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秦漢之際的政治文化學術界有一股審微思潮，思想家們認為，像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這一類的重大政治事件，不會是偶然突發的，而是有一個漸變的由微到著的過程。由此他們主張防微杜漸，將篡弒的苗頭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易傳》通過闡釋卦象和卦爻辭，參與了這場學術討論。《坤文言》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坤》卦初六為陰爻，有如陰寒之氣初起，積久乃成堅冰，因此《易傳》借闡釋爻象來說明慎始防變之理。《系辭》在解釋《噬嗑》卦上九爻辭時說︰「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噬嗑》是斷獄之卦，上九爻處斷獄之終，是罪大惡極無可救藥之象。而之所以發展到為惡之極的地步，乃是因為逐漸由細惡積累而成。所以《易傳》特別強調要從細微處杜絕大惡，《系辭》說︰「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君子知微知彰。」《系辭》又說︰「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是細微的征兆，它「離無人有，在有無之際」，處于剛剛萌芽的狀態。《易傳》要求「君子」在事物尚處于「幾」的狀態時就要有所覺察，做到見微而知著。《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訟》卦坎下乾上，坎為水，乾為天，水性趨下而乾剛向上，天水相背而行，故有爭訟之象。怎樣才能消除爭訟呢？那就只有將爭訟消滅在起始階段。《易傳》還提出居安思危的思想，《系辭》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今日的危機來源于從前的安樂，今日的亡國是由于昔日長有天下的美夢，今天的禍亂是出于以前自以為國家已經治理得很好的錯誤認識。只有居安思危提前預防，才能真正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既濟》卦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之。」《既濟》卦本是成功的卦象，但《易傳》作者卻提醒人們居安思危，從中可見《易傳》的防患意識是何等強烈。
《易傳》和戰國秦漢之際其他經傳諸子關于審微的論述，為司馬遷審視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有益的思路。司馬遷寫《史記》是要為統治者提供歷史借鑒，而防微杜漸、居安思危就是他從中國歷史中總結出來的最重要經驗之一。司馬遷說他審視歷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而在從始至終這一段時間之內，他又特別重視事件的起始，勾勒出事件的由小至大的演變過程。《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這是征引《易傳》之語，以此向統治者敲響警鐘。《十二諸侯年表》說︰「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身為天子的殷紂王使用一雙象牙筷子，這在其他人看來似乎算不了什麼大事，但箕子一見就唏噓不已，因為他已經從象箸上看到了殷紂王荒婬奢侈的苗頭。據《魯詩》的解釋，《關雎》是諷刺周康王晏朝，周康王正處于西周成康盛世，為什麼會有刺詩出現？這就是見盛觀衰的審微思想的生動體現，在西周盛世之中已經埋下了衰敗的種子。在本紀、世家、列傳、表、書這五種體例中，司馬遷都貫徹了慎始防微見盛觀衰的思想精神，他以具體的歷史事實說明，大到一個封建王朝的興衰成敗，小到一個歷史人物命運的沉浮起伏，都會有一個醞釀、積累的漸變過程。這種深觀審微思想方式的運用，極大地突出了歷史演變的因果聯系，給《史記》帶來了科學性和深邃感。
易傳》在解釋卦爻辭時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想，這一思想堪稱中國最早的典型理論。《系辭》說︰「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周易正義》解釋說︰「‘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而廣大也。‘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其言曲而中’者，變化無恆，不可為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易》之所載之事，其辭放肆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在評價屈原代表作《離騷》時點化了《系辭》之語︰「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這是說《離騷》言辭簡約深微，主人公志行芳潔高廉，詩中所寫的雖是人們身邊的一些芳草美人之類的小事，但其中所寄寓的卻是關系到國家前途與命運的意義深遠的重大主題。文約辭微，文小指大，言近旨遠，這實際上就是典型化理論。典型的特點就是以一當十，以少總多，小中見大，以個別反映一般，以特殊揭示f遍。《易傳》是從佔筮卦象中提煉出典型化理論，而司馬遷則有意識地創造性地將《易備》典型理論運用到《離騷》評論之上。
司馬遷不僅用典型理論評價《離騷》，而且把典型化方法運用到歷史人物傳記寫作之上。他最擅長選擇那些最能體現歷史人物神髓的幾個典型事件，以傳神之筆寫之，往往收到小中見大、言近旨遠的藝術效果。例如，《管晏列傳》的傳主管仲和晏嬰是春秋時期齊國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主大業；確立了春秋霸主政治格局，影響春秋政治達兩百多年。晏嬰在歷史上則以力諫和節儉聞名于世。對這兩位大政治家，司馬遷沒有從正面記述他們的功業，而是拾取管鮑之交、月兌越石父于困厄以及僕御交往的幾件軼事，輕描淡寫，而鮑叔的慧眼知人虛懷若谷，管仲的不規小節而成榮名，晏子的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乃至于越石父的極高品位、僕御之妻的深明大義，都一一展現在讀者眼前。這篇傳記的特點不在于記載歷史人物的功績，而在于舉重若輕淡筆點染，烘托出傳主的精神境界。就像是一個高明的畫家，初不經意，淡淡幾筆，就勾畫出事物的特征與神髓，充滿了無比的藝術情味。《管晏列傳》簡直可以作為一首意味雋永的散文詩來讀。又如《魏公子列傳》中的魏公子養士三千人，可以說他與每一位士林的交往都有一段美麗動人的故事，但是司馬遷卻只選取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位來寫。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這四位士林人物都隱匿在社會下層且又嘯傲王侯，在魏公子所禮遇的士林中最具代表性，寫了魏公子與這四位下層士林的交往，那麼與其他士林的關系也自在不言之中；另一方面這四位士林人物都與魏公子生平兩大功業——竊符救趙和存魏卻秦息息相關。因而司馬遷重點選擇這四位下層士林小人物來寫，不僅扣緊了魏公子與士林關系這一主線，而且也突出了魏公子的歷史功績。
看似初不經意娓娓道來，實際上卻無處不體現出一位大作家的深刻藝術匠心。其他如《項羽本紀》載項羽一生經歷七十余戰，但司馬遷只是集中筆力寫了巨鹿之戰、彭城之役和垓下之圍。這三大戰役的特點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寫好了這幾次戰役，項羽勇冠三軍、喑惡叱 的英雄風也就躍然紙上了。《史記》中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司馬遷是最能體會《易傳》「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精神實質的人，把這一典型化方法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史記》巨大的藝術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典型化手法的運用。
《易傳》認為六爻吉凶因時而變，只有把握有利時機才能趨吉避凶，由此提出因時而行的重時思想。《乾文言》說︰「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在《易傳》作者看來，九三的自強與戒懼、九四的及時奮發，都是抓住了爻位的時機。而上九爻處于高危之位，卻不能與時變通急流勇退，這必然會導致它由盛轉衰，從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其他卦的彖辭也反復闡明了重時思想。《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豫》卦彖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豫》卦坤下震上，坤順而震動，所以《豫》卦具有隨自然而動的意思。「聖人」從中得到啟示，隨自然而動，因此能夠做到「刑罰清而民服」，故而彖辭作者說《豫》卦順時而動的意義非常重大。《隨》卦彖曰︰「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周易正義》解釋說︰「特雲‘隨時’者，謂隨其時節之義，謂此時宜行‘元亨利貞’，故雲‘隨時’也。」其他如《大過》、《坎》、《遁》、《損》、《益》、《蹇》、《妮》、《艮》等卦都闡述了因時而行的思想。《易傳》還用「時」的觀點來講湯武革命，《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湯武的明智之處就在于把握了一個好的時機－－個「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歷史時刻。
將六爻因時而行的思想運用到人事之上，《易傳》倡導在不利的情況下要藏器待時，而在時機成熟之際則要果斷行動。《系辭》說︰「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這是告誡人們「藏」與「動」的智慧，什麼時候「藏」，什麼時候「動」，這都要看「時」的條件。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就要抓住有利時機，及時發憤創業，在最大的程度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將生平所培養的道德與才能運用到事業之中。
司馬遷是熟讀《周易》的人，《易傳》的重「時」思想使他加深了對「時」的意義和價值的認識。他在為歷史人物作傳時非常重視「時」的概念，《史記?太史公自序》以「不令己失時」作為取士標準。《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彳－余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公孫弘本是－位海邊牧豕的老儒，年近花甲而無所遇，是漢武帝大興儒學才使公孫弘枯木逢春，以布衣而封侯拜相，為天子三公，可見是「時」的因素才使公孫弘月兌穎而出。這個「時」，就是歷史給士林所提供的特殊歷史機遇。《史記》的其他篇章也多次強調「時」的重要性。《魯仲連鄒陽列傳》說︰「智者不背時而棄利。」《李斯列傳》說︰「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又說︰「得時無怠。」又說?.「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淮陰侯列傳》說︰「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又說︰「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天下大亂人心思治，易姓受命改朝換代，國家興盛大有作為，這些都是士林階層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史記》的七十列傳的傳主多集中在戰國秦漢之際，這里面固然有史料的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歷史時期正是士林階層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期。《史記》有時雖然不用「時」這一概念，但語意所指仍是「時」的意思。如《史記?蕭相國世家》︰「蕭相國何于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絳侯周勃世家》說︰「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樊郵滕灌列傳》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秦末大起義是一個風雲際會的歷史時刻，是平民百姓嶄露頭角的最好時機，蕭、曹、樊、絳等人正是抓住了特殊的歷史機遇，才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史記》有時所講的「勢」，其內涵主要也是「時」的意思。如《範雎蔡澤列傳》說︰「範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範雎、蔡澤一生的榮辱沉浮，並非由于他們前愚後智，而是出于他們處于不同的時勢之中。淮陰侯韓信未發跡時連一口飯也難吃上，而飛黃騰達以後連百萬之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南面稱孤。這就是「時」對歷史人物的決定作用。讀了《史記》這些人物傳記，我們對《周易》「時」的思想會有更深的理解。
《系辭》說︰「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幾句是解釋《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的，它透露出《易傳》作者在戰國秦漢之際學術整合大趨勢的特定背景之下試圖彌綸天地之道、包容百家學說的信息。《周易》本身的特點有利于它對各種學說兼收並蓄。《易傳》認為《周易》為一切義理之源，所有的學術都應該在它的視野之中。因此《易傳》在借闡釋卦象宣傳儒家思想的同時，也吸收了道、法、墨、兵各家思想。例如，《易傳》吸收老莊關于陰陽氣化的學說來解釋「道」與「神明」。《系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易傳》還吸收老莊關于矛盾雙方向對立面轉化的思想，提倡謙虛而力戒滿盈，以便將變化控制在不發生質變的一定範圍之內。《易傳》提倡天下無道則隱，如《乾文言》在解釋《乾》卦初九爻辭「潛龍用」時說︰「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這與老莊謙退避世主張及其內虛外順的處世哲學相近。《易傳》也吸收了某些法家觀點，如《蒙》卦初六象辭說︰「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噬嗑》彖辭說︰「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該卦象辭也說︰「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豐》卦象辭說︰「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旅》卦象辭說︰「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這些用獄尚刑的思想都與儒家尚德不尚刑的思想明顯不同而接近法家。《系辭》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這是申述墨家薄葬之義。《師》卦初六象辭說︰「師出以律，失律凶也。」這又是在宣傳兵家思想。這些材料表明《易傳》廣采百家之說，絕非儒者一家之言。
《史記》與《易傳》有著共同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目標，《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以《易傳》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之說為指導思想︰「《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他認為諸子百家都是言治之書，雖然各家觀點互相矛盾、分歧乃至對立，但這些歧異只是立論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諸子百家都是為現實和未來政治設計方案，他們在為帝王政治服務的宗旨上是彼此一致的。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地，只是各家所走的路途不同而已。因此諸子百家是百慮一致、殊途同歸的關系。在司馬談同時或稍前，《淮南子》也有類似的思想表述，但不及司馬談明確。《論六家要指》雖出于司馬談之手，但百慮一致、殊途同歸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被司馬遷完全繼承下來，並在整合經學、百家學過程中得到最徹底最忠實的實施。
《論六家要指》本來希望百家「同歸」到黃老道家去，但是隨著司馬談由道而儒的思想轉變，「同歸」的目的地就不再是道家，而順理成章地歸向儒家六經。《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開列的《春秋》傳記系列，除了《左氏春秋》、《鐸氏微》及董仲舒著作之外，還有被人們列為儒家的《虞氏春秋》、《孟子》、《荀子》、《公孫固》、雜家的《呂氏春秋》、陰陽家張蒼和法家韓非等人的著作。這就明確地告訴人們︰孔子《春秋》是戰國諸子百家的源頭，經學是百家學的大宗，百家之學可以通過不同途徑走向經學的歸宿。「整齊百家雜語」，就是要將立論殊方的百家雜著整合成一個統攝在經學之下的互相協調的學術體系。以這樣寬容、變通、聯系、整合的思想方法來看待戰國諸子百家之學，司馬遷對諸子百家不是一概排斥全盤否定，而是采取舍短取長、批判地揚棄的態度，公正客觀地分析各家學說的利弊得失。在諸子百家之中，《史記》吸收最多的是道家。《呂太後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曹相國世家》、《陳丞相世家》等漢初人物傳記，都毫無保留地贊美漢初以黃老為治所取得的政治實績，肯定道家靜無為、以柔克剛、功成身退的思想。「文景之治」與漢武帝多欲政治的對比，更使司馬遷加深了對黃老道家學說價值的認識，《史記》的有些篇章確實含有懷舊的情思。但這並不意味著《史記》的主導思想就是黃老道家，黃老學說的價值是在周秦之間「文敝」的情況下才顯示出來，並不是說黃老學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好、最高的治國理論。從《史記》記事傾向推測，司馬遷主張在六經旗幟之下酌取道家清靜無為思想，將有為政治控制在不過分勞民的一定範闈之內。如何評價法家是司馬遷無法回避的重要政治學術問題。漢人因秦王朝嚴刑峻法導致亡國而對法家多持批評態度，司馬遷本人也曾親身領略過酷吏的毒螫。他在《史記?秦始皇本紀》、《商君列傳》、《李斯列傳》、《袁盎晁錯列傳》、《酷吏列傳》等篇章中批評法家的刻薄寡恩、慘無人道，表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厭惡之情。但他對法家獎勵耕戰的立國之策、令行禁止的作風、維護統一的立場和治理亂世的作用卻沒有否定。《商君列傳》即如實地記載了商鞅變法給秦國帶來的富國強兵的實效，即使對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秦王朝，《史記?六國年表》也敢于說「世異變，成功大」。《酷吏列傳》實錄了漢武帝任用酷吏狂捕濫殺的弊端，但《史記?太史公自序》又客觀地指出「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這說明漢武帝任用酷吏實出于不得已。司馬遷還吸收了法家關于法後王、禮因人情而損益等思想觀點，這說明以法家適當補充六經並非絕無可能。陰陽五行學說是漢初廣為各派吸收的顯學，《史記》中的五德終始說、受命改制說、承敝易變說、天降祥瑞說，都來自陰陽學派，陰陽、五行、三統，構成《史記》天人宇宙觀的總體框架。但是《史記》拋棄了陰陽家種種使人「拘而多畏」的禁忌和「教令」，像《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所說的按月令行政的模式，尤為《史記》所不取。縱橫家是戰國多元政治的特定產物，由于縱橫家朝秦暮楚、一切以個人利益為指歸的價值取向與中國重綱常倫理、講仁義信用的文化背景背道而馳，因而進入封建社會正常狀態的漢人對亂世的縱橫家多持否定態度。司馬遷在客觀地記載縱橫家不擇手段地獵取卿相富貴的同時，運用經學家的權變概念，突出縱橫家的權謀在統一天下過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認為「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並從及時立功名的角度，肯定了蘇秦、張儀等大縱橫家從社會底層走向政治頂峰的非凡才能，欣賞他們運亡為存、縱橫捭闔、主宰天下命運的英雄風采。中國早期軍事戰略家在長期的征戰中創造了豐富的軍事理論，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也為司馬遷所繼承，《史記》以肯定的態度記述了從商周到秦漢一些大軍事家的兵法權謀，保存了中國歷史上許多有名的戰例，采納了兵家的奇正說、兵者詭道說等軍事理論，並創造性地將戰場與商場、兵戰與商戰聯系起來，從兵家角度論載貨殖活動。墨家在漢代以後基本上退出了政治學術舞台，所以《史記》對
墨家的記載和評價比較簡略，大體上還停留在《論六家要指》的水平。對《管子》，《史記》采用了其中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說」、人性好利說等理論。司馬遷對賈誼這位漢初最大的思想家也多有汲取，賈誼肯定秦王朝統一天下的功績而批判秦統一之後「仁義不施」，認為「攻守之勢」不同，秦王朝的失誤就在于不能做到「逆取而順守」。《史記》所持的正是這一觀點。其他如賈誼所倡導的削藩說、改制說、天運循環說、禮義教化說、砥礪士節說、崇勢說、審微說、五百大運說等等，均為《史記》所采納。司馬遷以前和同時代的學者都難免于學派門戶爭斗，而司馬遷則超越了學派之爭，他善于協調眾說以構成一個和諧的文化學術體系。《史記》是學術的淵藪，思想的寶庫，沒有哪一典籍像《史記》那樣，吸收了那麼多的學說觀點，而各種學術觀點之間沒有沖突和矛盾。從這一點說，太史公是《易傳》真正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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