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原名蕊生（1906——1981），1906年出生于中國浙江嵊縣，家在距縣城幾十里的下北鄉胡村。他出身貧寒，是個農村的苦孩子，隨母親長大，自幼喜歡讀書，其實論起他的學歷只有中學二年級。
如果在盛世里，這樣的根苗是基本長不起來的，無論哪個科層系統，都不可能會接納他。然而在亂世里，他就有了隙縫，鑽了出來，而且學有所成，不但成就為一個才子，而且還鍛造成有著滿月復經世之才與入仕之志。
他有著作留下來，洋洋灑灑幾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自傳體《今生今世》。有了這一本，其他的人就無須再做《胡蘭成傳》，他把一切都已經寫盡，沒有人可以比他自己寫得更好。無數的張迷，張學研究者，面對他，只有尷尬。
人生起步伊始的基石是無法自己選擇的。他沒有張愛玲盛大的氣勢的資本，不能像張愛玲那樣倨傲地說︰「所有輝煌的祖宗只在她‘死的時候在她的血液中再死一次’」。胡蘭成沒有權利這樣說，他的祖先不過是在荒村野外某一處不可知的地下找一安身之處，或許連丘冢也找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從零開始，在所有類似胡蘭成這樣的男人身上成了一種參差和對立，兩者差距所形成的力量，在時代風雲中決定了他的人生道路。貧寒的門扉終難完成大開大闔，必須另闢天地，他只能自擇而又無法自擇地走上了背叛、出賣的不歸路，踽踽孤行在民族同仇敵愾的群體之外。
胡蘭成的祖父胡載元是開茶棧的，是茶棧老板。用機器加工茶葉，生意一度做得很大，為當地一大富戶。「賬房間及老司務」每天的開銷就相當于購50斤豬肉的錢，胡村的大石橋也是胡載元領頭捐款建造的，可見在村里是數得上的富戶。
今日胡家老屋破敗不堪，但是老屋上屋檐及欄桿上精雕細刻的鳳凰與松鶴圖上，也可以看出當年的確不是一般農村人家。可能也是胡蘭成僅從撫視老屋欄桿、屋檐上的鳳凰松鶴圖，就真的理解與解月兌了興亡滄桑？
他在《今生今世》中寫道︰「今我飄零已半生，但對小時候的事亦只有思無戀，等將來時勢太平了我亦不想回鄉下去住，惟有清明回去上墳是理當的。」胡蘭成對家道中落的父親，聰明勤勞的父親，以及賢惠厚道的母親是又愛又敬。
胡蘭成的祖父死時，胡蘭成的父親才18歲，胡蘭成本人沒有見過祖父，他只是對祖父開茶棧那般生意紅火，「這種世俗的熱鬧至今猶覺如新。」他對民間與世俗的親切感，不知是起源遙想祖父當年，還是受祖父遺風的影響？
父親胡秀銘繼承家業後不知怎麼搞的，破了產，淪為普通農民，但胡蘭成對父親胡秀銘是同情、欣賞、敬佩的。
在胡蘭成的筆下，父親胡秀銘青年喪父，家業因茶棧倒帳賠光。父親胡秀銘18歲當家時，所當的卻是一個由村中富戶一落而為一個常常揭不開鍋的貧家。但他沒有因此而頹廢，也沒有因為由富家子弟一變而為「勞動人民」就自暴自棄或不知所措。他平然地接受了家境與角色的轉換。胡蘭成自幼曾見父親在桑樹下殷情地培壅，到高沙地種麥子，到後園種菜。雖然他還是田里的生手，旁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種田人，但畢竟也能做得下來，他就這樣勤勤勞勞到地里去耕作。
當然父親胡秀銘是聰明的，他不是趙樹理筆下小二黑他爹那種「只會在地里死做」的農民，也絕非是魯迅筆下閏土式的愚蠻人物。每年一到春夏他都要到茶戶收購茶葉，轉賣給茶棧，如此可得二百銀元，用來維持生計。可他又不像個精明的商人，而有農民的樸實本質。
父親胡秀銘能寫文理通順的文書，卻又不把自己當做讀書人；平時愛管別人閑事，也樂于幫閑，愛與人講道理，卻又沒有鄉紳的派頭；也喜愛擺弄樂器，他會敲鼓、彈三弦、吹竹笛；卻只是在忙余閑時偶為村人助興，而與追求風雅無關。
父親胡秀銘的這種作風，胡蘭成是完全繼承了的——他不是經濟學家，卻在報刊上發表了數量可觀的專業文章，將國民經濟問題解釋得頭頭是道；他不是國際關系學家，卻對中國、日本、美國、英國、蘇聯諸國之間的縱橫捭闔了然于胸；他不是文學研究者，卻對作家作品有獨到的見解，他對張愛玲其人其文的評論，無數次地被人引用，公認為經典；他大概也不會把自己視為作家，可他散文的藝術成就，在20世紀華文散文史上佔據了一席之地。
胡蘭成還寫到父親的「一簞食、一瓢飲，這樣的節約」，還說父親說話「喜蹌人家」，與人交往起于親熱止于敬，「怎樣久亦不能熟悉」，仿佛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及與青年女子交談中更是謹慎，戀愛外的「相悅」父親把握地很好等等。這些，胡蘭成也都是像他父親的，不過最後一條他比父親走得遠，永遠有戀愛外的「相悅」。胡蘭成還說父親胡秀銘︰「出語生澀……沒有冗談或清淡的嗜好」。這一點胡蘭成大概是沒有繼承父親的出語生澀。
胡蘭成小時候，父親還教他早起寫字，講書給他听，這些在于胡蘭成來說都是親切的記憶。
胡蘭成的母親吳ju花，吳ju花則是普通農家的女兒，識不識字還是個問題，但吳ju花教給兒子最尋常的做人道理，讓胡蘭成覺得受用一生。
吳ju花教育子女似乎最得法，自然也最有效。但細究起來，她的方法並無逾常之處，也就是一般日常里的罵罵講講，而且與「他爸」一樣，不取被今人所極力推崇的「賞識教育」，她對胡蘭成「從來不夸獎」，甚而「無非叱罵」。成人後有了閱歷的胡蘭成回憶這一點，對母親卻不僅沒有一點怨言，反而十分感激，說正因為如此，「我長大了能不因毀譽擾亂心思」。這是吳ju花做母親的成功。
吳ju花教訓兒子的話是︰「小人要端正听話，要有規矩怕懼。」她給胡蘭成立的規矩似乎最多，有無數個「不可」，以致給胡蘭成造成的印象是「這也不可，那也不可」，如「不可手腳逆簇，不可問東問西，不可要這要那，見人家吃食，不可站在旁邊伺望，小人不可敗大人手腳，不可揀食，不可沒寸當……」。吳ju花的厲害還表現在「棒教」兒子上，胡蘭成回憶道︰「因為我不成材，幾次被父親惱，更是常被母親用烏筱打。」有意思的是，父親只會「惱」，而「打」的卻是母親。與傳統家庭相反，儼然慈父嚴母。
其實吳ju花並不是概念中的「嚴母」，在更多的情況下，她是和顏悅色的，會善誘循循，教導諄諄。胡蘭成小時候吃腌菜只揀菜睫吃，而不肯吃菜葉，吳ju花就對他說菜葉是大旗，吃了會做官，這就哄得他菜葉也吃了。吳ju花也樂于幼子當幫手學做家務和生產，看他做錯了也笑著寬容。正是因為有慈愛作基石，她的嚴格才有威力，也才易令孩子知錯而對父母無怨。
吳ju花教訓兒子︰「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走路不可油頭螞拐。」胡蘭成都听進去了。
吳ju花如此教兒，並非只是為教他行走姿勢，胡蘭成就知道這是母親在教他「做人的道理」。父母對女兒與兒子的未來角色期待固有不同，但是吳ju花教育孩子，確能抓住根本。胡蘭成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道︰「我到杭州讀書，母親為我整理行裝，每回總是吩咐︰‘出門要理睬世人，常時饑餓要自己曉得，不可忘記家里的苦楚。’」幾句叮嚀，說了三個極重要的方面。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二是保護自己，三是不要忘本。僅此就可以說，農婦吳ju花不簡單。
吳ju花還有一句至理「凡」言，說︰「靠教是教不好的。」似乎與「教育可以改變一切」相悖。她的意思實際是︰自己不想要好，不學好，再教也沒有用。表達的思想包含著內因外因的辯證法。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吳ju花的理性。
胡蘭成的父母感情很好，但不是典型的愛情模式，而是典型的親情模式。所以胡蘭成特別喜歡「金童玉女」這個詞，在《今生今世》里屢屢借用金童玉女這個詞。他寫與張愛玲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雖然結了婚……兩人怎樣亦做不像夫妻的樣子，卻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這是因為父母的婚姻給他留下的印象。他說︰「我父母何時都像是少年夫妻」，「我總覺他們兩人沒有變老過，說金童玉女，大約是從現世有這樣的人而想出來的」。
胡蘭成童年生活都是在鄉村，也沒有玩過任何玩具，可是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遺憾，倒覺得他鄉下的玩具比現代化的玩具反而要好，不曾享受到現代化的玩具反而成為他的「大幸」。這里他指的「大幸」，我的理解恐怕就是做官成才了。胡蘭成在回憶錄中自言︰「我的童年，是在屋後的溪水里捉魚，一面幫著母親去撈漂流了去的衣杵。到前畈一個池塘里打菱角，看大人踏水車。跟嫂嫂她們到山上去，她們采茶葉，我在刺叢里摘覆盆子。用紅得發艷的蕎麥稈叫一位堂姊姊編花轎。」這是他健康而快樂的童年。
胡蘭成的求學之路頗不平坦，高小畢業後，就先上了紹興第五中學。胡蘭成對他的中學時代態度更為冷淡。他共讀過兩所中學，高小畢業進了紹興第五中學後，可是只讀了一學期，學校就因為鬧*停課而輟學。當時他處在懵懵懂懂狀態，所以對紹興五中也就沒有什麼感覺。其後跟著表哥考入杭州教會學校蕙蘭中學。
在蕙蘭中學，一入校，就覺得不喜歡校園里的氣氛，他說︰「蕙蘭是個教會中學，青年會在禮拜堂歡迎新同學，彈琴唱贊美詩，且分糖果，那樣的‘兄弟愛’于我完全不習慣。」他在蕙蘭中學讀了四學期，只有一個亮點，是他擔任了校刊的英文總編輯。但卻因了這個職務，在與編輯校刊的工作中與教務主任拂逆發生沖突，竟至被校方開除。他對蕙蘭的印象自然不會好。後來考取了杭州郵務局的郵務生，從此就沒有再接受過教育。
郵務的郵政人員在「舊社會」是個鐵飯碗，地位是令人羨慕的，可惜只干了一個月，他又因指斥局長「崇洋媚外」而被開除。這年他21歲，為謀出路，毅然去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