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獲得了歐洲的戰船和火炮，並使自身的造船與火器技術得到提升，但是對于外面的世界，我們依然是一無所知。明朝可以為小小的屯門與葡萄牙人大打出手，卻願意為兩萬兩的稅金放任其盤踞澳門，100年後，明朝同樣為了靠近大陸的澎湖而將荷蘭艦隊重創，卻對其佔領台灣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不能不說是明朝長期鎖國政策的悲劇︰但求大陸無事，化外之土不足取也。而對于中國科技發展史來說，這場戰爭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件，明朝的東南沿海與歐洲殖民者進行的一系列小規模戰斗，使大航海時代初期的歐洲人意識到征服中國只是愚蠢的想法，與中國搞好關系謀求經濟利益才是正途。于是才有了明朝中後期西方科技的陸續傳入，並使中國古代科技達到了又一個飛速發展的高峰期，也使長期處于封閉狀態里的明朝人開始放眼看世界，明朝時期最早進入中國的一批傳教士，都驚嘆于中國知識階層對于西方科學的渴求精神，如徐光啟等有識之士更開始嘗試引進西方科技改良中國的天文，歷法乃至農業生產，雖然起步稍晚，明朝卻用一種特殊的方式進行著向知識時代的邁進。遺憾的是，隨著滿清的入關，中國通向世界的大門被徹底的封鎖，之後就是百年的屈辱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朝宋應星的科技文獻巨著《天工開物》正是在這一時期傳入了西方，並對西方手工作坊式的生產力改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直接推動了科技革命的早日到來。
現在，也許沒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發生過一場異常慘烈的北京保衛戰。在刀光劍影中，拯救國家于危難之時、力挽狂瀾的人，卻是一位文弱的書生——于謙。雖然戰爭的烽煙已隨著歷史遠去，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那個立下豐功偉績的民族英雄于謙，也不能忘記那個兩袖清風的清官于謙，更不能忘記那個身赴刑場的悲劇人物于謙。
于謙是明朝歷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國家命運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的贊語。他的命運與明朝中期兩件大事變(土木之變與奪門之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然而前後的境遇卻截然相反，可謂悲喜兩重天，令人感嘆不已。
于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時，他就展露出卓爾不凡的氣質。據說于謙七歲時，一個僧人見到他，覺得這個孩童日後必有大的作為，斷言他是將來的「救時宰相」。少年于謙，機智過人，能詩善對。八歲時，一次他穿著紅色衣服，騎馬玩耍。鄰家老者覺得很有趣，戲之曰︰「紅孩兒，騎黑馬游街。」于謙應聲而答︰「赤帝子，斬白蛇當道。」下聯不僅工整，而且還顯露出他非同尋常的氣勢。
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的于謙中進士。宣德元年(1426)，漢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穩之際在樂安州起兵謀叛，于謙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漢王未戰而降，宣宗命于謙口數其罪。于謙義正詞嚴，聲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戰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賞于謙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謙以兵部右侍郎餃巡撫河南、山西，有政績。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變，于謙也許終其一生都是明廷一個兢兢業業的官僚而已。這場大事變將于謙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業，似乎應驗了早年僧人的預言。由此，于謙在歷史長廊里留下了他動人心魄的身影。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率領鐵騎分四路大舉南犯。年輕氣盛的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蠱惑下，幻想著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樣數入漠北建立赫赫軍功，所以不顧群臣勸阻，貿然親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數十萬大軍被蒙古軍隊一舉擊潰，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階下囚，史稱「土木之變」。土木之變，影響深遠。它標志著明朝失去了對蒙古軍事力量的優勢，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土木之變，使得明朝面臨的局勢極其危險。英宗為也先俘獲，明朝陷入了國無君主的窘境。同時，英宗成為也先手中的一個籌碼，隨時隨地可以向明廷要挾索價。也先挾持英宗，乘土木新勝之余威，率眾直趨北京，欲一鼓作氣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數十萬明軍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備空虛，形勢岌岌可危。
當時北京城內人心惶惶，許多大戶人家紛紛南逃。朝廷上下，群臣驚愕，束手無措。皇太後孫氏和英宗的皇後錢氏將宮中的財寶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馬馱赴也先大營，幻想能夠以此換取英宗的自由之身。當然，這種婦人之見是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效果的。
正是在這種關乎國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緊要關頭，以于謙為代表的一批忠義大臣處變不驚，迅速而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徹底粉碎了也先的陰謀，穩定了大局。于謙此刻挺身而出，成為抵抗派的領軍人物。他果斷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挽救國家于危難之中。
第一，禁南遷之議。面對也先軍隊直撲北京的嚴峻形勢，是戰是守，大臣們的意見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講徐珵(ch ng)善于星象之數，托言星象有變，朝廷應當南遷。對此，于謙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堅決反對南遷。他厲聲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監國郕(ch ng)王朱祁鈺(yu)支持于謙的看法。由此，南遷之議才被廢棄，守衛北京之策乃定。
于謙言南遷者可斬也，絕非聳人听聞，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正確建議。試想，明朝雖實行南北兩京之制，南京為陪都，但是一旦南遷，則北京勢必不保，長江以北將不為明廷所有。有史為鑒，當年宋朝徽、欽二帝被俘，宋高宗趙構逃至江南而失國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張，恐怕中國歷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黨。宦官王振可以說是導致土木之變的直接責任人。正是他不顧眾議，策動英宗親征。在行軍過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鄉，後又考慮到大軍會踐踏家鄉的莊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誤了時機，明軍被圍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據。被圍數日後，王振傳令移營，而瓦剌軍隊四面圍攻，明軍大亂，傷亡慘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亂軍之中。王振雖死，但是朝中同黨猶在。
有明一朝，宦官專權始于王振。據說，明初朱元璋曾于宮內立鐵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嚴。正因為如此，在靖難之役中多有內宦逃至朱棣軍中，密告朝中虛實。朱棣登基後，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內廷打掃事務。王振本來是個讀書人，于永樂朝入宮。因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嶄露頭角，後來掌司禮監，成為「內相」。英宗對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稱之為「先生」，對他言听計從。因此，朝中許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門下。
土木戰敗、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入北京後，言官群情激憤，請族誅王振。此時王振的余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上前叱罵驅逐朝臣。大家對馬順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為早已看不順眼，現在見他仍舊氣焰囂張，喪師辱國的怨氣統統指向了馬順。群臣義憤沖天，不顧大臣的體面，一擁而上，拳打腳踢，竟然在左順門將馬順活活打死。隨後，眾人又將王振余黨宦官毛貴、王長隨從內宮中要出，亂拳打死，懸尸于東安門外示眾。監國的郕王哪里見過這樣的場面，驚慌失措，想要退走。這時于謙上前攔住郕王，請求他宣布馬順等人論罪當死，參與毆殺的眾大臣無罪。情勢這才穩定下來。大家退出左順門時，吏部尚書王直用力握住于謙的手，感嘆地說︰「國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勢，即使有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好。」正是在國難當頭之際，于謙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為百官所倚重。
第三，擁立明景帝。大敵當前，國無君主，而太子朱見深年僅三歲，無法承擔起匡復國家的重任。于謙及眾大臣請皇太後立郕王朱祁鈺為帝。郕王朱祁鈺是英宗的親弟弟，英宗在親征之前曾命他監國，此時他二十二歲，僅比英宗小一歲，年富力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