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不談論它，它就會消失，這個幻想持續存在了幾十年。是教會和警察合力促成的這種局面。最終，教會沒有行動，而是像奧格爾曼這樣的受害者鼓起勇氣，把牧師們告上了法庭，將他們的丑行公之于眾。當時許多牧師畏罪潛逃了。如果丑聞不消失，他們就消失。
此外，教會繼續保護施虐牧師的身份，這就意味著他們不能和不會被審判。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一再重演。仿佛已經非常明確，視而不見的教會希望繼續保持盲目，並且希望教徒們也這樣做。對奧格爾曼而言，這是教會的失策︰真相早晚會大白于天下，而他們沒有站在真理的一邊。
「出于對自身罪惡的恐懼，我們所做的，或者跟我們親近的人所做的，或者機構所做的，就是否認，而這就是我們的應對之策，」奧格爾曼說，「通過假裝不知，我們讓自己變得軟弱無力。」
就在奧格爾曼和我討論這些丑聞對整個愛爾蘭社會和政治生活帶來的深遠影響時，我被他的憐憫和論證的廣博震驚了。他似乎認為，雖然對孩子們的最大傷害是由牧師造成的，但進一步的傷害仍然是由教會在道德上不能為受害者提供支持造成的。外界的批評給教會及其牧師提供了一個機會，從內心的深處加以反省，尋找自身的美德，可是他們既缺乏這樣的眼光，也沒有這樣的勇氣，最終錯失良機。目前，有1/3的愛爾蘭人「完全」不信任教會，警方、超市和媒體享受著更高的公共信任。我把和奧格爾曼的談話與之前和那位牧師的談話進行了對比，我發現，盡管奧格爾曼受盡了折磨、惶惑、貧困，又被人身中傷，但是他的生活更富有意義。那位牧師生活安逸，受人尊重，但他現在仍然陷一場戰斗之中，只不過斗爭存在于他自己和真理之間，他在設法決定誰會佔上風。
有些批評者可能會對這種解釋不以為然，稱那位牧師並不是在表示關心，他的道歉和解釋只是一種簡單的方法，為的是確保自己重新過上一直以來的生活，不想有什麼改變。許多人所說的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Speer）就是這樣的人，他曾經是希特勒的總建築師，在1942年以後他成了納粹德國的二把手。他是紐倫堡審判之後沒有被判處絞刑的少數幾個納粹精英分子之一，阿爾伯特?施佩爾對希特勒政權的罪行直言不諱，作為希特勒政府的一個成員，他願意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施佩爾最簡單的選擇，他信仰集體責任、但是，施佩爾難以看到的是他要為什麼承擔責任。
「施佩爾看不到他不想看的東西，」施佩爾的傳記作者姬達?塞雷尼（GittaSereny）說，「我認為他很想擁有那樣的能力，但是他做不到。事實上施佩爾是一個非常有天賦的人，絕頂聰明，而故意健忘是他的自我防御。這種自保方式的存在是因為他知道有些事情是錯誤的。」
塞雷尼在紐倫堡看到過施佩爾，只是到了1978年開始與他對話時，才對他有所了解，這次談話幾乎就是一次訊問，一直持續到1981年施佩爾死于心髒病發作。在她的書《施佩爾︰他與真理的戰斗》（AlbertSpeer︰HisBattlewithTruth）里，她事無巨細地記錄下了施佩爾那種自欺欺人的自我爭辯，以及隨後與她進行的騙人的狡辯，正如他設法看清，又設法逃避看清他作為一個納粹所做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一樣。塞雷尼是一個老道的對抗大師，她對細節糾纏不放，對施佩爾講述的事實提出質疑，不斷地將他在倫理上洗月兌自己罪責的逃跑路線一一封堵住。他們之間的斗爭非常具有戲劇性，原因在于施佩爾甚至比塞雷尼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真相，塞雷尼想要知道真相，而施佩爾需要知道真相。這兩個人相互較勁的一個障礙是施佩爾堅持了一生的自我克制和視而不見。按照塞雷尼的說法，施佩爾的盲目深受他對希特勒的愛的影響。
「在最初的幾年里，施佩爾對希特勒非常關心，是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方式，」塞雷尼說，「它與政治相去甚遠，更多的是一種父子般的感情。施佩爾發現自己無法自拔，他依賴這種情感。他需要它，這樣才能感到完整。」
確實，當施佩爾向塞雷尼描述他在1933年第一次會見希特勒時，他的講述一反常態，已經與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華麗的辭藻很是接近。
「你能想象到嗎，」施佩爾說，「那時我年輕，不為人知，一點也不重要，而他是個大人物，引起他的注意，就算是瞥你一眼，就堪比我們擁有了整個世界，當他對我說‘來吃午飯吧’，我想我暈了。」
因為建築師施佩爾在與希特勒會面之前參觀了一個建築工地，他的上衣滿是灰塵，希特勒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借給他穿。
「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嗎？」施佩爾再次問道，「當時我28歲，在我自己的眼里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緊挨著他坐著吃午飯，穿著他的衣服，事實上被選為和他單獨交談的對象，至少那天是這樣的。我都激動得昏頭昏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