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一個人一夜之間就能成熟。短短的18天的港戰經歷，一下子使張愛玲發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真實的位置︰她在這個世界之中，因為她的周圍總是上演著永遠沒有結尾的混亂的劇本；她又在這個世界之外，因為她始終只是舞台外面的觀眾；這個位置同時也象征著她與她的未來小說世界的關系。
在這場戰爭中張愛玲所注意的，不是戰火紛飛的戰場，不是人生大起大落的悲劇成熟。短短的18天的港戰經歷，而是在此背景下人的瑣屑的歡樂，人的細微的真實，這種東西才是個人真正抓得住的，真正可能「心酸眼亮」的，靠了這種東西，人方能抵擋時代惘惘與現實重重的黑暗。
戰爭給了生命以徹底的考驗。轟炸，死亡，恐懼，倉惶中對愛的抓尋，都讓張愛玲的看法發生了深深的變化。她似乎不再重視那遙遠的前途、更不再斤斤計較那遙遠未卜的前途，而更沉醉于眼前瑣屑的歡樂和一點點的出乎意料的驚喜。是呀，她曾經說過，人生的所謂「生趣」本來都是在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理想、計劃、前程，都是多麼的不可靠，而惟獨眼前的這點幸福、這點喜悅是人可以牢牢抓住的。
戰爭很快就結束了，只用了18天，英軍就宣布投降，日寇佔領了香港。對于張愛玲她們來說，災難與恐懼終于過去了，終于可以仰起臉來欣賞天上的飛機而不擔心炸彈落下來，可以快心快意地享受自來水管子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了，「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
對于張愛玲來說，沒有太多錐心刺骨的亡國之痛，香港不是上海。不過，即便就是上海淪陷，是否就一定能夠深深觸動她，也很難講。出身于大清朝遺少家庭的張愛玲，她所受的教育，就是國家已經亡過一次了。
香港的淪陷，沒有給張愛玲留下太多痛苦的回憶，只讓她對人生的荒涼與荒謬有了痛切的認識。現在戰事暫時結束了，中斷的生活又可以正常繼續了，僅這一點，就讓張愛玲高興。
停戰以後，香港大學的學生們都被安排在「大學堂臨時醫院」作看護。張愛玲也去了。
病人主要是戰爭中中了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趁火打劫者，也有別的大醫院轉來的普通病人。醫院中發生著各種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些人很有趣。其中有一個肺病患者比較有錢，就雇了另外一個病人伺候他，派那個人出去買東西。于是那個人穿著寬袍大袖的醫院制服滿街跑，院長覺得太不成體統了，大發脾氣，把兩個人都攆出去了。還有一個病人把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醫院制服的褲子藏在褥單底下，也被發覺了，也被院長哄趕出醫院。
在港戰期間，張愛玲個人主義式的唯美態度得以形成。人性的麻木、丑陋和不可理喻是他們給張愛玲上了重要的一課。在這些人中間，在作為病房的男生宿舍里，每天都面對著30多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病人，張愛玲變得冷漠、麻木和不耐煩。
病人們病不重又不能出院。院長便派下活來叫他們撿米。除去里面的沙子與稗子。因為實在沒有事做，病人們也喜歡這項工作，時間一久，連同自己的傷，也有了感情。在每天幫病人們敷藥換棉花的時候，張愛玲注意地看著那些病人們，是用那種溫柔的眼光注視他們傷口新生的鮮肉。
張愛玲在醫院里常值夜班，夜班可以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夜宵吃，是白天吃不到的牛女乃面包，唯一遺憾的是病人的死多半都是在夜間。值班久了，听病人苦難中的申吟煩了，死亡漸漸就有了解月兌的含義。于是，張愛玲逐漸適應了醫院的環境，並以冷漠對待病人們。凌晨三點，張愛玲去燒牛女乃，同伴們都在打瞌睡，但是多數的病人都醒著，眼睜睜地望著她手里肥白的牛女乃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卷心的百合花還要美麗。
然而，她也只有這麼一瓶，她不打算與全人類分享它，卻又不能不感覺到自己的冷漠與自私，自私到羞愧，于是只有老著臉往廚房去。用肥皂洗那沒有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鍋上膩著油垢。
她知道那些雙眼楮就盯在她的背後，那些抽動的鼻翼在貪婪地嗅著那煮牛女乃的香。她把牛女乃倒進女乃鍋里，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像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在這一無所有的時間與空間里，這一小鍋牛女乃便是救世的觀音。小小的廚房只點著一只白蠟燭，她像獵人看守著自己的獵物那樣看守著將沸的牛女乃，心里發慌、發怒、又像被獵的獸。
從那以後，張愛玲一聞到燒牛女乃的味道，就會覺得餓。
是饑餓將善良、博愛、正義這些大題目從身體里一點點擠出去，最終只留下口月復之欲——那是生命最本原的欲求。
張愛玲怎麼也算不上一個稱職的看護，她自己覺得自己缺少看護應有的愛心和耐心，稱自己是「自私」的人，稱自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有良心的看護」。然而，這也是戰爭教育的一部分。
張愛玲在自己的回憶散文《燼余錄》里，用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自私」，且十分冷靜地描寫著自己的自私。
有一個病人，尻骨腐爛了，（尻骨即，我是醫務工作者，知道專用名詞。）張愛玲恨這個生了蝕爛癥的病人，因為蝕爛，尻骨奇臭。病人痛苦到了極點，會整夜整夜的叫喚「姑娘啊！姑娘啊！」聲音悠長、顫抖、有腔有調，面部表情反倒近乎于狂喜——眼楮半睜半閉，嘴角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的微笑。張愛玲當班的時候，張愛玲最恨這個人叫喚，不是不負責任，也不是沒有良心，而是恨他把一個房間的人都吵醒了，也是恨他把生命的磨難赤果果地顯現出來，更是恨他的受磨難，生命在他那里是受著磨難的。
而受難的生命在張愛玲那里從根本上是不容的。她理念中的生命，應該是享用。各種各樣的，從顏色到味覺到形式，然而現實中的生命是在受難，她怎能不恨。所以，每當這個病人聲聲的呼喚使眾人一起替他喚「姑娘，姑娘！」的時候，張愛玲才冷冷地問︰「做什麼？」然後很陰沉地盯著他。病人想了想，申吟著說︰「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張愛玲告訴他，廚房里沒有水，便又走開了。他嘆了口氣，靜了一會兒，又叫起來，叫不動了，嘴里還哼哼著，繼續又重復著他的旋律︰「姑娘啊，姑娘啊！」不停地叫著。
由于無力援手，對于痛苦，張愛玲要麼避而不見，要麼憎恨。對她來說，痛苦的生命是一種殘缺的生命，她不同情——因為這沒有用——她只評判，對別人如此，對自己也是一樣。而且不僅張愛玲如此，別人可能也是如此，只不過張愛玲敢于承認，承認自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有良心的看護」。
那個病人死的那天，護士們都歡欣鼓舞，她們再也不用擔心去廚房獨自煮牛女乃的時候還要听著病人的叫喚。一群人躲在廚房里，用椰子油烘小面包，這件事情至少可以證明，人的本性是自私和殘忍的，不論他們怎樣文過飾非，張愛玲清清楚楚地看到這一點。她們把病人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護士，值班的大學生們便躲在廚房里，津津有味地吃用椰子油烘的小面包，味道頗像中國的酒釀餅，而那甜甜的味道張愛玲卻怎麼也咽不下去，她想到那人望著牛女乃瓶時的絕望的眼神，想到他在暗夜里的那一聲聲「姑娘啊，姑娘啊」的叫喚聲，她忽然覺得那聲音似乎是一個頻臨死亡的人在呼救。而她，以及其他的人們，連一點點的溫暖都不肯施與他。
窗外的雞叫著，冬日的清晨照舊寒冷著，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張愛玲感悟著︰「我們這些自私的人還在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著，不管死去的人如何的無私，活著的人如何的自私，生命的無常使張愛玲的心仿佛也結了一層硬痂。于是，她得出了一個結論，也是她的一句被世人廣為流傳的一句「留世警言」︰「想做什麼，立刻去做，否則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了」。
張愛玲具有與人無害的自私，一以貫之的坦率的冷漠，唯美之上，缺乏一般人常有的同情心。她冷眼旁觀這人世的喧嘩熱鬧，卻並不抱有正義的熱情，她深諳亂世生命的脆弱與驚惶，卻並不抱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她看人處事完全有她個人唯美的眼光，而與他人無涉。這一點，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胡蘭成曾經說過︰「她從來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慈悲布施她全無，她的世界是沒有一個夸張的，亦沒有一個委屈的。她非常自私，臨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個人在佳節良辰上了大場面的，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
這些性格特點，依我看，是與張愛玲的出生、成長的貴族家庭及洋場生活氛圍深有關系。大凡富貴人家的子弟，生來即在錦繡叢中，不曾經過艱難生活的磨練，在理解苦難與理解人生方面很難擺月兌先天的欠缺，而理解才是同情的基礎，有了同情的理解，才可有對正義、良知的感受；另一方面富家子弟往往生長于利益糾葛比較復雜的環境，人與人之間的算計，世態的涼薄，可能較平民子弟感受得更為深切。張愛玲自己的生活典型如此。譬如，她父親曾經算計她母親的財產，她姑姑因為遺產的糾紛與她父親少有往來，甚至她父親死了，姑姑她都沒有興趣去看最後一眼。從這兩方面看，張愛玲純粹個人性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一種真正遵循我們內心真實聲音的生活才是我們值得去過的生活。何況她坦率，真實，從不諱言自己的這類想法。然而她後來又成長為那樣一個富于天才的作家，與這種性格不是沒有關系的；而她之創作的局限，她的婚戀，她的遺世孑立的晚年，更于此有著難已分割之聯系。
張愛玲在醫院里主要是上夜班，盡管時間特別長，有10小時，但其實沒有什麼事情，她還是喜歡的。她所要做的，無非是病人的大小便，踫到這樣的事情，她們只需要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號要屎盆」，或者「三十號要尿壺」，然後自會有人來料理。她照舊坐在屏風下看自己的書。
似乎所有的學生都有了這方面的經驗。戰事的無常使他們去掉了一切虛華、浮躁、繁縟、幻覺，有的只是空前的現實……
就算在戰爭中逃過了大難，戰爭結束後，也仍有可能逃不過日軍的虐待——港大的學校本部不久就成為了港大師生的集中營，後來這個集中營又搬到赤柱了。港大校舍不只荒廢，還被破壞，很多文件與記錄都不知所終了，包括有關張愛玲的資料。
中學畢業時張愛玲填過的最怕一欄是「死」，然而這時候的「死」離她這樣的近，于是死亡變成了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值得恐懼，也不值得同情。將死的人已經不算人，痛苦與擴大的自我感，切段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仿佛是傷口上慢慢長出厚厚的痂，有一層「隔」的感覺；又仿佛累極了的人做在冷板凳上打瞌睡，極不舒服，可到底也睡著了。
——人們便是這樣一天天堅強起來，人們便是這樣一天天冷漠起來。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
在戰爭的背景下觀照自己，張愛路承認自己的蒼白、渺小，「自私與空虛」，「恬不知恥地愚蠢」。幾年後，張愛玲在她的回憶里這樣寫著︰「時代的列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做在列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這一切，很快就結束了。日寇佔領香港，英國政府撤出了香港，香港大學隨之停辦。張愛玲的大學僅讀了三年，還沒有來得及畢業，就喪失了繼續深造的機會。不可靠的理想與計劃眼睜睜地看著它成了泡沫。張愛玲志向高遠的讀書計劃就這樣意外的終結了。這怎麼能說不是命運呢？？
香港的戰事，留給張愛玲的，並不是這清堅、決絕的歷史始末，而是戰爭中這些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她並能從中找尋出了回味的樂趣。就像一株正在吸收養分的青竹，將自己的竹鞭深深地伸到人生土壤的縱深處，吸收各種各樣的養料，使她在簡短的、圍城的災難中拔節而出，並有了深刻的人生體驗。她以為︰「髒與亂與憂傷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正是在人生的「髒」與「亂」中，張愛玲獲得了另一種人生養分，香港大學的三年，是對張愛玲後來的創作道路的影響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並為她登上中國文學舞台作好了準備。
戰爭讓張愛玲成熟了，她即將開始了她的獨立生活，她已經立在了社會的舞台上，鑼聲一響，她就要登場了。
荒涼寂寞的上海文壇上，一個有著絕世才華的女作家就要橫空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