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烊時，周掌櫃將當日的賬目交到一個年約二十歲左右的女子手中古城狼煙︰烽火背後的女人1章節。年輕女子翻看了一陣，微微一笑，還給了周掌櫃，沒說什麼，轉身走上二樓。
周掌櫃亦如往常一樣，一邊吩咐著伙計鎖好院子的大門，一邊將櫃台上的物件收拾妥當，然後親自關掉電燈，再與伙計一起從院落的側門走進旁院的住所。
不論是月朗星稀，還是風高雪夜，東來閣的院落總是靜的出奇，如果不是後院的幾扇窗戶中隱約閃出昏暗的燈光，一定會讓人誤認為這是一座空無一人的大宅。
到了清晨，伙計們早早就起來了，清洗打掃，忙碌不停，待日上桿頭時，店門大開，又開始了新一天的生意古城狼煙︰烽火背後的女人1章節。
其實餐館里管事的不止周掌櫃和那名女子，還有一位年約四十的康姨，雖然容貌老了，但能看出她年輕時也是個極標致的人兒。康姨的個子不高，身形略瘦，和周掌櫃一樣有著蘇州的口音，她性情直爽，做事利落，既有北方女子的潑辣豪邁，又有南方女人的細致謹慎。
那名二十歲左右的女子就是蘇瓔——東來閣的女老板，因好種萱草，更因培植出能開淡綠色花朵的萱草，而自稱為綠萱。
據周圍人的傳言，說她是晚清沒落貴族之女，生父病故後，與身為侍妾的母親被趕出了家族，她們回到了蘇州老家，娘家人也不收留她們。母女二人孤苦度日，不到一年，她的母親因疾而終。只有忠實的丫鬟——也就是現在的康姨繼續照料著她的起居生活，始終不曾離開過她，還跟著她東渡去了日本。當蘇綠萱學成歸國後，去了蘇州一趟，可能是祭奠一下自己的母親吧，然後就直接來北平開了這家酒樓，卻不曾和王府家族里的任何親人聯系過，大概她也很憎恨那幫毫無人情、見利忘義的小人吧。她把酒樓的生意交給康姨和周掌櫃打理，自己過著自由自在的悠閑生活，不過，她不是在茶館或戲院打發生活，除了參加各類上流社會舉辦的舞會沙龍外，她更愛好去郊外散步、寫生，天氣好的時候，也偶爾放放風箏。
亦是從蘇州來的周掌櫃是個旗人，隨著時局的更迭，他的家底兒越來越薄了，但謀生的本事卻始終不見長進，雖然能寫會算，可這年頭，能寫會算是不能當飯吃的，妻子受不了苦，跟著別人跑了，他膝下又無兒女，更只靠不上什麼親戚。就在他無法生活下去時，舊鄰居的女兒——蘇綠萱接濟了他，于是，他跟著蘇綠萱來到了北平，有了一份可營生的差事。周掌櫃是個讀書人，深知孔孟之道，因此很重義氣，所以對蘇綠萱唯命是從，毫無二心。
至于伙計們，起初都是從外地來北平謀生的年輕人，均吃住在東來閣，他們做起事來毫不惜力，對老板也算是衷心耿耿。後來酒樓生意好了，又來了一些方方面面的人推薦而來的新伙計，這些伙計不與原先的伙計們住在一起，本地人自然在北平有家，外地的則被安排住在離東來閣有些遠的某個胡同的小院子里。相比之下，新來的伙計因為有熟人的緣故，做起事來就顯得圓滑一些，不如先前的伙計賣力，礙于人情，老板也說不得什麼，不過，那些老伙計似乎並沒有因此而懈怠，依舊本分的做工，大概是老板私下里給他們塞了紅包錢物做獎賞的緣故吧，這就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事了。
秋末的某一天，東來閣來了一個陌生的日本客人，伙計們一如招待其他客人一樣，為這個日本人端茶遞水，日本人也還客氣，一個人吃了頓午餐，便離去了。
可從這天後，這個日本人是天天的來，每天都吃同一道菜，吃完，留下飯錢就走，不多說一句話。此人文質彬彬，穿一身深色的西裝，不扎領帶或領結，但襯衣的扣子絕對都是被整整齊齊的系好，不落一顆，他偶爾會戴一頂黑色的禮帽，更多時是不戴，他的眉宇間凝有一股英氣，身材魁梧，無儒雅之風，也不像商人。
東來閣的人從來不仔細關注此人——他們對任何客人都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卻很關注此事。
「九?一八」過後，日本控制了整個東北，並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帝國，可他們的野心不是只佔領一個東北，隨著山海關的失守，承德的失守，熱河的失守，戰爭的陰雲籠罩在整個華北大地上，也籠罩在每個愛國志士的心頭。
華北告急，中國告急。
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對日的態度卻十分不明朗，其中當然不乏積極提倡抵抗的人，但軟弱的屈服者也不少，還有的就只把眼楮盯在政敵上，把炮彈丟在了中國人的頭上。
不平等的《何梅協定》簽署後，國民政府將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及黨務、特務機關紛紛從河北及平津撤出，造成平津地區出現權力真空，日本人便趁機扶持起一批流氓、漢奸在一些地方鬧事，並意圖讓華北地區實現所謂的「自治」。
幸虧在危機關頭，宋哲元率二十九路軍及時進駐北平、天津，給滋事的地痞以有力的打擊，才得以讓平津地區恢復了平靜，破壞了日本人的陰謀，以此明示抗擊侵略、固守河山的決心。
其實，不止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還有很多部隊均已紛紛表示了希望抗日救國的決心，可蔣介石還是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這讓各系部隊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間的關系進入了白熱化。執拗的蔣介石絲毫不顧忌，即便之後發生了兩廣事變，他仍然沒有從實質上改變既定的方針。
宋哲元最痛恨內戰，因此對國民政府的「剿共」方針置之不理，只將注意力集中在虎視眈眈的日本侵略軍上。
但是，在上層的高壓和外敵的強勢下，宋哲元也不得不做些妥協的事情，例如《秦土協定》的簽署。
在《秦土協定》中，國民政府已經接受了日軍提出的取消冀、察兩省境內的國民黨黨部等多項要求，致使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喪失。然而，這在日軍的狼子野心中不過是一點小甜頭，得隴望蜀，他們再次收買了漢奸和流氓在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二十日發動了「香河暴動事件」，並同時加緊進行以宋哲元為重點對象的上層策變活動。十一月十一日，土肥原賢二向宋哲元提出了《華北高度自治方案》，並讓其出任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委員長，以此為誘惑，限他二十日前宣布。到了二十五日，土肥原見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轉而先策動灤榆區兼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成立月兌離南京中央政府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同時繼續對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壓力。經過日軍、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間一系列的討價還價，于十二月十八日，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哲元的體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日本侵略者的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特派宋哲元為委員長。
在這期間，人民對宋哲元的表現是一片嘩然，曾把宋哲元及他領導的二十九軍視為抗日先鋒的一些人感到失望了，且這種情緒被廣泛的散播開，從學校到工廠，再到街頭巷尾，失望又演變成不滿，最後更因時事的推動激化出了「一二?九」抗議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