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志》十四卷，吳苑所撰。禮、樂為歷朝統治者所重視，禮教為治民之本。禮儀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政治及社會生活狀況。禮儀同時也被用作封建刑法的補充。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朝代，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化，禮制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後，復有「禮崩樂壞」之勢，而所謂「禮崩樂壞」則正是社會變革之時。《明史•禮志》也就必然要反映出這方面內容。
《禮志》所述，首為吉禮，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諸壇、諸廟等，共六卷。次為嘉禮，以宮中之禮為主，附有地方「鄉飲酒禮」，共三卷有余。嘉禮之後為賓禮，除來賓之禮外，官民相見之禮亦屬之列。賓禮附嘉禮後，篇僅半卷。後有軍禮一卷。再後則為凶禮三卷，述陵寢喪制。正符古五禮之制。《禮志》的優點是敘述較詳，缺點是官民之禮過簡，且所述禮儀，難于讀明，需與《明會典》諸書相參而讀。
《明史•樂志》三卷，主要記述有明一代樂器及樂章之制，以禮為本，樂隨禮行。樂制所述並非明代音樂，而仍為禮制而已。明代有音律家朱載堉，為近代音樂創始之名人，惜其所創，非《樂志》所述。
《儀衛志》一卷，《輿服志》四卷，內容亦與禮制相關，記述較詳盡。
《明史》仿《宋史》體例，《禮志》、《樂志》、《儀衛志》、《輿服志》均立而分述，較前諸史所立更為全善。
《選舉志》三卷，所述頗有特點。其序言稱︰「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于是矣。」
因此《明史•選舉志》首卷為學校，次卷為科目，三卷則薦舉、任官銓選考察。明初重薦舉，永樂以後；科目漸盛，薦舉日輕，此種變化于志中敘述十分清楚，其體例為制度與事例夾敘，使人易讀易懂，一目了然。《選舉志》出自陸葇之手，陸葇進士出身，又選博學鴻儒，于選舉關鍵，自當有所體會，故述史頗為得體。
《職官志》五卷，為《明史》諸志中之重點。明初太祖朱元璋罷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設內閣，中國歷史上文官制度至此為一大變化時期，又有宦官衙門之設與歷朝不同，其特點顯而易見。
《明史•職官志》采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內及邊的記述方法。南北兩京官署，以北京為主，南京官專立于後，述記頗簡。
其一卷所述為︰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師三少、內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二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衍聖公。
三卷︰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尚寶司、六科、中書舍人、行人司、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五城兵馬司、順天府、武學、僧道錄司、教坊司、宦官、女官。
四卷︰南京官、應天府、王府長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僕寺、苑馬寺、都轉運鹽使司、鹽課提舉司、市舶提舉司、茶馬司、府、州、縣、儒學、巡檢司、驛、稅課司、倉庫、織染局、河泊所、批驗所、遞運所、鐵冶所、醫學、陰陽學、僧綱司、道紀司。
五卷︰公侯伯、駙馬都尉、五軍都督府、京營、京衛、錦衣衛、南京守備、南京五軍都督府、南京衛、王府護衛、總兵官、留守司、都司、各衛、各所、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軍民府。
《職官志》中于內閣敘述不詳，而以六部為重，是因六部為明代官制主體，但明代內閣作用之大，設置之突出，實應多述。都察院系改原御史台而置，為明代始置。都御史職關紀綱風憲，尤其重要。又有巡撫之職，為都御史外任，並有經略、總理、贊理、巡視、撫治等名目；監察御史又有巡按之制。故此都察院置于第二卷之首，而所佔篇幅最長，此亦史筆之用心。
宦官專立一篇，列于第三卷之末，即在京諸衙之後。首述十二監、四司、八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門，及諸庫、房、廠、提督、守備、鎮守諸職，記述頗為清楚。如記提督東廠，下記︰「掌印太監一員，掌班、領班、司房無定員。貼刑二員，掌刺緝刑獄之事。舊選各監中一人提督，後專用司禮、秉筆第二人或第三人為之。其貼刑官，則用錦衣衛千百戶為之。凡內官司禮監掌印，權如外廷元輔，掌東廠，權如總憲。秉筆、隨堂視眾輔。各私設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員。」明代宦官之權勢，躍然于紙上。
且宦官之後，另有評述文字，由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至永樂後中官四出，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之專權，直至明亡，頗有總結。清朝以此為戒，宦官遂無干政之機，這實在是以史為鑒。
明代土司制度，亦為當時一大特點，故職官之尾專立土官，文字雖然不多，卻給人以完善之感。
《明史•食貨志》共六卷，出自潘耒之手。其實潘耒所作，實據王原《明食貨志》而成。但據記潘耒對編纂《食貨志》用力最勤，「自洪武至萬歷朝實錄之有關食貨者，共鈔六十余本，密行細字，每本多至四十余紙，少亦二十余紙，他纂尚不在是」1。故人多認為潘耒曾作有食貨之稿，或為長編。後王原入史館纂《食貨志》即所見《學庵類稿》中的《明食貨志》，至于其是否曾用潘耒所纂，就不可得而知了。
王原《明食貨志》共十二卷︰卷一︰志序、農桑。卷二︰戶口。卷三︰田制（附屯政）。卷四︰賦役（附荒政）。卷五︰漕運（附海運）。卷六︰倉庫（附馬房、倉場）。卷七︰鹽法。卷八︰錢鈔。卷九︰茶礬。卷十︰課稅。卷十一︰上供采造。卷十二︰會計（附俸餉）。
王鴻緒所上《明史稿》鈔本中，除將「會計」並入「上供采造」而存十一卷外，內容與王原《明食貨志》幾乎完全相同。
《明史•食貨志》共六卷。
卷一︰戶口、田制（附屯田、莊田）。卷二︰賦役。卷三︰漕運、倉庫。卷四︰鹽法、茶法。卷五︰錢鈔、坑冶（附鐵冶銅場）、商稅、市舶、馬市。卷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織造、燒造、俸餉、會計。除去內容有所增減外，基本略同。因此說《明史•食貨志》系據王原《明食貨志》而成。《食貨志》將「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于篇」1。自清朝以來，論者甚為推崇，但其實志中錯誤之處甚多，且有文字過簡不明之處，待後尚有介紹，故于此不贅。
《河渠志》六卷，依舊史之例，分河而述。黃河分上、下，共二卷，運河亦分上下，而未足二卷，附有海運半卷。《明食貨志》中海運原附于漕運之後。淮、泇、衛、漳、沁、滹沱、桑乾、膠萊諸河共為一卷，直省水利另為一卷。顯而易見，《河渠志》之目的不在于河渠而在于水利，著重于河工和漕運。其內容與食貨可互為補充。
《兵志》四卷，記有明一代軍政之詳。首卷記︰京營、侍衛上直軍（附皇城守衛、京城巡捕）、四衛營。第二卷記︰衛所、班軍。第三卷記︰邊防、海防（附江防）、民壯、士兵（附鄉兵）。第四卷記︰清理軍伍、訓練、賞功、火器、車船、馬政。
明代兵制特點突出，主要體現明太祖集權之用心。所謂「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于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2。此系得唐朝府兵制之遺意而更為詳密。
楊椿︰《上明鑒綱目館總裁書》。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序》。
《明史》卷**《兵志序》。
有明一代，困于南倭北「虜」，軍事至為重要，而形勢所變又迫使軍制屢更。其間沿革變化，《兵志》中記述頗為清楚，只第一卷內關于京營之記述與《職官志》互為交叉，采用簡述方法與之互為補充而已。
《明史•刑法志》僅三卷。明初太祖極重刑律，後因循日久，雖視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點。《刑法志》三卷，每卷無題類之別，但首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執行情況。此卷內容本易與《職官志》諸法司重復，而史官姜宸英撰寫得體。《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點，開首便稱︰「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