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就有淚水從趙光勛的眼窩里涌出。他艱難地說︰「不知我還能不能重上戰場打鬼子」
「大哥，你會的，你會的。」蔡姑娘輕輕地說，「再上戰場，別忘了替我打死一個鬼子……」蔡姑娘說話的語氣令趙光勛想起童年的夜晚母親哼唱歌謠的情景，淚水再次模糊了他的雙眼……
獨立第3旅第5團機炮連連長周亞文和他的弟兄在204高地附近度過了難熬的幾天，陣地上倒是不缺吃，伙夫每天往上送兩次飯，有饃饃，有烙餅，就是缺水，干渴得不行。他們每天都與日軍發生戰斗，有時是白天，有時是夜晚，大伙疲倦已極，只能輪換著趴在戰壕里休息一會。說不定什麼時候日軍的炮彈就飛過來，有的人在睡夢中便身首異處。舊的尸體無法運出或掩埋，新的尸體又層出不窮，向別處望去，只見槍支和各種姿勢的死尸鋪滿地面，血肉模糊，景象十分陰森、恐怖。
戰斗間隙，周亞文就在陣地上轉一轉，他想最後看一眼那些死去的弟兄，他太熟悉他們了，很多人已經跟了他五六年，他們的音容笑貌像顯影膠片一樣在他面前閃現……他彎腰抓一把焦土，緩緩撒在一張冰冷的面孔上……再抓一把，再撒……
這副淒慘的景象深深刻在了周亞文的腦海里，令他終生難忘。57年後的一個秋日，85歲的周亞文在太原開化寺街他簡陋的家中，接待了一位來自遠方的年輕人。當他談到這個難忘的細節時，禁不住數次老淚縱橫，震顫不已。他說︰「那麼多弟兄，轉眼就死了，連個墳墓都沒留下。爹娘養那麼大，不容易呀……」一說話，他滿嘴的假牙就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
周亞文是1949年人民解放軍攻佔太原後投誠的，他最後的一個職務是第6集團軍兵站分監。1968年，已回到原籍勞動的周亞文被山西省山陰縣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小組判處1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大肆散布反動言論，侮辱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公社化，攻擊我們偉大的旗手**同志」。1975年，周亞文被特赦。
周亞文走過了一條中國舊軍人所走過的比較典型的道路。
這天夜里，周亞文指揮全連尚完好的兩挺重機槍與前來偷襲的日軍激戰了很久。後半夜，突然漫山遍野響起沖鋒號聲，雙方的信號彈、照明彈把山溝照得一片通明。鄰近的工事里，友軍跳出戰壕沖鋒。有人問周亞文︰「連長，咱們怎麼辦?」周亞文說︰「上!」隨即，機炮連除留少數人看守重機槍外，其余人拿起輕武器奮起出陣，耳邊響起震撼山谷的槍炮聲和喊殺聲。拂曉前，他們沖到南懷化附近的山底。由于地形復雜，各部又不能協同，混亂的追擊反而又給日軍造成反擊的機會，各部紛紛潰退。周亞文帶自己的弟兄返回陣地後，發現周圍的友軍都撤走了——重機槍沒有步兵掩護是難以繼續作戰的，不得已，他們跟著往後退。
天亮了，忻口後溝聚集了上千潰兵。幾十個執法隊員手提沖鋒槍或輕機槍跑過來，居高臨下俯視著他們。有個軍官大聲喊︰「凡是部隊的官長，快去見陳總指揮!」沒有人敢站出來，因為無命令後退，弄不好要殺頭。陳長捷督戰之嚴厲，誰都清楚。自陳出任中央兵團的前敵總指揮後，他把各級指揮官都趕到第一線與陣地共存亡，通往後方的各個路口都有執法隊嚴加盤查，往後方運送傷員或搬運物資，必須持有團以上的通行證，否則就要軍法從事。據說已有上百人因此被處決，首級就高掛在道路兩旁的楊樹上。又據說被處決的人中，竟然有團一級的官佐。有人編排說，第9號窯洞門前的忻口後溝「上去是個鬼門關，下來是個閻王殿」，前方的官兵背後都稱陳長捷為「陳屠夫」、「活閻王」，有好幾個光桿團長、旅長都在半山腰蹲著，隊伍打光了，陳長捷硬是不讓下來……
那個軍官疊聲說︰「凡是部隊的官長，快去見陳總指揮!」
周亞文看到，有幾個他認識的團、營長躲躲閃閃畏縮不前。他壯壯膽子說︰「我是機炮連長。」有個執法隊員隨即把他帶進不遠處的第9號窯洞。
陳長捷正襟危坐。周亞文敬禮後，忐忑不安地站立一旁。
陳長捷道︰「先說說你的情況!」
周亞文鼓起勇氣︰「報告總指揮，我是獨3旅第5團機炮連上尉連長周亞文。」
陳長捷冷冰冰地︰「你為什麼無命令後撤？」
周亞文回答︰「我連官兵傷亡三分之二，4挺重機槍打壞了3挺，剩下的1挺又沒有步兵掩護，只好撤下來。」
陳長捷讓周亞文先把人槍帶來，由執法隊員進行檢驗，看是否屬實。經檢驗證實周亞文說的是實情後，陳長捷說︰「你這個連帶下去，讓軍部李銘鼎參謀長把你們編為收容隊，專收繳負傷官兵的槍支，不準他們把槍帶到後方去!」
就這樣，周亞文和他的殘余官兵離開了火線，離開了死神。
離周亞文他們原先的陣地不遠處，22歲的排長王增禹正帶領他的弟兄苦熬。王增禹原是王靖國第19軍的士兵，一年前考入太原晉綏陸軍軍官教導團當學兵。半個多月前的一天上午，學兵隊教育長集合全體學兵講話，說︰「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已由大同南下，第61軍軍長陳長捷要學兵100名，前往忻口前線參戰，誰願意去誰就報名。」王增禹平時喜歡唱歌，這時他的耳邊響起聶耳譜寫的抗日救亡歌曲。于是，他第一個舉起手來，當眾表態︰「日軍大敵當前，我願保衛祖國尊嚴，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奔赴忻口戰場!」在他的帶動下，很多同學都舉起了手。
到達忻口後，他們被作為補充力量分配到第61軍各部，王增禹被分到第72師新編第11團3營9連3排擔任排長，接令後他即進入陣地，清點人數，發現3排此時已傷亡近20人，僅余士兵20名。
上了戰場，其他的什麼就顧不上了。當日軍沖鋒時，就拼命還擊；周圍的部隊向日軍逆襲時，就跟著跳出戰壕追擊。每天不知要進行幾次拉鋸戰。一靜下來，得趕緊用洋鎬、鐵鍬修臨時簡易掩體。原先構築的較為牢靠的掩體早被日軍的炮火掀掉了，這種臨時掩體奈何不了日軍的炮彈，每次遭到炮擊，總有士兵受傷或陣亡。一天，一塊炮彈皮將王增禹左耳後的脖頸擦傷，鮮血直流，當即昏倒在地。與他同時參戰擔任2排長的賈成璽下頜被炸掉，賈成璽掏出一面小鏡，照了照自己，看到不成人樣後，賈成璽舉槍自殺。
在各個陣地上，重傷號自盡的情況屢見不鮮。
後來接到撤退命令時，王增禹的3排只剩下他和士兵王學義兩人。許多年後，他說他一直記著1937年農歷三月，第61軍第434團程繼賢團長寫在他筆記本上的四句話︰「男兒立志出鄉關，生不成名死不還，葬骨何須桑梓地，天涯到處有青山。」他和犧牲于平型關戰役中的程繼賢是好朋友。
時隔多年之後，楊錫九老人已經記不清他們部隊的確切位置。他是第19軍第215旅第429團4連7班下士副班長。他只記得他們連的陣地在界河鋪附近一個倒八字形的山口上，上級給予他們的任務是守住那個寬約30多米的山口及其兩邊的山坡。原先守在這個陣地上的友軍一個連只剩下了十幾個人。本來忻口西北的紅土山梁經多日激戰後已成一片火海焦土，又沒有明確的地標，如果不親臨現地，很難說清具體位置。估計也在204高地附近。
第19軍守崞縣的戰斗楊錫九沒有參加，那時他被抽調在太原郊外督修工事，听說部隊開往晉北後，他讓鐵匠打了一把大砍刀，刀的兩面分別打了「殺敵殺奸」、「成功成仁」各四個字，然後，他背上那把沉重的大砍刀前往崞縣歸隊，剛走到宏道鎮，便遇見從崞縣撤出的部隊。隨後他跟著連長黨增瑞開赴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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