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歲那年，胡蘭成去了北平，這一步，是他蛹化為蝶的關鍵一步。在燕京大學的時間雖然不長，卻使他大大的開了眼界。
據記載，胡蘭成這時候有兩個同學在燕大讀書，給胡蘭成介紹了一份為校長謄抄的工作。
那時的燕大，名流薈萃在校園里，同學們常常悄悄地指給胡蘭成看︰這是周作人，那是某某某，總之不是宗師，便是豪杰，胡蘭成因自己志向未明，對他們這些名流只有景仰，對他們的課卻也沒有單純慕名而听，比如他就沒有听過周作人的課。這樣，燕大雖好，卻似乎並不是他所想要的，眼看一天天過去，他感到自己沒有什麼長進，情緒低落下來，在燕大只待了一年之後，胡蘭成就返回了故鄉，結束了他的「非典型」的大學生活。
說到胡蘭成，我想到的是，他是一個極其聰明的人，這是亂世里才有的聰明的人。胡蘭成雖然沒有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是憑著他的聰明與悟性，完全通過自學，成為了一個學問家。
胡蘭成有才氣，有性格，在亂世里，想到即便是循規蹈矩地活，怕也是活不了多久，于是就恣情放任地活。果然，也就活出了個模樣。
這樣的人物，現代史上就不多了。民國是亂世，于是民國這樣的人就多起來。從陳獨秀，到聞一多為止，成為一個譜系。他們的為人、品質，其實都不一樣，有的是極其剛烈的性格，有的是善于阿附的性格，惟有才氣飽滿這一點，他們這一類人極其相似。但是那些人們，比如陳獨秀等等，是可以歸類的，而胡蘭成則不能歸類。
1927年胡蘭成從燕京大學退學，北伐軍興起後，胡蘭成回到了浙江，先後在杭州、蕭山兩所專科學校任教成了知識分子。
1932年，他厭倦了教師的工作，返回家鄉，這時候，他的發妻唐玉鳳生病去世，家中無力下葬，他四處苦苦告貸，竟求助無門，最後在干媽那里借得60元，還遭來一通奚落與鄙夷。此事對他刺激甚深，從此放棄了任何正義感，一心只想往上爬。
他後來回憶說︰「我對于怎樣的天崩地裂的災難，與人世的割恩難愛，要我流一滴眼淚，總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時的啼哭，都已還給了母親，成年的號泣，都已還給玉鳳了，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如此冷血的人，日後在政治上的表現種種，也就可以索解了。我們再去看看後來大動亂時期，胡蘭成的人生軌跡。
之後，胡蘭成又南下廣州，輾轉于南寧、百色、柳州，又做了五年的中學教師。這之後胡蘭成更是不安于三尺講台，經常對時局發表看法。寫東西也常常愛用一些時髦的字眼，比如「兵氣」、「民間起兵」、「開創新潮」等等字眼。
1936年，「兩廣事件」發生，廣西的桂系第七軍發動兵諫，要求中央政府抗日。胡蘭成由于當時是中學教師，又有一手漂亮的文章，又有滿月復的才華與學問，又有著年輕人的銳利與機警，自恃于雄才與大略，又常在報上發表對時局的評論。
這一年應國民黨第七軍軍長廖磊的聘請，任中學教師之余請胡蘭成兼辦《柳州日報》，在報紙上為軍長廖磊發表鼓吹兵諫的文章，這是胡蘭成開始嶄露「政論一支筆」的頭角與號稱，而引起了各方的關注。
在辦報的過程中，「兩廣事件」旋即受挫，胡蘭成又因不遺余力地鼓吹親日思想的一篇政論而惹下麻煩。5月，「兩廣兵變」失敗後，加上就因《柳州日報》的這一篇親日政論胡蘭成而被當局抓到桂林桂系第四集團軍的總司令部，受軍法審判，監禁了33天。後來因為白崇禧惜才，才沒有再為難他，白崇禧給了胡蘭成500元，算是禮送出境。
沒想到這次的文字賈禍，卻因此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的注意。反而給胡蘭成帶來了更大的「上行空間」。這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自然規律，使胡蘭成的人生又上了一個台階。
胡蘭成親日的言論理所當然地吸引了汪精衛的目光，被汪精衛看中，具有汪派背景的《中華日報》邀請他為《中華日報》撰稿人，接受邀請後他便奔赴上海就職。
自此胡蘭成從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一舉升遷為汪精衛的心月復與棟梁，走上了官宦仕途的第一步，也是成功人士征程慣有的第一步︰御用。
1937年，汪精衛又讓胡蘭成在自己主辦的親日報紙《中華日報》的社論委員會任總主筆，可謂信任有加。胡蘭成在汪精衛的喉舌報《中華日報》社論委員會任總主筆後，大肆展開賣國求榮的輿論攻勢和思想侵略，當時這是一份親日派最重要的報紙，《中華日報》上洋洋灑灑的社論皆出自于這位才子之手。
不久之後，胡蘭成在《中華日報》上寫了兩篇有名的文章︰一篇《論中國手工業》，一篇《分析該年關稅數字》，這兩篇文章使胡蘭成的人生又上了一個台階，並被日本的報刊《大陸新報》譯載。這樣一來。胡蘭成就更是引起了汪系的高度重視，自此他成為了汪系的主力干將，且日益扶搖直上，再回首鄉村「慘綠少年」的種種淒涼，則如同恍然隔世。
1938年初，滬戰爆發後，胡蘭成又被重用調到香港《南華日報》，汪精衛將他調到香港的汪系《南華日報》任總主筆，以筆名「流沙」撰寫社論，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就是賣國高論《戰難•和亦不易》。不過，此時的胡蘭成的名氣雖大，卻無任何政治實力，經濟收入也很可憐，月薪只有區區60元。
就在胡蘭成彈鋏抱怨之時，機會又來了！
汪精衛這時，叛國已是箭在弦上，急欲組織偽政府，有意延攬胡蘭成做他的「文膽」。汪精衛通過親汪的《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從中引線，派親信陳春圃帶了親筆字條給胡蘭成︰「慈派春圃同志代表汪兆銘向胡蘭成先生致意。」
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不久後也來到香港，也想順便見一見胡蘭成。經過打听，方知胡蘭成的月薪微薄，生活艱難，且患有嚴重的眼疾，無法面見「夫人」。陳璧君嚴厲斥責林柏生埋沒人才，親自將胡蘭成的月薪，由原來的60元一下子就加到360元，還附送了2000元的「保密費」。
對這樣的籠絡，胡蘭成心領神會，欣然受之。自此，胡蘭成正式上了汪記的賊船。
這以後，汪精衛開始鼓吹「和平運動」，他最需要的是吹鼓手，胡蘭成的地位隨之急劇上升。此時《中華日報》又專門成立了社論委員會，為汪偽宣傳定調。委員會主席是汪逆本人，總主筆又是胡蘭成，他手下的一批撰述，個個都是「名流」，有周佛海、陶希聖、林柏生、梅思平、李聖五等。
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後，胡蘭成在南京偽政府先後擔任「中央執行委員」、「宣傳部政務次長」、「行政院法制局局長」，還短暫的擔任過汪精衛的侍從秘書，可以直接向汪精衛本人進言。汪精衛很「賞識」他，呼他為「蘭成先生」，常向他「殷殷垂詢」政見。
其時，他儼然是汪精衛嫡系「公館派」中的棟梁，在汪偽政府中的位置，要遠遠高于著名「文膽」陳布雷在蔣介石那里的分量。
胡蘭成把汪偽當做「新潮」，以「布衣卿相」而沾沾自喜，在上世紀70年代寫自己的自傳《今生今世》時，還津津樂道于自己是「和平運動時，位居第五」的榮耀。
他的這一生，頗多荒謬，是他自己後來曾說，解放初他一度化名留在大陸，還差一點經梁漱溟引介去見*。
到了1980年初，在*訪問美國、日本之後，他還在日本寫了一封致*的萬言書，縱論天下大勢、中西文明優劣和中國經濟問題，洋洋灑灑一大篇「之乎者也」——當然不會有人理睬他。這是後話。
不過，當時胡蘭成在汪偽政府里的好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傀儡政府成立後，造輿論的位置就不是最重要的了，他的地位自然下降了。加上胡蘭成一貫恃才傲物，得罪人甚多，漸漸地，也不討汪精衛的喜歡了，至1943年，實際上已經被冷落了。
然而胡蘭成自負才干，不甘屈居人下，剛一站穩腳跟心里不爽，就又瞄準了更大的主子，越過汪精衛直接搭上了日本人。據說就是因為被日本人翻譯轉載的《論中國手工業》、《分析該年關稅數字》這兩篇文章和日本人勾搭上的。
胡蘭成他這個人，是坐不得冷板凳的，旋即通過日本使館的官員清水、池田篤紀，與日本軍界對戰爭前景不樂觀的少壯派頻繁接觸，又把他自己攻擊汪偽、預言日本必敗的文章翻譯成日文發表，引起了一些日本軍人的矚目。
此時，汪精衛因日軍在戰場上已漸露戰敗之象，與日本人正在互相猜疑之間，見這些文章發表，也不知是什麼來頭，大為緊張。大概是怕日本人「換馬」吧，汪精衛一怒之下，將胡蘭成逮捕了起來。
還有一種版本是因為偽政府內部人事傾軋，說胡蘭成直接搭上了日本主子而犯了越級之罪，惹怒了中國主子汪精衛而被關押起來了。汪精衛的政治手腕雖然在蔣介石面前屢屢敗北，但是對付輕狂的文人胡蘭成還是綽綽有余，胡蘭成很快就被關押了，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胡蘭成入獄後，一度絕望，以為此番性命不保，後來在日本軍人、以及日本朋友池田的強力干預下，方才獲釋放。他與張愛玲的相識，就在這此後不久。那時，他的行動尚不自由，正在南京的家里休養。
追溯胡蘭成的人生履歷︰自從1939年離開香港《南華日報》回到上海，任《中華日報》總主筆，次年就任汪偽政府中央執行委員、宣傳部政務次長、行政院法制局局長、汪精衛秘書侍從等。1944年又應日本人之邀在南京主編《苦竹》雜志，（這時已經與張愛玲結婚）後又赴武漢任《大楚報》社長。抗日戰爭勝利後，從香港逃亡日本。
1974年胡蘭成回到台灣。1981年7月25日在東京病逝，著有《今生今世》、《山河歲月》、《禪是一枝花》、《中國禮樂》、《中國文學史話》、《今日何日兮》等等。以上這些書早就在大陸開放出版，還有一些書只在港台出版。沒有引進大陸。
胡蘭成著有《中國人的聲音》6.5萬字，據說是當年十分火紅的書籍，售書價為當時上海的儲備700元，還有《中國問題與日本問題》售書價600元、《文明的傳統》為300元、《華萊斯之言》、《蔣介石元旦演說》、《運動之展開》、《感情的貧困》等等當時最流行的政治書籍。書價也是當時驚人的。
胡蘭成的「聲音」很雜，在那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屢屢判斷戰爭。在他的《超于戰爭》這本書里，他說︰「我看戰爭還不能結束。」他的預言使抗日戰爭艱難的進行了八年。
在《新中國理想與實踐》里胡蘭成滿懷信心地寫道︰「中國是有希望的，就因為有這樣的人民。」他的預言使抗戰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他還寫道︰「日本是應當拿它的文明到世界各地去發展開來，然而日本人向來看重他們的武力更甚于看重他們的文明。」一語道破日本的軍國主義。
1945年元旦，胡蘭成在評論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里反駁蔣介石的「十年建設計劃」。他大膽地做了元旦預言︰
「可是這次戰後，北伐革命的遺產已經全部消滅了，再要統一，必須另有一次大革命，在這樣的革命里，首先便要革掉蔣介石的政權。所以蔣介石在他的《中國之命運》里寫的十年建設計劃，不但沒有實現的可能，歷史將連給他試一試的機會都沒有。」這是多麼精確的預言。事實是蔣介石真的連試一試的機會都沒有。
當時胡蘭成的這一預言給蔣介石狠狠地潑了一盆冷水，而今天事實證明胡蘭成的預言是極其的正確。這里我們不得不佩服胡蘭成的政治嗅覺，和睿智的頭腦。
就像當年他嗅出汪精衛必然倒台一樣，暗下里去尋找他的新的主子
也就像他早早地就嗅出日本人必然要從中國滾出去，他提前籌劃潛伏出逃，成功地逃月兌了人民的懲罰
據聞胡蘭成寫作為文，從不起草，一揮而蹴，倚馬可待。稿成，亦極少改動，故有「大筆如櫞」之譽。辦報時，每周至少兩篇社論，都由他自己執筆，因其文筆犀利，常發表旁人所不敢言的言論，每令報紙原刊社論之版面出現空窗——因社論觀點激烈而被抽而不發，又並無預備稿替補，遂只得留著空白，這就叫「空窗」。同仁有規勸其稍事隱諱以免觸犯當道禁忌者，他回答人家︰「報紙版面有‘空窗’，正是胡某報刊之特色。」可謂狂狷本色，自負至極。
胡蘭成與張愛玲的「迎頭相撞」，並非偶然，在此之前，彼此就已耳聞對方大名。
而且在張愛玲這一方面，實際上距胡蘭成要更近一些。這時候的蘇青很是推崇胡蘭成，听說胡蘭成被捕，就跑到周佛海家，去為胡蘭成說情。陪她一起去的就是張愛玲。
胡蘭成和蘇青早就認識，在他這一次人生的低谷中，張愛玲是因為從蘇青那里久聞他的才名，對他的處境動了惜才之心，便陪同蘇青一起到汪精衛的另一個同道者周佛海家，為胡蘭成說情。當時的周佛海是上海市市長，也傳說蘇青是周佛海的情人，由此蘇青在解放後的很多年為了她是周佛海情人這一傳說，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狠吃了後半輩子的苦頭。這是後話。
周佛海他也是一個親日派的大漢奸，周佛海是汪偽政府中與「公館派」相抗衡的另一派勢力，對胡蘭成早就嫉恨在心，所以這次說情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蘇青在張愛玲的陪同下去南京為胡蘭成說情，說情一事雖然未奏大效，這時候張愛玲還不認識胡蘭成，不過張愛玲此行倒是不尋常，她平日是根本不可能做這類事的，即使這次是個陪伴，也說明她對胡蘭成的才名有了起碼的認可。也可以說在張愛玲年輕的女人心里，第一次為一個男人的生死而牽掛了一回。
而此時，胡蘭成也尚不知這世上還有個張愛玲。他熱衷仕途，不好文藝，對走紅了一年多的女作家張愛玲毫無所知。
但是胡蘭成後來知道此事後，將信將疑。他在自己的自傳《今生今世》里寫道︰「她听聞我在南京下獄，她竟也動了憐才之念，和蘇青去過一次周佛海家，想有什麼法子可以救我，我听了只覺得她幼稚地可笑，一種詫異卻還比感激更好。」
胡蘭成心里有兩個問題︰一是張愛玲從來「不見人」的，怎麼會願意跟著一個友情不深的人到一個不認識的人家里去為另一個也不認識的人說情？這好像是不可能發生在張愛玲的身上。二是張愛玲與蘇青是什麼時間到周佛海家的。
胡蘭成于1943年12月7日成為階下囚，次年1月24日被日本人救出，也就是說，張愛玲與蘇青是在這一個半月期間去周佛海家的。中間隔了一個元旦，不知她們是否借了拜新年的機會。
後來張愛玲說到看到周佛海家那麼多值錢的東西都其氣不揚，沒有喜意，只覺得寧可不要富貴了。胡蘭成暗自思忖︰張愛玲確實去過周佛海家。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胡蘭成的敏感、多疑、敏銳、聰慧。
其實蘇青與胡蘭成是大同鄉，關系十分密切。蘇青與周佛海的關系也甚為密切，所以蘇青到周佛海家去為胡蘭成求情，應該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不正常的是像張愛玲這種「人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人，為什麼願意陪同，我也納悶著這件事情。動力在哪里？？？
人生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弧線，回眸胡蘭成與張愛玲的人生線，在這一時間的定點上，張愛玲在高處，胡蘭成在低處，這是他們第一次沒有相遇的聯系。
胡蘭成是一個極不穩定的人，有放恣充溢的情感，卻無法聚攏來固定地寄放于一物一事一人一處，他的情感是恣肆的，無法駐腳的，沒有驛站的。大而言之，是對祖國民族大眾，小而言之，是對婚姻家庭情人，甚至于對他自己也是這樣。在汪精衛處的吃癟，反而使他投靠上了更大的主子，直接與日本軍政要人建立了親密的聯系，大主子出面周旋，傀儡汪精衛哪敢有二言？
後經日本人的出面干涉，胡蘭成被釋放了出來，但是在汪精衛與日本人未達成妥協之前他仍然賦閑在家，借養病的名義暫時在南京居室石婆婆巷20號自己的寓所等待時機。這一次胡蘭成賦閑在家成了有名的逍遙派。
就是這個時候，在南京石婆婆巷20號家中的院子的草地上，就著冬日昏昏的太陽，胡蘭成悠閑地躺在一把藤椅上，看蘇青從上海給他寄來的《天地》月刊，上面有張愛玲的一篇小說；《封鎖》。冥冥中一切仿佛都有了定數。
一個知識分子，卻不是思想的人、不是學術的人，亦不是文學的人——來無源流，去無歸屬，是亂世里的一粒灰塵在飄蕩。而民國的人物恆河沙數，偏偏就是他，撞上了張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