後給’；一個收回自留地就鬧得天下大亂，怎樣繼續工作？」
李忠良說︰「是呀！如果林木森來錢北收回自留地，他首先會擴大養雞場，辦蔬菜園，組織專業生產隊……擴大了集體經濟，增加了收入，使得你眼紅，要求參加；他心里高興得不行，卻裝出很無奈，讓你去求他。他再提什麼條件，你都會答應。」
**社會總給于人們以一種充滿著神秘感、理想化的空間；以革命導師的描繪，在思想上，**的目的，是世界大同，是人類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是種類近乎于、又高于「自由、平等、博愛」的世界大同目的，是一種偉大的、神聖的思想境界。而**社會的真髓，其實在中國的思想史中，早就提倡過，在《禮記》的「禮運」篇中，就說︰「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藏于身也，不必為已。」前者之意即為「各取所需」，後者即是「各盡所能」。
究竟什麼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似乎單從理論上都很難簡明地述說得清。一九五八年，龍溪人民公社同各地一樣，龍溪鎮上高高地懸掛大紅橫幅，宣告「人民公社是金橋，**是天堂。」公社也推行了各種形式的「準**方式」的供給制加工資制的分配制度。先實行了糧食供給制(按國家規定的糧食供給標準，把口糧無價供應給社員)，後砸爛私有制，各家拆除行灶，將鑊鍋打破去煉鋼，改為伙食供給制(辦食堂，實行吃飯、蔬菜、食油不要錢)，準備過渡到基本生活供給制(實行吃飯、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喪「七包」。有的大隊甚至還包理發、洗澡、看戲、看電影、烤火費)。
盡管後來受了三四年苦，隊里的老人說起剛開辦食堂的日子，巴嗒煙竿的嘴都會垂下長長的唾液。「大鍋飯、小鍋菜。用蒸谷大鍋煮飯，火大，燒滾；大鏟翻轉，中火收水，小火燜熟。用大木桶盛上，在牆邊放上一排，噴香的晚粳飯。八人一桌，四菜一湯，兩葷兩素。用家里盛湯的大藍花碗裝菜，除了葷菜，根本吃不了。後來改用菜碗，還是有剩，每餐都挑兩擔「飯腳水(剩飯、菜)」到養豬場。早上有糕團，餐餐有魚肉，天天殺豬。後來一看不行了，豬長得沒有吃得快。就隔天殺一頭，也不行，城里人也要吃肉，國家建設也要豬，就每周殺一頭了……」但這種種分配制度當時是建立在脆弱的集體經濟基礎上的，即使是一再降低供給制水平，也沒維持兩、三個月。到年底，食堂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實亡。過了幾個月的「**」，便吃光了全年的糧食。隨之而來的是勒索褲腰帶的苦日子……
究竟怎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林木森偏向先作到「各盡所能」，人盡所能，物盡所能，地盡所能。「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為能」。太湖大隊的蘆蓆場就是實例，林木森甚至想把躍龍大隊的低窪淤田全面調整，淺田改種單季稻，淤泥田種藕，，這樣，表面是退了一步，但收獲將會增加一倍。
由此，林木森堅持認定農村必須壯大集體經濟；有了堅實的集體經濟基礎，才能從根本上安排工作，使社員富裕起來。就象當年蔡阿毛改造錢北的電線，整個費用是大隊出的，該怎樣規化就怎樣規化，各生產隊無話可說。
倆人不由哈哈地笑了。這時，李伯林急匆匆跑來了。
李伯林說︰「李主任，快，快！蔡支書變啞巴了！他正和四隊的隊長說話，咳了一陣就失聲了！」
趕到衛生所；醫生說︰「李主任，喉嚨里有個東西，上城里‘二醫院’吧。」
消息傳開，四下震動。李忠良要立刻送蔡阿毛進城，蔡阿毛搖搖頭，伸出兩根指頭，沙啞著嗓子，艱難地說︰「還辦兩件事……阿土……開個會……」
很快，二隊來人讓「治保會」去驗斤；王阿土帶頭「借糧」，不到一個小時，湊集了五百七十九斤「儲備糧」。消息不脛而走，全大隊都行動起來，「強化班」的人都回到家里吃晚飯。
大隊黨支委、革委會委員都到了大隊部，田樹勛沒來。
李伯林說︰「沒找到。他姆媽說，‘中午都沒回家吃飯。’」
蔡阿毛急了，怕田樹勛想不通，出什麼事，忙讓大家都去找。尋了一二個小時，李伯林遇見從外回轉的田樹勤。
田樹勤嘴一撇，說︰「尋什麼尋？我兄弟是干大事的人，這點溝溝坎坎會嚇住他嗎？伯林，告訴你，田支書去兆豐了；‘縣工作組’知道了錢北的事，叫他去了。」
李伯林私下與人一商量，有三個人沒回大隊部，沒參加錢北大隊黨支委、革委會委員會議。
蔡阿毛什麼話也沒說，取出張紙，寫道︰「請公社黨委、革委會同意，調林木森同志主持錢北大隊工作。」
他簽上名後遞給李忠良，望著李忠良，巴動著嘴。
李忠良點點頭，接過筆，也簽上名。屋里幾個委員也相續簽上了名。
蔡阿毛欣慰地笑了。他知道，這是他為錢北大隊作的最後一件事。
錢北恢復了平靜。第二天一早，張國慶領著二名「縣工作組」的同志到了蔡阿毛的家。一個晚上，蔡阿毛的家里堆滿了中草藥。李忠良等人正準備送蔡阿毛進城；「縣工作組」的同志通知蔡阿毛，「經研究決定，蔡阿毛暫時不去‘東方廠’，先把錢北事情處理好。」
「縣工作組」的同志開誠布公，首先肯定了蔡阿毛同志「臨危不亂，沉著地化解了一起事故。」為了更好地開展「社教運動」，必須澄清是非。首先田樹勛同志的《‘社教’工作方案》是在「社教運動」中涌現的「新思路」，雖有些激進，有些問題有待探討，但「革命的大方向」沒有錯；由于階級斗爭的復雜性，群眾的思想覺悟和缺乏革命的戰斗意識，出現暫時的不理解。這更說明「社教運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為消除社員對「社教運動」的誤解，蔡阿毛同志必須作出深刻的檢查，必須公開認識由于他「干涉了錢北的‘社教運動’，使錢北的工作造成了被動的局面。」
蔡阿毛搖搖頭，取筆寫下︰「田樹勛不適合擔任錢北黨支書工作。」
「縣工作組」的同志說︰「這不是你考慮的事。」
張國慶說︰「有同志反映，大隊昨天開了個會；寫了一個什麼決議，有些人簽了名。忠良，決議在你哪里吧？」
李忠良有些慌亂，正不知如何辦時；蔡阿毛一拍桌子，「呀呀」地叫。「縣工作組」的人見他指著胸口，正猜測蔡阿毛是否說是「決議在他身上」？
蔡阿毛從口袋掏出一張紙，三下二下撕破；在眾人驚詫時，他放進嘴，就著一大碗「湯藥」，嚼著吞了下去。平日苦得咧嘴的藥，他喝得十分甜。
「罪證」被毀，「縣工作組」的人只好返回。
沈心田、王宏銘去找王新宇商量，王新宇最後還是同意「先看病；邊治療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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