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倫敦所住社區的鄰里關系處得很愉快。」麗貝卡說，「鄰居們挺快樂，在我們家對面的保羅（Paul）和朱麗葉（Juliet）一家和我們一樣，35歲左右，有兩個男孩。雖然他們的孩子更小一點，但確實是同齡人。朱麗葉不工作，我也只是做兼職。這條街上住的都是像我們這樣的人，每家的人簡直就是在復印機上復印出來的同一類人。」
在他們購置房子的時候，麗貝卡回想起他們受到了價格、上下班的遠近和學校的選擇這些因素的驅使。她的所有鄰居也在參考同樣的標準，所以他們最後能聚到一起也許不是什麼讓人驚奇的事。
「我猜你就會說這個。」麗貝卡承認道，「不過其他地方也適合我們的要求。但是當我們來到這里的時候，可不僅僅是從使用功能上來考慮的。我們喜歡這里，現在仍然喜歡這里。我們感覺找對了地方。」
畢曉普認為，我們更願意接受不會對我們形成挑戰的生活安排。即便是娛樂消遣這樣的事情，我們也要尋求周圍的人的認可和確認。康涅狄格州的衛斯理大學通過為學生提供28種不同風格的宿舍，以迎合這種渴望，這些宿舍圍繞著不同的主題進行安排，其中包括為信奉「折中主義」的學生設計的宿舍（顯然，甚至不喜歡某些主題也算是一個主題）。設在紐約的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University）有一個宿舍是專門為愛看外國電影的學生安排的。
生活在倫敦也沒有什麼不同。我過去常住在斯托克韋爾，這個地方曾經被當時的地產公司稱為「混合區」，表示這是一個種族混雜居住區，早期維多利亞式的連排別墅和20世紀60年代地方當局營造的簡易住宅交叉錯落地分布著。但是，在這兩種建築物之間你看不到有什麼交往，鄰里之間借杯糖的事也不是很多。老師、教授、商人和電視制片人住在粉刷過的、漂亮的房子里，十幾歲的未婚青少年和父母則住在他們的對面。至少我們能夠相互看到，可是我們非常疏遠。
後來，我們搬到波士頓，選擇住在北角區（NorthEnd），這是富有特色的意大利人聚居的城區。我們來自歐洲，選擇這里是因為與其他的城區相比，這里幾乎不會讓我們感覺到自己是外國人。我們習慣了也喜歡在街上听到意大利口音，我們也喜歡在晚間聞到飄來的大蒜香味。不過，我們沒有任何的意大利朋友，只有一位意大利裔的碼頭裝卸工做鄰居，但是，我們知道路易斯（Louis）只會說意大利語的「ciao」打打招呼，不是「你好」就是「再見」。那麼，我們和什麼人一起消磨時間呢？跟我們一樣的人︰受過教育的、有小孩子的白人專業人土。
現在我們住在英國的薩默塞特（Somerset），這里城鄉之間的兩極分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鄉下鄰居們很少去倫敦旅行，但當他們作為游客去倫敦的時候，不僅吹毛求疵，還多少有點害怕。不過這也是互有利弊。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國劇作家皺著鼻子，對我講述了她在多賽特郡旅居的故事。雖然她喜歡那里的風景，但是因為在周末來探望她的城市朋友不多，她就縮短了在那里逗留的時間。她所渴望的是倫敦那樣的生活，但也想讓門前開滿玫瑰。她想居住在鄉村，卻不能融入其中。隨著更多的倫敦人搬到鄉下去住，每年我都能發現他們在尋找同樣逃離城市的人，這樣的人更容易成為朋友。
在學術圈子里情況也是一樣。芝加哥大學很有名並不是因為它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經濟理論，而是以清一色的貨幣主義學說而知名。同樣，當我參加一位劍橋科的身影出現在房間里。我們正在談論人類大腦和社會行為，但神經系統科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在哪里？整個活動室的一致性讓人感到不安。
憑借著本能，我們聚居在志趣相投之人組成的社區里，減少與不同的人、不同的價值觀和經驗的接觸。我們慢慢地但確定無疑地將目光鎖定在自己已知的事物上，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一切。我們可能比從前擁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我們狹隘的偏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傳媒企業完全理解這一點。他們知道，當人們購買報紙或是雜志時，並不是想找人打架。天空新聞台（SkyNews）的忠實粉絲並不是一個定期閱讀《衛報》（Guardian）的讀者。我們是在故意地選擇媒體，排斥那些與我們意見不一致的節目、報紙和電視台，因為陳陳相因讓我們感覺很舒服。對于熟悉和舒適事物的搜尋構成了我們媒體消費習慣的基礎，這和讓我們想念媽媽做的面包、女乃油布丁的習慣是一樣的。
這種習慣出于本性，但卻不是中性的。卡斯?桑斯坦（CassSunstein）在他所謂的「群體極化效應」中發現，當志同道合的人組成的群體聚在一起時，他們彼此不會懷疑，並且使得相互的觀點變得更加極端。（值得一提的是，桑斯坦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他與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薩曼莎?鮑威爾〔SamanthaPower〕結婚，現在兩人都在假期為奧巴馬政府服務。）就像潘多拉網絡電台會讓你的欣賞口味變得狹隘一樣，志趣相投的人對輿•論也會產生同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