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位于河南，位于洛水之北，水之北乃謂「陽」，故名洛陽，又稱雒陽、雒邑。洛陽地處中原，境內山川縱橫，西依秦嶺，東臨嵩岳，北靠太行山又有黃河之險，南望伏牛山，有「河山拱戴，形勢甲于天下」之說。洛陽最早建城于夏朝，隋以前先後有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朝代在此定都。楊堅通過篡奪後周建立大隋後，因為當時的需要就延續北周的很多政策包括定都長安，但是由于他對前朝皇室孥戮殆盡、兼之迷信鬼神，以致對長安城心有余悸；當然還有就是關隴集團在長安的根基很深，楊堅希望遷都來削減關隴貴族的勢力等其他的政治原因；所以楊堅登基後一直想遷出長安。對于楊堅想遷都的心思很多大臣都知道，術士庾季才精通玄象，曾測定楊堅受禪吉日，為楊堅所倚重，對楊堅遷都的心思也一清二楚，于是上奏稱︰「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魚北允衣，必有遷都！」然而反對遷都的聲音太多，楊堅也只能遷到了離長安二十一里東南的龍首川處，營建新城稱大興城為新都，故而楊廣在詔書里才會說「心奉先志」。這就是說楊廣的遷都是按照先皇楊堅的遺願的，當然楊廣遷都肯定不僅僅是出于完成父親的遺願的，而是出于更為深層次的國家戰略考慮。
當時的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其經濟的發展水平已經跟不上人口帶來的壓力，這嚴重制約了一個帝國的發展，甚至為帝國的未來帶來隱患。
關中地區的農業經濟，本來相當發達，秦開鄭國渠以後，農業經濟更有發展，故西漢之世，關中的膏腴之地，畝產達一鐘。然而自東漢以後末年至魏晉南北朝期間,黃河流域戰亂頻繁,作為關中農業命脈的鄭國渠、白渠的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又因河床下沉，灌溉面積減少四分之三，導致糧食產量急劇下降,黃河流域經濟的蕭條,而「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人眾，衣食不給」，使關中長安吃的糧食供應發生困難，不得不仰賴于從關東漕運來的糧食，關中地區的農業經濟在全國的重要性便開始日趨下降。因為關中宜于農耕的面積有限，隨著關中人口增殖而來的，便產生了糧食不能自給的困難，特別是當國都設在咸陽或長安時的情況。故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更是不得不仰賴于漕運關東糧食以給關中。以後代代如此，也只有關中為割據政權統治時期例外。所以，當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和楊堅取代北周之後，對于關中地區的長安，又一躍而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自然更增加了漕運關東糧食以給關中的必要性。
楊堅在位期間，想遷都出長安而沒有成功後，只好想盡辦法來解決關中糧食供應的問題。要解決關中的糧食不足的問題，不外乎兩個途徑︰一是發展關中地區本身的農業生產，二是從關東及江南漕運更多糧食到關中。前者是治本之法，後者是治標之計。以治本之法來說，楊堅初年采取了府兵同于編戶，授以土地，使府兵不月兌離農業生產的措施。這雖然主要是對軍事制度實行改革，但通過這種改革，進一步使府兵制與均田制結合起來，寓兵于農的體制更完備了。由于當時的軍府，大部分都在關中。接著，楊堅對大將軍賀婁子干的命令又一次明顯地提出了旨在發展關中農業經濟的意圖。由于自北周以來，隴右，河西一帶，地多荒廢，于是開皇三年四月，楊堅命大將軍賀婁子干在隴西一帶，「勒民為堡，仍營田積谷」，以恢復這里因戰爭而造成的破壞。這說明楊堅是想通過發展關中本地區的農業經濟來解決關中糧食危機的。但是，楊堅的主觀願望，並不符合關中的實際情況。賀婁子干曾上書楊堅說︰「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最後，楊堅只得同意了他的主張。
到了開皇十二年，「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後來隨著天下的穩定和大隋的強盛，京城長安涌入更多的人口，這使得關中地區缺糧的問題更為嚴重。楊堅希望在關中及其附近地區擴大農耕而和發展農業生產以緩解關中地區的糧食壓力，然而沒有取得什麼效果之後，他自然只有更加依靠第二條途徑即增加漕運量的辦法來解決關中糧食危機。曾在開皇二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乃詔宇文愷「帥水工焀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余里，名曰廣通渠」，以利漕運。接著開皇三年，楊堅又「以京師倉廩尚虛」于是詔「于蒲，陝，虢，熊，伊，洛，鄭，懷，卲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楊堅企圖以治標之計解決關中糧食供應的嚴重困難。
但是，即使是這個治標之計，也同樣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由于進入關中的崤函古道艱險難行，古代的陸路運輸工具又非常落後，並且運費高昂，故而要把外面的糧食運進去，只能走相對更為便利的黃河，而三門峽是黃河漕運的必經路段。但是三門峽水流湍急，十分驚險，對于路過的船有著毀滅性的打擊。北魏的地理學家酈道元曾考察黃河，在《水經注》撰寫道︰「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
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焀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橫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為了盡可能地克服這一困難，楊堅于開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倉者，免其征戍。」這里的「砥柱之險」，就是三門天險；「達于常平」，即水運至陝州常平倉。能作到這一點的，就「免其征戍」，意在以格外的優待條件，鼓勵越過三門天險往關中運糧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人們仍視三門天險為畏途。所以，自開皇四年起，便采取「自小平陸運至陝」，然後，「還從河水，入于渭川」而達于京師的辦法。其目的在于繞過三門天險這段水運。這自然是在當時的條件下無法克服三門天險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但是這樣的運輸量是十分有限的。這一方面是由于陸運需要的車輛與人丁過多，費用過昂；另一方面，還由于陸運也同樣艱苦。因為自小平達于陝州的陸運，必需經過崗嶺起伏，深溝滿布的淆、函山谷之中，「峻阜絕澗，車不可方軌」。自古被稱為險道，為兵家行軍所忌之地。所以，楊堅雖然采取了自小平陸運以繞過三門天險的措施，仍然不能擴大漕運量，以致開皇五年，就不得不允許關中貧民，「往關東就食」。到了開皇十四年，因為「關中大旱，人饑」，連作為皇帝楊堅本人也不能不率領他的文武百官「幸洛陽」，至于關中百姓，允許他們「就食」關東。在就食途中，「從官並準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其狼狽之狀可想而知。
小平陸運既然根本無法解決關中饑荒問題，到了開皇「十五年六月戊子」，楊堅又被迫恢復水運，而且「詔焀底柱」。即沿著三門峽兩岸岩壁，焀空架設人工棧道，以利于縴夫牽引，這自然更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從其效果來說，也沒有對漕運產生多大的影響。所以在楊廣登基前，關中一直處于一種糧食不足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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