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這一地步，已經是什麼紙也包不住火了。奧格爾曼說，它成了人人皆知的丑聞，但是沒有人願意承認。在他所在的村子里，人們談到牧師的時候，會說單獨一個人時要躲得牧師遠遠的，他們是一伙你不應跟著一起走向墓地的人。同樣，愛爾蘭警察也在非正式的場合提醒人們，或許不要讓某個牧師與你的孩子待在一起太久。廣為人知卻又普遍被人視而不見，兩種情況同時存在。正如奧格爾曼所說︰「他們告訴你，卻又沒有告訴你。」每個人都知道，可是又都不知道。
最後，奧格爾曼離開了家鄉，四處漂泊，經常失業，無家可歸，游走在都柏林和倫敦的大街小巷，成了一個無立錐之地的流浪者。很多年以後，他才有了需要知道對他做了些什麼的自信。當他最終向父母吐露了這個秘密時，他們沒有把他趕出家門，他的生活得以重新開始。他起訴了肖恩?福瓊，並且為兒童虐待的受害者設立了一個求助咨詢熱線電話。
「出于對家庭破裂的擔心讓兒童們噤若寒蟬。」奧格爾曼說，「家庭是孩子所知的愛和安全的唯一來源。他們如何敢傷害他既愛又怕的父母呢？那他會怎麼辦呢？我不能阻止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又無法逃避，于是我就只能拒絕承認它的真實性。我會只盯著看天花板上的一個地方，讓自己的思緒與正在發生的事情分離開來。在那種地方，拒絕承認讓我精神健全，不至于發瘋。發現牆上的斑點表示我沒有在房間里。」
實際情況是奧格爾曼的遭遇不是獨立的個案，虐待兒童的事件很普遍，表明並不只是奧格爾曼一家受到了威脅。當時的愛爾蘭充斥著高度的神權文化。教會管理著多數重要的機構，而政府大都是听之任之。因此，對教會的任何攻擊就是對其權威的挑戰，威脅著它在國家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敢于質疑這個國家最具權勢的機構的道德權威可能會讓任何一個人猶豫不決。
「如果一個人感覺與教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那麼這種質疑的破壞性是恐怖的，」奧格爾曼說，「確實無法想象，不能想象。它是安全感的喪失，它讓你懷疑任何安全感的真實性。猛然之間，危機四伏。我被教會和上帝接受是因為我接受了對它的信仰。如果我指控所有的人，譴責這一切，我不就失去了與上帝的聯系了嗎？更不用說教會的權勢了……」
教會的徹底不妥協甚至讓一些最虔誠的信徒都目瞪口呆。教皇派到愛爾蘭的使者拒絕在愛爾蘭的立法者面前作證，沒有揭發那些有戀童癖的牧師的主教一個也沒有被除名。奧格爾曼同樣被震驚了。
「愛爾蘭是一個拒絕接受現實的國家，」奧格爾曼說，「如果整個社會都拒絕接受現實，你就真麻煩了，因為你相信你的生存取決于你要對真相閉上眼楮。所以，我們最擔心的事情是︰就整個社會而言，我們的自我意識從天堂跌落到了地面，而這種擔心又被證明是有確鑿的事實做根據的。
「不過，我們當時沒有質疑的是這種視而不見是否為一件好事情。我們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純潔美好的天主教社會里，善意善行存在，神職人員都戴著硬白領。但是，當我們最終明白了這種幻想的代價時，我們必須要放棄它。代價如此之高，傷害如此之巨。」
虐待奧格爾曼的肖恩?福瓊在審訊結束前畏罪自殺了。其他的牧師和主教退休的退休，消失的消失。當教會了解到虐待事件的規模後，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保護受害者，反而迅速行動保護自己的財產，辦理保險手續，以防備未來訴訟費用的所需。但是，某些牧師對他們自己的等級制度大失所望，因為教會的這種等級制度讓他們無從知曉，也沒有經驗來處理這些案件。
「我知道虐待兒童的事情確實存在，不過對累犯和對受害者生活的長期影響知道得不多。」一位牧師向我吐露了心聲。
毫不奇怪，他堅持要求不能透露他的姓名。多年以前，當坐在優雅的都柏林酒店的大廳里時，他可能是眾人關注的中心，握有實權，習慣了別人的敬意。而現在，我們的談話要壓低聲音，他出現的時候沒有了那種排場，幾乎是偷偷模模。他向我形容道，謠言如何傳到他的耳中，可他對如何應對並不十分清楚。
「讓我十分驚訝和幾乎不能相信的是，我發現20年後，在我請教過無數次的法律、醫療和咨詢專家中，沒有一個人建議我︰向警察揭發犯罪，或是把他撤職。」這位牧師說，「我了解到這個問題在美國已經出現，無數的美國主教正在著手處理，但是他們采用的方法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沒有多大的助益。事實上，他們似乎正在重蹈我們10年之後在愛爾蘭將要犯的所有錯誤。在愛爾蘭，我們顯然不願意談論這個問題，我想，人們是希望︰如果我們閉口不談，它就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