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初期的上海，正處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非常時期。抗戰八年，上海除了從「八.一三」開始的三個多月的血火之戰外，分別為四年的「孤島」時期和近四年的「淪陷」時期。這兩個時期的上海文壇，盡管文學界許多名將猛士已撤退到大後方以及香港等地，但留守在上海的文藝隊伍還是異常活躍的。文學報刊並不比戰前遜色，雖然當時的政治環境所迫，其中鋒芒所向略有收斂。
正由于處于復雜的政治環境，上海文藝界的形式也十分復雜，淪陷時期的文學作品更是魚目相混，珠玉雜陳，進步作品表現形式皆是隱晦的，曲折的。敵偽政府的新聞檢查相當嚴密，任何一種有所指的「過激」文字，皆會遭到殺身之禍。
張愛玲卓然不群，獨樹一幟，注目于戰事以外的凡人瑣事，怨偶姻緣之間，又集古典佳韻、現代風情與一身，自然聚起了全上海各色目光的注意。
初出茅廬的張愛玲多麼像一位在台下慢慢啜茶的看戲人呀，她細細地啜著茶，不動聲色地看著台上喧嘩吵鬧的表演。中國人那世代相傳的機智、滑稽與小小的狡詐，時不時地讓她露出會心的一笑。台上「戲劇」的規則、過程及歡喜悲哀，她都太熟悉了。熟悉到一邊諷刺一邊愛著的程度。她的這種異鄉人的特異視角引起了淪陷區評論家的注意。散文作家周班公就這樣說過張愛玲︰「這是一位從西方來的旅客，觀察並且描寫著她喜愛的中國。」周班公這種發現是敏銳的，但對張愛玲猶有未見之處。
張愛玲認為︰現實、人生大半是不可了解的，滿布著破壞與磨難，淹沒在重重的黑暗之中，而真實的可了解的人生，全是一些不相干的、偶然的、剎那間的情境上。人生之戲劇也大致如此，熙攘往來的悲歡離合，不過是文明的浮華表象，而在那浮華之間，偶爾有一瞬清澈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卻是生命樸素的底子。對于前者，張愛玲她一向是抱著嘲諷與譏薄的態度，對于後者，卻被深深地感動著，以及對生命沉沒的無言之痛。
不難想象，散文或時評寫作，並不能完全表達這些豐富的內容。張愛玲必然地會有所不滿足。她最初選擇替《二十世紀》英文報刊寫稿，一則是因為對自己的英文頗有自信，再則因為英文報刊稿酬很高。而在這個時期，她迫切的需要錢來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更希望通過錢來獲得她久已向往的獨立自在的生活方式。似乎從很小她就渴望著一種新的生活︰自己掙錢自己花，自己管自己，自由自在，獨來獨往。姑姑就是榜樣。姑姑的獨立、姑姑的隨和、以及姑姑的幽默都給了張愛玲很深的好感，事實上她們一直相依為命十余年。
張愛玲希望掙到足夠的錢，從而可以按照一種自由的、雅致的、美好的生活方式來生活。
張愛玲後來說︰「用別人的錢，即使是父母的遺產，也不如用自己賺來的錢來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的。」
掙錢的目標在《二十世紀》英文報刊上很快實現。這並不是說，這份雜志付給了她多少稿酬，而是說，它給了張愛玲空前的信心，包括文學才華，包括以文謀生的能力。這使張愛玲受到極大的鼓舞。
《二十世紀》英文報刊，這份時今已為人遺忘的英文刊物，為年輕的張愛玲提供了走向職業寫作的第一步台階。不過《二十世紀》終究不是文學圈內的雜志，而張愛玲，最終是要真正「殺」進文壇的。就像《二十世紀》的主編梅涅特說過︰「張愛玲是一個極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四年前，她從聖瑪麗亞女校畢業時，汪宏聲先生也這樣說過張愛玲的前途「未可限量」。
這些話，開始越來越清晰地回響在她自己的內心。她真的要「殺」進文壇了，她需要更大的冒險與成功。
一個「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的人，也許比其他的人更需要飛揚的轟轟烈烈的人生，更需要完美明亮的生活。
自從張愛玲用中文寫了兩個短篇《沉香屑.第一香爐》和《沉香屑.第二香爐》叩開了她仰之已久的上海文壇的大門時，張愛玲便一發不可收拾地走進了上海大文壇。
隨著張愛玲一發不可收拾的創作激情，各種雜志，各類人等皆對張愛玲投注了不同內容的關懷和熱望。其中，有些背景不甚干淨的報刊雜志，也拼命拉張愛玲寫稿，寫各種吹捧文章，舉辦多種活動，興趣不在文學而在為自己的報刊拉場子，撐門面。
一時間張愛玲的社會活動頻繁起來，連梅蘭芳來滬，朝鮮舞蹈家崔成喜來訪，張愛玲也作為知名人士前往陪同采訪並合影留念，她一舉成為當時社會上的知名人士。
而此時，張愛玲的父親則因為生活揮霍無度，將家產徹底毀掉，不但賣掉了最後一部汽車，也舍棄了體面的洋房花園生活，而搬到一處普通的公寓里住。而弟弟張子靜因身體多病，輟學後一直在家修養。閑來沒有事情做時，便找來姐姐寫的小說讀，每一篇都仔細讀過。讀完了就想去找姐姐談談讀後感，但是與姐姐見面的機會卻越來越少了。每次去，十有九次踫不見她，姐姐不是外出就是忙著寫稿。姐弟倆很少能夠坐在一起，像從前那樣融洽地交談。
出了名的姐姐似乎不是他的姐姐，而成了一個遙遠的名人。就像他對母親的印象一樣。
張愛玲的精致文章，飛揚文采，引起了當時還滯留在上海的一些進步學者、前輩作家的注意。他們一方面感到欣喜，這個文學新人的出現，功底非淺，是現代文壇上難能可貴的出手不凡、少年老成的文學天才；但另一方面也提張愛玲擔憂，當時的上海文壇環境特殊，清濁難分，似張愛玲這般紅極一時的大出風頭，很有可能遭人利用，走上歧途，這是人才的浪費，是文壇的損失。
比如文學前輩鄭振鐸、傅雷、夏丐尊、王統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等人，都在暗暗注視著張愛玲的每一篇作品的問世，正因為如此，對新人張愛玲懷有愛意的文藝界前輩倍加關注。而張愛玲卻渾然不覺，只是盡情地享用著成功後的快樂。
張愛玲的好友柯靈多次地委婉地向她表示，因為時局不清，希望她少與《雜志》這個刊物往來，甚至暗示她不要到處發表自己的作品，柯靈說︰「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里跳交際舞——那是賣力、鼓掌、拉場子的，那是些背景不干不淨的報章雜志。」包括老文學前輩鄭振鐸等都十分關注著張愛玲。
《雜志》這個刊物它與日本有著說不清的糾葛。它不但附屬與以日本人為後台的《新中國報》，還粉飾日本統治下上海的「太平」、「共榮」。不過，在具體的編輯過程中，《雜志》又有意堅持與一般商業刊物很不同的「嚴肅」態度，聲稱要走純文藝路線，較多發表與政治關系不強烈的各類實地報道、人物評述、專輯、記錄等，在上海文藝界的確頗有些地位。
這些勸說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說，自然是中肯的。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日本自然需要文學這種「軟性」文化來鍍造去統治的「繁榮」與「文明」，張愛玲的走紅無疑有助于這種假象。
文學前輩鄭振鐸當時在上海隱名埋姓，典衣節食，埋頭于祖國文學遺產的整理與搶救，欲以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著「史流他幫」、「文歸海外」的大劫。（鄭振鐸為祖國的文學遺產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當鄭振鐸在《紫羅蘭》、《雜志》、《萬象》等雜志上看到張愛玲的小說時，深為作者的才華與深刻所驚嘆，認為這樣的人才，實在難得，又正當兵荒馬亂的，應該好好珍惜才對。
于是，鄭振鐸找到《萬象》的主編柯靈，要他勸說張愛玲，不要像現在良莠不分地四處發表作品以防中某些有政治背景的人的圈套。他具體建議，要張愛玲繼續寫文章，但不要發表，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書店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開明書店是地下黨辦的書店）
開明書店的負責人葉聖陶已經撤退到重慶，而只有夏丐尊和章錫琛留守，他仍延攬了上述的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上在那里韜光養晦，養精蓄銳。從這些文壇耆宿來看，這未必不是一條保險而又實際的建議，因為他們經多涉廣，對社會的不測風雲心中有底，雖然這個建議當時說給張愛玲，以她的為人處世之道，不見得采納，但柯靈還是選擇了機會向張愛玲表達了鄭振鐸的建議。
事有湊巧，不久後張愛玲給柯靈寫了一封信，把柯靈作為朋友，向他征詢是否同意中央書店老板平襟亞的建議，在他那里出本小說集。中央書店成立于1927年，系平襟亞創辦，主要出版標點長篇章回小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創辦《萬象》月刊，仍是平襟亞為老板，柯靈為主編。這個書店靠一種「一折八扣」的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只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靠此起家。平襟亞，系學法律出身，亦是梨園常客，文壇趣友，好做插科打諢的戲文，以後也曾為張愛玲為題材作一小品文，這已是後話。
柯靈雖在《萬象》雜志供職，由于他們之間也有著不一般的友誼，柯靈卻存心不想讓張愛玲混跡于此。加之鄭振鐸已有言在先，便順手推舟，又給張愛玲寄了一份開明書店里的書目，供她參閱，想以此對比出，該書店的出書量，並說明如果是他，寧願婉謝垂青，不予出版小說集。柯靈懇切陳詞于張愛玲，言以她的出世才華，不愁不見知于世，希望她能靜待時機，不要急于求成。張愛玲很快回信，極其坦率地說要「趁熱打鐵」，言及此刻正是她走紅的時候，再推一把，更能推波助瀾，成就她的名聲。她的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社是《雜志》社。柯靈有點後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成全了平襟亞。柯靈真是十分的暗自失悔。
張愛玲畢竟年少氣盛，而她又是那樣地盼望早日成名，以實現自己各種生活夙願，她的早熟使她早已覺得她該邁出一個真正成人的境界，那種有地位、有身份、有名氣、有財富的成人境界。
于是，她的第一本小說集《傳奇》于1944年8月在上海《雜志》社出版發行。出版後第四天便一銷而空，轟動上海文壇，復有再版。
在《傳奇》再版的序言中，張愛玲再也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率直地表達了她對出名的熱望與急切︰
「呵，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兩篇文章，也是發了瘋似的高興著，自己讀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見到。就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容易興奮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遲了就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這兩段名言是張迷們的至愛，也是我的至愛，多次在我的文章里出現過。）
張愛玲是實際的，功利的，但她的實際和功利來自她意識深處的危機感和困惑感。因此，雖然她並不明白「更大的破壞」將是什麼，是什麼性質，但她只要牢牢地抓住現在，要趁熱打鐵，要快快出名。
在她早慧的頭腦中，早已千遍萬遍地思考過，生命就是一閃即逝的，所有的光輝都將成為過去，最靠得住的只是現實的存在，因此，與其深思熟慮地打算，安排著未來，還不如在此刻破壞尚沒有來臨的時候，讓她痛快地去享用，去歡快，去成功、去出名。
因此，處于這種「出名要趁早」的奇念，張愛玲愈發美文鋪地，玉珠滿盆，她將她在舊式家庭的浸婬，戰爭風雨里的洗練，個人天性的敏感所凝練成的生命的感悟，加上融會了傳統文化精華的西方文明機俏的精品精文，毫無保留地獻給了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壇。
于是，在1943年、1944年的上海各種活躍雜志里，如《天地》、《萬象》、《雜志》、《苦竹》、《小天地》、《古今》、《紫羅蘭》等等，均可見到張愛玲的大名，真可謂名噪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