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旦發現自己必須為自己的命運獨立地作出選擇的時候，她就徹底告別了過去。張愛玲把世界分成了兩半，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神與魔。她生命中另外一種東西呼之欲出。
一開始，母親確實是對張愛玲寄予厚望的。
住在母親家的時候，時間一長，母親發現，她的這個讀書聰慧，頗有才學的女兒，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顯露出驚人的幼稚。母親的這次回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張愛玲升學。可是母親卻發現張愛玲在許多方面有著驚人的愚笨和與外界環境的不協調︰她發現就像張愛玲在自己的《天才夢》里說的那樣「不會削隻果；不會補襪子；怕上理發店；怕見客人；怕給裁縫試衣服；住了幾年的房間不知道電鈴在哪里；上醫院打了三個月的針仍舊不認識回家的路；永遠不知道家里汽車的車牌；教她織絨線永遠學不會。」母親看著張愛玲苯苯拙拙的生活能力，徹底的失望了。母親傷心地對張愛玲說︰「我懊惱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癥，」她告訴女兒︰「我寧願看你死，也不願看你活著使自己處處受痛苦。」總而言之，在現實生活里，母親認為張愛玲是一個廢物。
母親發現這些之後，除了驚訝，除了失望，她便要重新考慮為了培養張愛玲，自己是否值得做出這麼大的犧牲？？
雖然母親竭力要培養女兒成為「淑女」，到底是女兒愚蠢不堪造就。在母親對張愛玲「淑女」式的塑造，遭到失敗以後，母親又提出了一個公允的方法讓張愛玲自己選擇。張愛玲在小小的年紀就已經被迫有過多次的選擇，或選擇父與母，或選擇生與死，現在又面臨著切身前途的選擇，已經曉得厲害關系的她，自然不肯放過有前景的機會。她的升學的問題迫切地擺在眼前。母親說有兩種選擇︰
一.如果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當時有一種慣例，女子中學畢業了要繼續上大學，不一定立刻就讀，可以找個婆家先結婚，由丈夫拿一筆錢出來資助就學，畢業回來再考慮生兒育女，看看當時報紙上那些打著「願助學費」字樣的廣告就知道了。
二.要不先工作著，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後再繼續升學。
——然而，這兩種選擇都不適合張愛玲。
早在聖瑪麗亞女校上學的時候，她有一個女同學叫張如瑾，也是很有才華，寫過長篇小說《若馨》，教師汪宏聲先生也很是器重這位女同學，她也曾經在《良友》上發表過多次文章。但是因為戰爭爆發，後來就嫁了人，再也沒有寫過字，就這樣沉寂下來。從那時候起，張愛玲便堅信世上最大的悲劇，就是一個有天才的女人無端攪進了婚姻。所以張愛玲在畢業留言里「最怕」的一欄目里填著「一個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結了婚是最怕的事情」，就是這件事情張愛玲是最怕的，也是最恨的一件事。
那麼，就先工作——那時候中學畢業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書記員，女招待員，或者女店員，都是些不很操心卻需要細心的工作。然而，口頭禪「我忘了」、「我又忘啦」的張愛玲雖然有著極高的文學天賦，但在生活上卻是個弱智，不會做女紅，不會做家務，甚至不會削隻果，永遠不認識路，永遠不知道自己家汽車牌號。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她的臥室總是最凌亂的一間，學校規定鞋子要放在鞋櫃里，而她總是把自己的鞋子隨意地拋在床下，以至于屢屢被懲罰性地展示出來，而她自己卻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依然如故，逼得緊了，便說一句︰「啊呀，我忘了。」
不願嫁人，也不適合工作，那便只有升學了。可是這是一筆相當不菲的學費，父親張廷重始終不肯拿出來。母親又面臨經濟的窘境。因為那時候的母親一直要與美國男友維基斯托夫做皮件生意，他們一直商量著要去新加坡搜集馬來西亞鱷魚皮，回來加工制造手袋、腰帶什麼的，想來總也是需要本錢的吧。再說，張愛玲的愚笨的狀態已經使母親黃逸梵失去了信心。
為時一年半的「淑女」訓練證明是一個失敗，除了讓張愛玲失去原有的那麼一點點自信外，張愛玲沒有學會其中的任何一種技能。
張愛玲曾有過的自負與自傲，此時已經被幾年來的現實——擊碎，她自卑地承認︰「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癖缺點。」然而這一切不是社會需要的，也不是別人要求與她的，她所有的「長處」、「天才」都是向內，指向自己的心靈的，換句話說，她的好處是只能她自己獨享的，別人無法分享到。這就成就了張愛玲的蓋世作品里的內心獨白。
但是，黃逸梵畢竟是個母親，她下定決心，要盡一個母親的責任。現在，黃逸梵繼續在張愛玲的身上實施她的「淑女養成計劃」。
于是，母親再次耐心地給她的學習適應環境。她細心地教張愛玲煮飯；用肥皂粉洗衣；教她練習行路的姿勢；學會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之類……黃逸梵一心一意想要打造出一個優雅的名媛出來，但是很不幸，張愛玲實在不是這塊料。
可是受到西洋教育的母親終于還是灰心了。這個女兒在個人修養方面的愚蠢很令母親生氣。單是教她如何笑，不知提醒過她幾次，笑不露齒，切忌大笑，而張愛玲是不笑則己，一笑則咧開嘴大笑，嘴巴全部張開，亦或單是喜滋滋地笑著，連她自己亦忘了是在笑，有點傻里傻氣。一哭就是青天落大淚，讓母親哭笑不得。
母親教她走路不要晃身子，但張愛玲人高個大，走起路來總是跌跌撞撞沒有重心，就在房間里走過，也一準會撞到桌椅角，腿上不是破皮便是青瘀一片，讓母親和姑姑見了總是一驚。我在懷疑張愛玲這些個弱項就是通俗的詞——笨拙、愚笨。
盡管張愛玲在努力地學習著，努力地適應著，學著看人的臉色，但不知如何對待。對于張愛玲的不知所措，我給于了深深的同情，最要命的是，當她手忙腳亂地處理這一切時，母親黃逸梵在旁邊靜靜地審視著。
張愛玲後來在跟人的交往上很沒有信心，也許在她的內心，永遠有一雙眼楮，不是愛憐，不是贊賞，更不是慫恿，而是冷靜地審視地望著她，身處其中，必然鋒芒在背，動輒得咎，所以禁忌多多，當每一個動作都是危險的。張愛玲習慣了收縮自己，抱緊雙臂，無聲地呼吸，有誰知道或許這姿態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時代，在母親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種習慣。
事實上，一切證明母親的這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作為一個新時代的女性黃逸梵，她欣賞的是一種蓬勃向上的人生觀，張愛玲這種狀態顯然是不能讓她滿意的。
有時，我感覺到，黃逸梵看張愛玲的眼神里，有一點投資人的味道，她投下了那麼多的人力物力，還放棄了和男友在一起。張愛玲的表現，似乎配不上她的犧牲，她不由自主地，變得不耐煩了。張愛玲這時還頗不識相，三天兩頭向母親要零花錢、補習錢，黃逸梵的煩躁可想而知，就是這煩躁，使得毫無準備的張愛玲猝然心驚，她沒有力量懷疑母親，只能懷疑自己。
張愛玲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道︰
「我補書預備考倫敦大學。在父親家孤獨慣了，驟然想學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同時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母親一直在懷疑著我，她是否值得這些犧牲。我也懷疑著自己。我常常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自己是赤果果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過度的自夸與自鄙。」
這時候的她充滿了憂慮、憂郁，她生怕自己完成不了復習，生怕堅持不下去復習，生怕母親終止自己的復習費用……
隨著日子的流逝，黃逸梵原本就沒有多少積蓄，此時手頭也越來越緊。張愛玲覺得每一次要錢，對自己都是一種折磨，張愛玲總覺得心理上十分的難受。而顯然母親也開始討厭這樣一種困頓的生活了。
張愛玲覺得，這些瑣屑的難堪，正在一步步地銷毀著母親對她的愛。如果說，與父親的沖突是以激烈的形式表現的；那麼，與母親的沖突則是緩慢的，不易覺察的。但那卻是在心靈上能一點一滴感受到的。張愛玲寫道︰「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可是後來，在母親的窘境中三天兩頭伸手向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地毀滅了我的愛。這時候，母親的家亦不復是柔和的了。」
這時候的她不喜歡人與人的交接，也不喜歡人與人交接的場合，她喜歡自己一個人待著。每當這時候，她就是充滿靈性的。她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喜歡听蘇格蘭兵吹bagpipe（風笛），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喜歡去圖書館，在來去圖書館的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去摘樹巔的翠綠翠綠的綠葉兒。
在窘境中度日的時候，每天去圖書館讀書的那會兒，唯一值得留念的就是每天往返于圖書館時，在公共汽車上去摘樹巔上的翠綠色的樹葉兒。在她那段艱難的時期里，在公共汽車上摘取著大片大片的翠綠色樹葉兒來遮蓋著自己的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