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龐煌剛剛穿越而來之初，大家就知道大明的衙門基本依據蒙元制，有「三班六房」，所謂「三班」，即負責緝捕罪犯、看守牢獄、站堂行刑等職務的快、皂、壯三班；所謂「六房」，則是與國家六部相對應的吏、戶、禮、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設有衙役，六房則由胥吏負責。
但是蒙古人佔領中原，與漢人風俗、語言各異，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以至于在相當的程度下，蒙元的各地政務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來貴賢臣而輕胥吏的傳統，竟然喪失殆盡！
胥吏在整個官府體系內屬于最基層人員，地位甚低，甚或毫無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將他們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無知，導致了地方政務其實是由最基層人員也就是胥吏所操縱，其嚴重程度遠超出以往學者的想像。
由于這些基層僚屬一方面慣于使用欺騙、蒙蔽、行詐、勾結等技巧，選擇性地執行分派給他們的任務，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細節和運作程序，他們遂能夠蒙蔽、妨礙、誤導，甚至脅迫比他們更具聲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後，重胥吏而輕官府的傳統竟仍在繼續，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員，大部分人終日袖手高坐，一應事務任憑胥吏處置。胥吏不把官員放在眼里的現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縣胥吏沈尚，衡州開化縣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級。也就是當地的縣官，揪倒在政廳里拳打腳踢。
為此作為皇帝的朱元璋氣得七竅冒煙。恨鐵不成鋼地大罵︰「那些胥吏當然統統該死，可你們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難道都是飯桶？！」毆打縣令還算情節比較輕的，蘇州昆山縣的皂隸朱升，已完全月兌離本縣縣官的約束，糾結同伙，居然連欽差的旗軍都敢當眾毆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後，朱元璋終于采取了四編《大誥》這種驚世駭俗的雷霆手段，來對付這些驕橫了近一個世紀的胥吏們。
號召當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杰者」，來幫助朝廷治貪，比如︰「今後所在有司官吏。若將刑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鄰，旁入公門，將刑房該吏拿赴京來。」
「若私下和買諸物，不還價錢，將禮房該吏拿來。」
「若賦役不均，差貧賣富，將戶房該吏拿來。」
「若舉保人材。擾害于民，將吏房該吏拿來。」
「若勾捕逃軍力士，賣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鄰里眾證明白，助被害之家將兵房該吏拿來。」
「若造作科斂，若起解輪班人匠賣放。將工房該吏拿來。」
這些都是《大誥》中所倡導的，說得很清楚。受貪官污吏欺壓盤剝的百姓們，可以「旁入公門」。從小門沖進去，把與自己的冤屈相對應的六房的胥吏抓起來拿送京城。如果官員們試圖阻止百姓們抓污吏，就會遭到族誅。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為了徹底摧毀蒙元以來重胥吏而輕官府的風氣，重建儒家治國的理念。
對于重建帝國的儒家傳統這個偉大目標，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與百姓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發動百姓們懲治污吏，就是重點針對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這一手段的目的，是徹底摧毀元代以來重胥吏而輕官府的風氣，重建儒家傳統。與之同時開展的大規模的整肅貪官運動，即由朱元璋親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貪污案」等等，都是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傳統。
儒家政治觀里面以天下為己任、重義輕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給官員們定下的俸祿會低到極限。這一俸祿標準，與發動群眾懲治污吏，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既然嚴厲打擊胥吏，也就等同于嚴厲打擊了一切依附在這些胥吏身上的官場陋規。既然沒有了陋規，經過朱元璋的仔細核算，官員們的工資雖低，但過上中等人家的生活，並不是什麼難事。朱元璋極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則是恢復百姓們日常生活中的儒家傳統。
那就是知丁法，本來兩者相乘，朱元璋以為可以達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殺了不少，無論是知丁法還是制裁胥吏，卻都沒有按照預期的方向發展，種下的西瓜，非但沒有豐收，反而收獲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難怪朱元璋這麼的難受。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局面呢，其中就和龐煌當初在北平所遇到的問題基本上一樣，唯一不同的，龐煌當初在北平府遭遇的是一府之地的情況，而這種情況，在全國上下都是十分普遍的。
那就是所謂的「冗員」之狀況，之前已經說過了，就是那一種常見現象︰官家的一個名額，總要由六七個人共用。
洪武十九年，松江府的吏卒違法害民，都察院窮追根由，揭露出一個特殊群體。
都察院近似龐煌所知道的類似于監察部一樣的機構，由御史台轉換而來，這一點大家都知道。松江府下轄上海縣和華亭縣。
朱元璋干勁十足，試圖建立一個干淨的社會，在審案子的時候講究「瓜蔓抄」，刑訊逼供，內查外調，最多時一個瓜竟能牽扯出兩萬多個大瓜小瓜。這次在松江府順藤模瓜，又牽扯到蘇州府，結果發現了一個二千八百七十一人的害民集團。
他發現，在松江府有一批不務正業的人，專門依附衙門里的役吏皂隸，借官府之威害民。這些人自稱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僅松江一府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名，蘇州府還有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這些人不知農民的艱辛。農忙時下鄉生事。芒種正是栽種季節，他們拿著官府批文找到農民。從水車上把人鎖下來，或者從農民手里奪下秧苗。鎖人出田。
仔細查下去，發現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編制內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務正業之徒，這樣的人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隸（衙門內的差役，近似法警和刑警）的職位上也有貓膩。編制外的皂隸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當于皂隸職位上的臨時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後，可能屬于二等臨時工。當時的官府正式人員似乎也像很多時代一樣，位子坐穩當了。就想把髒活累活交給臨時工做。臨時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穩了，又會招徠和支使二等臨時工，同一職位上就可以形成三個等級。
正吏的職位上也有編外人員，朱元璋提到過「主文」和「寫發」。無法確定這些人的數目和身份等級，但從表面上調查所知，同一職位上也存在三個等級。松江府的正吏不過十五名，一等臨時工「經書」常有二百多人，二等臨時工「清書」和「小書」是經書的徒弟。統稱白書，數目與師傅相近。
這些人不務士、農、工、商這四項正業，也就是說，不屬于上述四大社會集團。那他們屬于什麼集團呢？朱元璋將他們統稱為「幫閑在官」之徒。這個「閑」字用得好。本來官吏和衙役集團已經滿額了。日子過得頗閑在，他們偏要去幫。不過「幫閑」二字在大明建國以前已經有主了，專指那些幫助闊人消閑的門客。朱元璋創造的術語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這個害民集團的二千八百七十一人，但他認為並沒有抓干淨。據他估計。「若必欲搜索其盡，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縣。不過三個衙門，如此平均下來每個衙門就有六七百位白員。大明王朝的每一個縣的正式官員不過四五位，再加上十幾位吏，縣級衙門的「經制」名額不過二十左右，此外還有約二百名額設衙役，而「幫閑在官」的人竟然超過這個數字的三倍。
明初，在皇帝朱元璋吏治森嚴，**不那麼嚴重的情況下，白員為正員的三倍。面對白員集團，朱元璋的反應極為凶狠，殺手疊出。
朱元璋說，竟有官員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閑民當「干辦」和「的當」。官員擅自起名，閑民擅自承當，這是亂政壞法，罪當處斬。今後捉拿進京，官員和閑民一概斬首于市。
沒過多久，朱元璋就覺得僅僅砍當事人的腦袋不解氣了。他說︰如今的官府故意違反法律，濫設無藉之徒。這些人自稱「的當」、「干辦」、「管干」，出入城市鄉村，禍害百姓比虎狼還厲害。……今後再有敢這麼干的，「的當」本人、「管干」本人、「干辦」本人，連同政府官吏，族誅。
滅族？滅族。《大明律?吏律?濫設官吏》規定，對濫設編外人員的官吏，最重處罰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嚴酷，已經比唐朝規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鑽營濫充者，《大明律》規定杖一百、遷徒。容留（錯誤輕于濫設）濫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區別，一概滿門抄斬。
朱元璋不僅立下嚴刑酷法，還發動群眾保障實施。而四編《大誥》這種驚世駭俗的雷霆手段，就是用來對付這班人的。
《大誥續編?吏卒額榜第十四》規定︰今後，各省、府、州、縣衙門的官員，必須把應役皂隸的名額張榜公告，讓民眾知道。公告最後還必須聲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
為了鼓勵百姓替他捉拿白員，朱元璋懸下重賞︰「所在鄉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干辦’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的不虛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錠等于一百貫錢，如果不考慮次年出現的通貨膨脹，這筆錢可以買到七八千斤大米。似乎比務農的收益高。
後來朱元璋又提高了賞格。《大誥續編?閑民同惡第六十二》規定︰閑民私下擅稱名色，與官吏共同禍害老百姓的。族誅。如果被害人告發，將犯人的家產賞給首告人。有關官員凌遲處死。
《大誥》是朱元璋親自處理的各類案例的匯編。通過龐煌制造的高速印刷機械，刊發了無數份發行全國，朱元璋要求人人學《大誥》，家家戶戶有《大誥》，這就在全國城鄉撒下了天羅地網。
如果把這種局面比喻為一盤棋，那麼，延續千年的棋局上出現了朱元璋的新殺著。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寫下了一段充滿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過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與吏員、衙役和頑惡潑皮勾結起來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員替百姓辨別曲直，但是十九年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官。今後，民間的老人和豪杰要幫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給我把刑房官吏捆來。再賦役不公平，給我把戶房官吏捆來。……只要民眾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貪官污吏就會全部轉化成賢人。為什麼呢？因為良民自己能辨別是非，奸邪難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員成為好官。誰敢阻擋民眾捉拿貪官污吏，滿門抄斬！
百姓監督政策的實行情況及其效果如何？是很難以作出準確評估。但從這三年的實施情況上看，確實有一些百姓使用了這種權利並且獲得獎賞，還有一些刁難權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蓋甚至被處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講過一個縣官向老百姓求饒的故事。他說。樂亭縣的主簿汪鐸想方設法害民，擅自征發勞役。避勞役者要交五匹絹。結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趙罕辰等三十四人聯合起來將其綁縛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當」人、「說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兩種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錯誤，協助趙罕辰等人將具體執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張進等八人一並綁縛進京。走出樂亭縣四十里後，縣主簿汪鐸求饒說︰我十四歲讀書，用十年寒窗之勞換來了今天，你免了我這一次吧，別毀了我的前程。
但是百姓始終不為其說動心思，而是將他綁到了京師之中，曾經被朱元璋在朝堂之上說了好幾遍，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就讓朱元璋徹底的惱怒了。
百姓監督當然是好，但是更有不干淨的一面，某些刁民如何濫用這種權利，如何借機橫吃橫喝，到人家殺雞宰羊，敲詐勒索，如何拿獲貪官污吏白役後做私下交易。這倒也罷了，反正可以降低貪官污吏和白員們的收益。問題在于難以正常執行政府公務。
朱元璋本來限制了衙役的合法傷害權，不準他們拿著牌票下鄉抓人，只能發牌傳喚，三次傳喚不到才可以用強。結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眾正常服役的時候，某縣一傳不來，二傳不來，三傳都不肯來的達二百五十多戶，更有一位叫劉以能的刁民，不僅三牌不至，還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綁縛進京。
可以想象，各級官員如何竊笑著把這些信息迅速而夸張地傳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們的潛台詞是︰不是要限制我們的權力嗎？不是要群眾監督我們嗎？那好，你安排下來的差事我們無法完成，這可不賴我們。
朱元璋听多了這類報告，感嘆道︰嗚呼！為了方便民生而禁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機侮慢官長。為了維護官吏的威信而禁民眾，官吏的貪心又勃然而起。沒有人知道仁義在哪里。治國難呀！
就在皇帝如此糟糕的心情下，太子朱標一踏進乾清宮，便與從宮內走出的戶部尚書郁新打了個照面。接受了拜見，寒暄兩句之後，太子朱標急忙走進乾清宮西閣。
「兒臣恭問父皇聖安！」太子朱標向御案前的朱元璋跪下，朗聲說道。
朱元璋放下手中的御筆，推開奏折，目光移向太子朱標，緊繃著的臉上松弛了，綻出一臉慈祥的笑容，說︰「起來吧，起來吧。」
「父皇萬歲萬萬歲！」
「好了，好了，坐下吧。」
「謝父皇賜座。」
太監將鋪著黃龍錦緞墊的椅子擺到一邊，太子朱標半個挨著椅子坐下。朱元璋慈愛地瞅瞅太子朱標，朱標依然那麼英俊年輕，看不出已是三十四五歲的人。
朱元璋望著太子朱標，想起馬皇後生產長子時的喜悅與興奮，想起她對太子朱標的偏愛種種情形，難免有些傷感，唉，馬氏，你走得太早了。
「太子，」朱元璋微微抬手，撫模著嘴角兩撇已經花白的胡須，親昵地說道，「雄英和允炆好久沒進宮了，他們好嗎？」
「好，很好，托父皇的洪福，」太子朱標欠身連聲說，皇帝招招手，示意他坐下。
「叫人帶他們進宮來讓朕看看，」朱元璋意外的說︰「朕看看他們的學業怎麼樣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