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中女郎
美國蓋伊爾福特曼著
我從來不曾料想到這個故事要寫出來。我是個性格非常內向的人，認為一旦有什麼不愉快應該藏在心里，最忌諱隨便談論它。
但是當我經歷病痛，獲得新生，我的生命、我的健康，經歷了這麼恐怖的苦難之後才明白︰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記錄下來，可以幫助那些同樣面對折磨的人們。
公開個人隱私是我有生以來最困難的抉擇，但是，我認為這不是需要我沉默和節制的時刻。
于是，一個冬天的早晨，就在電腦前坐下來，把我自己的這個故事打印成文。
遇見大衛.雷特並墜入愛河確認為終身伴侶正是我20多歲的青春妙齡。他長得清瘦、白晰，短而微紅的胡子，頭發有點謝頂，性格內向，十分可愛，似乎與他的優秀品質有點不那麼協調。他是英國人，可是他的行為完全不像英國人，那時他已經獲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項獎學金，我也是那所大學的學生。
他愛美國，但三年後又回到倫敦研究法律，我跟著他完成了法國文學碩士學位，在法國教了一年英語，然後我們便結了婚。我愛我們倫敦的生活，愛那里的親朋好友，愛那里的劇院、公園以及那里的歷史。
1985年秋天，我們共同生活了13年之後回到美國，大衛在那里為他的律師事務所開了一家美國前哨公司。像我同輩的許多女人那樣，我一直推遲要孩子。這種延誤明顯造成痛苦的結果。到了三十多歲我們才決定要孩子，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那些年我有多蠢，」這是我帶著歉意反復對丈夫說的話︰「八年前，甚至十年前試一試就好了。」
「生孩子是兩人的事兒，」他安慰我說，「我們倆都很傻。假如，我們見識廣些；假如我們學習和工作沒有那麼努力，或許已經有好多孩子了。我們就從現在開始吧！」
我們的確盡了力。經過婦科專家的診治及荷爾蒙的治療，1991年我終于發現自己懷了孕，那年我已經39歲。最初八個月，是一段意想不到的令人愉快的時光，朋友們說我散發著女人孕育新生命的光輝。我的身子里正在成長著一個新人。但沒有意識到在這果實累累的幾個月里，身體上還生長著另一種東西，它的細胞飛快地繁殖，十分可怕。
我11歲那年母親得了癌，她去世的時候我才15歲。由于這個原因，我經常對進行仔細的自我檢查，由于沉浸在懷孕的喜悅之中，有不少日子沒有這種自我檢查了。
直到懷孕33周時才發現有個腫塊。盡管只是一個小腫塊，第二周星期一見到醫生勞里婭.戈德斯坦，我還是寫了張紙條，把情況告訴了她。
勞里婭檢查了腫塊之後說︰「蓋麗，這或許是乳管堵塞。」但她又叫同事貝克.勃賴特曼過來看看。為了減少放射治療的傷害，通常孕婦是不能做胸部早期X光測定的。可是兩位醫生說，由于我的家庭病史，假如我願意，他們認為可以做一下超聲波檢查。
我知道有些婦女對于她們的母親死于癌采取畏懼、掩蓋的態度，而另外一些人——當然也包括我，試圖通過承認事實的態度，留在這痛苦的絕境中。很久以前，我就做出決定，假如真的患上惡性腫瘤，我就會盡快地把它處理掉。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產科醫生，表示願意去見他們的朋友放射醫生米米。經過技術人員拍片之後把片子拿給醫生看，我正忙著檢查自己的汽車，也在端詳著自己鏡中的臉。
親戚和朋友們老是說，母親的三個女兒當中我最像她。有時候我回憶，一位姑娘見到她被癌殺害時，我有過什麼感覺。病後假如見過她一眼，就忘不了她的臉，忘不了她的倦態。當我仔細地審視鏡中自己的身影時，似乎這就是她的影子。
我發現過去了很長時間，卻沒有一個人回來，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焦慮之情。突然，好像有兩個女人與我在一起。米米說，她需要取些細胞進行分析。幾天之後，我剛回到雜志社的電腦前面，電話鈴就響了。電話是勞里婭打來的，她是我的產科醫生。
「我知道你喜歡我告訴你真相，蓋麗，」她說，「細胞是惡性的。」
我有點暈頭轉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听到末尾已經泣不成聲了。勞里婭說，她可以電話通知大衛叫我們立即去她的辦公室。
離開辦公室時，我似乎感到時鐘已經停止，時間已經凝固。我還擔心，是否把癌癥傳給了嬰兒。
再過了兩周，我的產假就要開始了，我擔心是否真的需要這個產假。
你還有機會
勞里婭安排我們坐定之後告訴我們，她已經和同事們交流過，還在電話里與一位著名的癌科醫生討論過，他決定今天傍晚為我確診，不過首先我得去米米的辦公室做一次X光測定。
再說，因為多數癌的形成需要雌激素，而我懷孕的身體其實是一個雌激素的工廠，產科醫生認為，正是這些荷爾蒙使癌癥以非常快的速度大起來。要盡量使孩子早點出生，以便能繼續接受治療。最佳的方案是接受引產。
我明白，必須清醒地做出最後的決定。但是此刻，我被壓抑得如此嚴重，以致于變得欲言無聲。
19年共同生活之後，大衛知道我此時想說些什麼。他代我說︰「嬰兒還有五個星期，恐怕不行吧！有什麼危險嗎？」他又嚴肅地提出，「嬰兒也會得癌癥嗎？」
勞里婭像平常一樣說得很坦誠︰「不會有問題的。嬰兒肯定不會那樣。」早期轉移的危險非常低，35星期的嬰兒將會順利降生。
傍晚，大衛陪著我在米米的辦公室里做X光檢查。我在一間小房間里等著，一位陌生的技師進來。我感到自己像一個畸形的怪物，以後幾天將在這里進進出出。我是一個孕婦，也是一名乳癌患者，真不能使我相信。
眼淚像泉水一樣噴涌，洗刷著我的臉。技師用平靜的目光注視著我︰「沒關系，寶貝，」她說，「你還有很大的希望。我的表妹有兩個小孩，但是她和丈夫在一次汽車事故中喪生了。他們沒有機會了，而你要記住，你是有機會的。」
五點正，大衛和我到達胸外科醫生的辦公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怎麼會在這個蒙特西奈醫院里、在這樣大的教育醫院里預訂了一間產房。
胸外科醫生斯蒂文.布朗出來把我們接了進去。他禿頭，稀疏的黑色短髭和那種經常超負荷工作的蒼白臉色。他用柔和的聲調開始說︰「米米的分析是正確的。」他還警告，「癌腫塊的範圍不會受到限止。」他拿起X光片，指著上面的白色斑點說，「這些鈣化點，可以看出是惡性細胞。看上去的好幾個部位都有癌塊，也就是說，癌細胞可能已經轉移到其他的健康組織。
斯蒂文說，我分娩之後，他還要等待幾天，讓我身體復元，然後進行活體檢查。檢查的結果將有助于確診，假如擴散的組織有限，則做部分切除，否則，就要做全切除。
他詢問了我的懷孕情況。我告訴他關于我們懷孕的困難過程，以及為了達到目的怎樣服用過荷爾蒙。
他還詢問了我母親的病史。
坐在他的辦公室里，感到母親的影子又一次籠罩著我。在她作為我母親的歲月里，我對女人所知甚少，對于她的癌癥知道得太晚，甚至更少。父母還盡力對我們隱瞞病情。
幾年之後我才知道，當她發現腫塊，被家庭醫生送到專科醫生那里，專科醫生告訴她可能患有癌。我還能記得那一天，因為父母回到家就把我們孩子都趕到門外，只留他們倆在屋內，我們可以听到母親的哭泣。
她接受不了專家的結論，便去找另外的醫生再次診斷，那是一位費城著名醫院的名醫。他告訴母親她的腫瘤不是惡性的，只要定期引流即可。一年之後，母親又來到他的辦公室復查。但是他錯了，一直拖到晚期，他才向母親表示歉意。
大衛和我離開斯蒂文的辦公室的時間已過七點。我們和醫生們一起呆了五個小時，幾乎一整天，而且，他們的談話使我們精疲力竭。
回家之後，我們坐在客廳里，相對無語。這里，與我們生命朝夕相處的點點滴滴幾乎變成了另一個世界。
愛的巨大力量
大衛和我正在討論有多少事情需要做，突然，醫院方面要我在72小時之內去那里把孩子生下來，我們卻一點準備也沒有。
除此之外，我們最害怕的是打電話。得讓人知道啊！怎樣把這件事告訴姐妹——沙提和維克？我的癌癥加上母親的癌癥意味著她們自己也更加危險。更糟的是，怎樣對父親說呢？我害怕撥動記憶的琴弦，它會發出可怕的聲響，讓人想起那些恐怖的歲月。
因為母親是父親最親密的朋友，事業上的知己，也是他的妻子，所以母親真的患上癌癥之後，他簡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父親傷心得簡直支撐不下去，加上在生意上又踫到了經濟問題，他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經常干到深夜。他必須停下來，離家一段時間。
由于姐姐離家去大學讀書，留下我照看比我小八歲的妹妹維克。在父母的房間里母親的病情越來越惡化，不會說話，幾乎認不出我們。在白色的大床上，她好像一天比一天在縮小。
再說大衛，他也得告訴他遠在英格蘭的家人。他們也都了解癌的痛苦。大衛弟弟凱賽的第一位妻子伯特也是患這種病于34歲去世的。
直到深夜，我們才向家里打電話，因為我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實在難以啟齒。母親的叮囑好像重現在腦海里︰「不要把麻煩事兒告訴他人。」但是現在已經不能不說了。
第一個電話打給姐姐沙提。她說︰「你好，蓋麗，懷著的孩子怎麼樣？」
我從喉頭強擠出話來︰「|孩子很好，母親卻不行了。喂，我原本不想讓你擔心，可是，十多天前，我發現了一個腫塊。今天醫生說這是癌。星期天，我打算去住院。」
如果她哭了，我會覺得驚訝，她卻沒有哭，只沉默不語，猶如多年前我從電話里听到母親死亡的消息時一樣的沉默。我試圖多講幾句，打破這種僵局，我告訴了她所發生的一切，以及將要發生的事情。
「蓋麗，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
「請你別來。」我說，「現在你就做一件事，算是幫我的大忙了︰打電話給維克，告訴她我明天與她談。」
大衛的姐姐——黛安娜住在英格蘭，我們給她通了電話。眼下我丈夫感到很痛苦，需要姐姐精神上的安慰。以前，弟弟凱賽的妻子確診為癌時，也是姐姐給予宗教方面的安慰，使其得以復元。
大衛和我希望黛安娜給予特殊的幫助，因為她的孩子已經長大，而我姐妹的孩子尚幼。我們希望她來紐約幫助我們走出困境。
大衛和黛安娜談了一會兒，然後，丈夫把話筒交給我。「哦，蓋麗。」黛安娜說，「我知道，你挺得住，大衛是那樣愛你。你一定要闖過去，我會盡力而為的，我們都在為你祈禱。」
那天晚上，決定給父親掛個電話，這是我有生以來最擔心的電話了。
「什麼？你在說啥？」這就是他听到這個消息的回答。爸爸已經年邁，單側耳朵已聾。在我的腦海里似乎可以見到一位老人︰他個子瘦小，腰彎背駝，胳膊和雙手卻十分有力，波浪形的白發，短髭，眼鏡後面的眼楮緩慢而又疑疑惑惑地眨著。
「不，不，不！這怎麼可能呢？」他說，「是些啥醫生？你確實了解他們？你知道，這是你母親的病，或許他們搞錯了！」
「爸爸，他們都是不錯的醫生，」我答道，「診斷是毫無疑義的，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怎樣治療，手術需要切除多少？」
「天哪！真要命！這怎麼活啊！為什麼？你的母親，現在又是你。你知道嗎，我愛你。」
「當然，我知道你的心意，我也愛你。」
掛上電話後，我走進臥室，急忙從書架上抽出一只細長的小包，這是只我走到哪里便帶到那里的小包，多年前，從費城帶到這里。細心地打開那本大相冊，相冊中珍藏著許多黑白小照片。
照片中的父母對著我微笑，小兩口子的頭發烏黑發亮，還有兩對笑眼。那張1941年拍的照片中，我們姐妹三人剛出世。我凝視著父母年輕的臉，盡管他們曾經是這樣，或許可能是這樣，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悲哀和無限的愛意。
男人的累贅
三天之後，星期天傍晚6點鐘，我們去賽納山醫院。
在出租車里丈夫轉過頭來說︰「我們需要分步做，如果所有的事同時開始就會失敗。嬰兒出生之後，就安排做活體檢查、外科手術及病理檢查等等。這就是以後幾個星期我們要完成的事情。」
我坐在車子破舊的後座上無精打采，十分疲憊，拉著大衛的手像個孩子似的听他吩咐，相信他的力量能決定事情的成敗。
在醫院，乘電梯到達產婦樓，走進相隔的護士室，向值班護士查詢我的名字。
「對不起，我們的入院登記上沒有你的名字。」
我听見大衛婉言堅持說︰「肯定有一張我妻子的記錄，請您再找找。」
幾個人在那里瞎磨蹭，其中一位金發的年輕女醫生尖刻地說︰「你懂不懂？你把來的夜晚搞錯了。再說，她為什麼要引產呢？」
丈夫很少大聲說話，這次一切忿恨都爆發了出來︰「因為我的妻子患了癌癥才來這兒的，」他叫喊著，「是因為癌癥，她得引產！」
盡管這兒也是醫院，但是‘癌癥’這個詞兒在這層樓是听不到的。我悲痛地閉上了雙眼。在場的每個人像兒童木偶玩具似的一動不動。
第一個恢復活動的是那位醫生，她轉過身去，一聲不吭地溜走了。那名值班護士開始在櫃台下面的紙堆里拼命地尋找。
「找到了，在這兒呢！」她邊說邊繞過寫字台向我們走來，我感到她的手臂摟著我的肩膀︰「真對不起，雷特夫人，請跟我來。萬望您能諒解。」
她把我們領到3號產房，然後留下我們。大衛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我們默默無言，盡力讓自己平靜下來。兩位年輕護士過來給我測血壓，進行檢查。
大衛一直陪著，等她們忙完後說︰「親愛的，別擔心，明天早晨我來看你。」我們擁抱之後他才離開。
當我單獨躺在病床上，可以感覺到月復內嬰兒在蠕動。雖然像大多數首次做母親的人一樣，我也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令人稱奇的是，此時此刻我有點兒麻木，好像成了局外人，只希望陣痛早一點兒開始。
第二天即星期一早晨，進行了靜脈藥物注射，我的子宮開始收縮。整整一天我和大衛都听見車子推著產後的女人去母嬰室，可是我卻一點兒動靜也沒有。
星期二早晨，醫生增加藥的劑量，陣痛才慢慢地產生。下午，用藥時間已經超過40小時。
星期二傍晚，似乎一切順利。勞里婭穿著綠色的長外套出現在我前面，她剛才接生了另一名嬰兒。大衛在我旁邊徘徊，一位護士在病床和高級監視器中間不安地走動。
勞里婭叫我用力，經過兩天半折騰的我感到非常疲勞。大衛叫道︰「我見到嬰兒的頭了。」然後，我听到嬰兒的哭聲，還見到丈夫臉上流下兩行熱淚。
「您生了個男孩，一個小子。」勞里婭大聲說。此時正是十月一日星期二。半夜零點差十分。經過50多小時的折騰，貝杰明.雷特終于出世了。
醒來的恐怖
勞里婭把兒子放在我的懷里，我听見他輕微的啼哭。那天晚上他給我帶來了最簡潔、最珍貴的禮物。他給了我們希望，把我們拖回到生活之中。
勞里婭輕松愉快地大笑著說︰「他的個子挺高，重量是6磅8盎司，雖然看上去瘦一點兒，沒有機會長肥，但還算不賴。」
次日，就在午飯前，他們把貝貝抱進來，大衛和我輪流抱著。他是那樣細膩，那樣脆弱。我覺得自己是那樣笨拙，害怕做錯什麼，而他吸了點女乃瓶里的女乃便躺在我的懷里安靜地睡著了。
星期四夜晚，睡意久久不會降臨。次日，對癌要進行活體檢查。這將決定我的身體應當切除多少，而醫生考慮得更多的是︰貝貝可以多長時間擁有母親。
過不了多久，我就要轉到醫院的其他部門去活體檢查了。我請大衛給我拿來一件他在英國旅行期間為我購買的寬大的印花襯衫。襯衫很美，玄色的底，開滿了各種顏色的小花。夏天，我一直穿它，有了孩子的新生活，希望孩子在鮮花底下成長。
當我穿上襯衫，走到鏡子面前，上下打量鏡子中的自己，卻感到自己被一種失去清白的悲哀籠罩著。
大衛和我又看了一眼育嬰室里的貝貝，然後走過彎彎曲曲的長廊，到達放射室。
與大衛一起在斯蒂文.布郎的候診區等待，我發覺自己的身體在顫抖。想到母親也曾經被這樣的病魔折磨，對我來說，至少活體檢查的過程要好得多了。
母親的年代做生理活檢十分困難。她的醫生決定給她做了切片活檢。全部手術安排在1963年8月的一天進行。周圍帶著血的巨大包囊組織迅速送到病理測定室。那里發現是癌癥，然後外科醫生便決定切除兩只。
那時候，這種手術稱為‘一次性’手術︰在病人麻醉下等待醫生進行組織切片、生檢、分析，決定手術範圍。這種手術稱為‘哈爾斯特切除術’。它把、淋巴、兩邊胸肌全部切除。女人的上身不再凸出，甚至不能說扁平，幾乎有點內凹。這種手術做起來是那樣容易，簡直一眨眼便完成了。
麻醉還未完全消除，母親睜開了眼楮，與他們的眼光對視。她舉起左臂，什麼感覺也沒有。除了繃帶之外身上什麼也沒有穿。她便開始尖叫。
胸外科的這種手術一直做到60年代末期。幾個潑辣的女人向醫生提出抗議，要求醫生把生檢和手術分開做。他們對這種毀容性手術的必要性提出質疑。
直至70年代初，醫學界才始見改變，‘二步法’漸漸地進入臨床。不但如此，‘根除術’讓位給‘修正切除術’，使主要的胸肌以及女人的平直肌不受損害，而不會只剩下肋骨和皮膚了。我就受益于這種手術。
護士走進候診區喊我的名字。大衛和我對視了一下，睜大眼楮。他向我點了點頭，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我跟著護士穿過走廊。現在只有靠我自己了。
穿上醫院的專用服裝，走進手術室，斯蒂文已經在那里等候。「你好，蓋麗。請你躺在手術台上，我們開始吧。」
我感到麻醉劑的針頭扎進了，隨之而來的便是一陣熱流，然後麻木了。斯蒂文開始切開皮膚，穿透脂肪和肌肉組織分離層層肌肉，深探到癌組織本身。手術進行了很長時間。
最後，斯蒂文直視著我的眼楮說︰「我們立即把切片送病理冷凍室。在你離開之前，我們可以得到有關的報告。」
做完手術我穿上衣服，回到候診室。大衛在那里，只見丈夫已經熱淚盈眶。房間里還有其他人，我不便說什麼。我們默默地坐在那里，手握著手，直到有個女人叫我的姓名。我們跟著她走進斯蒂文的辦公室。
他看上去精疲力竭，他的臉像一張灰白色的假面具。一切希望都破滅了。斯蒂文開始說︰「病理室的報告已經出來，他們認為癌癥已經擴散，蓋麗，大衛，真遺憾，我們只得做切除了。」
像是對我說的話
回到家里，大衛給我泡上茶放在盤子上，還把收音機調到一個播放古典音樂的電台，然後，回到醫院去抱回我們的兒子。
我听著音樂，順手拿起新聞雜志，但是怎麼也讀不下去。服下去的止痛藥使那些詞兒在我的眼前飄浮。我便開始翻一本婦女雜志，雜志中盡是漂亮的臉蛋，美麗的服裝，勻稱的身段。內衣廣告不堪入目，但又使你忍不住細細琢磨。我再次拿起它，迎面就是一則廣告，它宣稱︰「你決不是你的母親。」
突然，這些字母在我眼前飛舞，淚水順著雙頰流淌，我就讓自己放聲大哭起來。
在過去的幾天里，我看著其他產婦穿戴好，包扎完日常用品，離開這層產婦樓，她們的懷里躺著寶貝蛋，身邊的丈夫露出驕傲的神色。而我們卻沒有這樣回家，我在這里僅僅住了幾天時間又要離開這兒，天知道回來時我將變成什麼樣子。
我感到有一種莫名的東西懸在我們的生命上面，懸在嬰兒的生命上面，威脅著我們。但是，我得自己振作起來，我得為他活著。
最後，我听見樓下鑰匙開鎖的聲音。不一會兒丈夫把兒子放在我的膝蓋上。我坐在那里抱著他，直到他甜甜地睡去。
那個星期天，家里的人趁手術前的空隙來看望我，也來祝賀嬰兒的誕生。我很害怕他們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但是不知何故，感情脆弱的家人們確實非常理解。他們輪流與我和大衛擁抱，對著襁褓里的嬰兒微笑。
父親向我擠過來，沒有絲毫讓我擔心的神色。他和姐妹們帶來了真誠的愛意。父親非常細心，擁抱時沒有用勁，只是抱得比平時長久一些而已。
那天，拍了許多照片，其中一張經常在我頭腦中閃現︰我們全在小房間里，父親坐在沙發上，我就坐在他旁邊的搖椅中，大大的眼鏡掩蓋了眼楮下的眼袋。沙提扒在我的上面，她卻例外，表情十分熾熱，只是歡笑中夾帶點不自然。維克在右邊，露出牙齒，大眼楮，靠在大衛身上。大衛把相機調到*檔上，他不喜歡拍照，這次卻例外，臉上盡量裝得歡樂些。
當然，還有可愛的貝貝、在我膝上酣睡的貝貝。
還有一個人不在照片里，不過她還是與我們同在。她就在我兒子的基因中、在我們姐妹的基因中。的確，我的母親在這張照片里，盡管她的影像沒有出現。
中飯後貝貝午睡，父親坐下來給我們談起了母親︰「你們姐妹就是她的一切。她節衣縮食，把錢都花費在家里和生意中。我們從來沒有假期，也不想去任何地方走走。在家里與女兒呆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樂，直到她去世。我想，她十分害怕得癌癥，老與你們的外婆相比。」
我有意打斷他的話︰「爹，你在談什麼？」
「哦，你們是知道的，對吧？我想，過去給你講過。你們的外婆戈爾迪也是患癌癥死的，是肺癌。但是，這也怪，她的一生中從來沒有抽過一支煙。」
翻閱癌癥文學作品，我記得不少東西︰「爹，那年月，胸部中的病都診斷為肺病，我們現在才知道，完全可能是癌。」
談起母親過去的事情，我們沒有一個人哭出聲來，雖然每雙眼楮都含著淚花。我不知道，我們是怎麼支撐著的，但是我們終于挺過來了，可能是為了這個嬰兒，我們必須為他著想，貝貝拖著我們活了下來。
生死存亡之際
星期三，產科醫生傳過話來，我要由另一位大夫繼續治療。斯蒂文的秘書來電話說，因為大夫自己患病毒性感染，不知道能否再做手術。
我擱下電話，淚水奪眶而出。大衛在另一只電話機上听著，也放聲大哭起來。對于斯蒂文的關心和熱情我們深深地依戀著，突然，我們成了漂浮的船。
此時此刻的心境是我就診以來的最低點，服用的全部的荷爾蒙正流過全身各處，手術的時間已經臨近，我們必須立即摒棄各種雜念。
這一刻真是度時如年。電話鈴終于再次響起，產科辦公室的醫生告訴我︰「珍妮.皮特里克同意今天四點鐘在斯隆堪特林見您。」
我做了一些去斯隆堪特林癌癥中心的準備工作。首先，給貝貝喂女乃，當他扒在我的肩上，我拍打著他的背部使他打嗝時，竟發現他是一個多麼細膩、漂亮的小家伙，還那麼生氣勃勃、那麼吸引人。我喜歡他的氣息，一種新生兒甜甜的氣息。
雇來的護士從我手上把他抱走，大衛和我便搭上計程車去醫院。
剛見面，珍妮醫生給我印象很深。記得她紅色的頭發，精干的外表，乳白色的皮膚，醫生大褂里面穿著大花的內衣。她身邊還存在著一種沒有廢話的氛圍。
她詢問了有關病歷，我又得從頭到尾重復一遍。我逼著自己給她講發現腫快的過程以及按順序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然後我給她談了關于我母親的情況。
「你是知道的，」她說，「有些像你一樣處境的婦女，有癌癥的家史，發現一側出現這種情況便決定把兩側全部切除。」
大衛和我一聲不吭。
「你在體檢時發現了它算是幸運的，」她繼續說，「假如你沒有發現，生了孩子，而且打算給孩子喂一個月女乃，那你就完全不會注意這個腫塊了。你可能會在一年內去世。」
以前，從來沒有醫生這樣嚴肅、確切地對我說過，也沒有醫生對我談起其他人切除的事兒。從走進那個房間起，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我震驚，但听到這里，使我全身直起雞皮疙瘩。
珍妮並不是那種特別細心和周到的醫生，她沒有要求大衛離開這個房間，也沒有把他趕到簾布的另一邊，大衛在身邊，使我很踏實。
她對我檢查了一遍，檢查完之後明確告訴我︰「我是周五和周三做手術，只要你們方便，後天或者下周三都可以。你們可以作出決定或者告訴我的秘書。」
我們答應第二天清早給她回電話。
走出醫院，我大口地呼吸著空氣︰「好家伙，她怎麼可以談及切除另外一側呢？我認為明天早上應該給斯蒂文的辦公室打電話，確認是不是這積重難返一回事，我不能面對醫生的改變。」
「別泄氣，親愛的，」大衛說，「她很直率，不過，我可以確認她是一位優秀的外科大夫。」
一到家，我們便在客廳里坐下，繼續討論手術的事兒。我是已經習慣與斯蒂文醫生打交道，但是我也知道大衛是對的。
「假如你想感覺好些，給你的產科醫生打個電話。」他建議。我決定接受大衛的意見。
培克接到了我的電話︰「听我說，蓋麗，珍妮確實是位名醫，不要有顧慮，好好地與她合作。」
就這樣，我決定讓珍妮做我的外科醫生，下周三，我的將被切除。僅剩下五天時間了。
我還活著
在這前後，我們獲得幾則好消息。大衛的姐姐黛安娜要從英格蘭來看望我們，而且手術期間和我們住在一起，手術後也打算再住些日子。
黛安娜來之前，我不得不問自己，大衛怎麼能撐得住？他竭力掩蓋懼怕的神色，但是偶爾我能發現他眼底里的那種恐懼感。
毫無疑問，倆人的心里明白，我完全依賴著他，而大衛肩負著如此沉重的精神包袱，一方面要承受他自己的震驚、恐懼，另一方面還要承受我的震驚和恐懼。他清楚，無論如何我的父親對此已經無能為力了。丈夫還要擔心他，怕他繃斷了緊張的弦。與以往一樣，我們互相只能說︰「千頭萬緒要一個個地考慮。」倆人就這樣一次次地重復著，直到他姐姐到來才會有點兒松弛。
手術前夜，大衛和我都難以入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我們的兒子，直到最後大衛說︰「該去躺一會兒了。」我們走進臥室，他伸也雙臂，溫柔地吻了我。我們十分疲倦地躺著，一句話也沒有，清晨兩點左右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鬧鐘響是五點一刻，大衛給貝貝喂女乃。我彎去，抱起兒子，在遞給護士之前，最後體味一下抱他的感受。大衛陪著我走下樓梯，出門便跨進等在門口的轎車。
到達斯隆堪特林，很快填寫完表格，大衛和我被領到候診區。護士給我測血壓以及做手術前的準備工作。「雷特太太，最好把您的眼鏡摘下來交給您丈夫。哦，把結婚戒指也給他。」她說。
我愣愣地看著她問︰「結婚戒指？你不是也戴著嗎？別人手術也摘下來？」
「假如您戴著首飾，醫生會拒絕動手術的。」
我望著這個薄薄的金圈，與我手指相比，它顯得有點兒笨拙。幾年過去，已經有點變形，現在真的取下它，似乎有一種肢體被割裂感覺。
我把戒指遞給丈夫，只听他帶著干澀的語調說︰「沒關系，親愛的，手術結束我立即把它送回來。」
我望見牆上的平面掛鐘正指著7︰30。「她們就要來給你動手術了，」那位護士說，「恐怕你丈夫得離開這兒。」
大衛用雙臂抱著我，靠緊他的胸脯。「我愛你，」他輕聲地說。我微笑著，就用這種帶著眼淚的微笑回答他，他走了出去。
「你好，我們都到齊了，一切準備就緒，」珍妮說。她臉上戴著巨大、潔淨的塑料罩，甚至在手術前打了麻醉藥的狀態下，我還完全清楚地認為，戴這樣的東西是那樣滑稽。
麻醉師把靜脈輸液插入我的手，周圍的人都有在忙碌，可以听到珍妮指揮著一切。
一會兒，她們便全部消失了。
只感到我在一個非常大的房間里，那里有柔和的燈光、壓抑的聲響，以及低沉的申吟、拖曳的腳步，還覺得有一行電文反復地掠過我的腦海︰「我已經順利通過手術；我已經順利通過手術。」
回到病房之後我完全清醒過來，意識到左側已經僵直，為了不干擾靜脈輸液，我用右手拿起電話筒，把它夾肩膀與頭之間。
手術前，我有一個傻乎乎的想法，不知麻醉之後能否記住自家的電話號碼？
不過我的手指記住了撥號的順序，听筒里傳過來丈夫的聲音。我還未弄清楚應該說些啥，話已經月兌口而出︰「我還活著！我還活著！大衛，你現在能來嗎？」
他果真來了，走進病房就把那只結婚戒指套回到我的手指上，然後握住了我的手。
命運的期待
我決定回到乳癌病區去。治療室里坐著各種年齡段的婦女，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少數病員已經了解她們的病情，而大多數像我一樣，都在等待病理切片報告，期待著命運的安排。
社會福利工作者告訴我們，她邀請了一位客人。她只出去了一會兒，回來時便帶來一位白發、清瘦、穿著亞麻布服裝、精神尚好的太太。
「這是一位偶爾來這里的志願工作者，讓她來自我介紹吧。」
這位志願者年齡較大，卻風度翩翩，也不想隱瞞她的年齡。「我到這里來，因為我曾經像諸位一樣，也是名乳癌患者，」她說，「36年前，我做了切除術，沒有再復發。我就是癌癥病人能生存下來的最好例證。」
她微笑著，等待著這些話的反響。我們都有以微笑相答，每個人都希望成為她那樣的女人。
「現在，你們喜歡問什麼就問什麼吧！」
大家開始說出了她們的恐懼︰會不會把疾病傳染給女兒？會不會改變與丈夫或者未來男朋友的關系？關于化學療法？關于通過她們的身體再也不能感受到的那種感覺？
然後討論的主題轉到是否要把我們的病情告訴他人。
一位金發、戴著高級帽子的婦女插進話來︰「我從這里出去便回到正常生活中，除了老板，我不想告訴任何人，也不想告訴朋友們，因為這與其他人沒有關系。」
另外一位婦女不理解地望著她說︰「你得把病情告訴人們。我們應該公開這一情況，這樣才能給政府更多的壓力，對這方面的研究撥更多的款。現在患癌的婦女越來越多，而為她們做的工作卻遠遠不夠。」
那位金發女郎立即繃緊臉，聲音也高起來︰「這是我的身體，是我的事兒，並不屬于公共的範疇。」
討論結束之後，感到納悶，我該怎麼辦？我自己的事很少被人知道，但是那個婦女說得對，癌沒有什麼可羞愧的，由于許多婦女離這種病很遠，她們就感到羞愧。我母親就感到羞愧。
第二天，丈夫笑咪咪地出現在門口，使情況有了改善，「我帶了一個人來。」
在他身後，我見到一位海外來的天使，他的姐姐黛安娜，一位世上我喜歡的人。她走到床邊，用手臂抱住我的背。
「你好，漂亮小子的媽媽。」她用原來熟悉、平和、低沉、甜美的語氣說道。我們相擁了很長時間。她的到來使我十分感激，我注意到大衛的臉上也少了些緊張的氣氛。
最後，丈夫轉向我說︰「關于即將送來的病理報告，你說過什麼意見沒有？我們得回去，黛安娜可以照看貝貝，不過只要你願意讓我呆在這兒，我就不離開。」
我不想他走，但是我知道只要他接到我的電話便會立即回來。我告訴他︰「你走吧，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在我等待病理醫生診斷的時候回憶起母親，她的病理醫生是在她切除卵巢的第二次手術之後把這樣的診斷告訴她的。醫生早已發現她的肺部、肝區以及骨頭里有很多的癌塊。
那時，她越來越瘦，肌肉開始萎縮，穿著的睡衣也不再換成日常服裝，後來就完全不能離開臥室了。
有一天父親回家發現她暈倒在地板上，幾乎失去知覺說不出話來，便給她雇了一名護士。過了幾天護士告訴父親，她再也吃不消護理她，母親不得不住進了醫院。
我一直沒有去看望她，全家人都認為，維克和我最好還是呆在家里。最後，她萎縮得如此利害，竟然不得不把她放進一張嬰兒的小床，在那里她呆了四周便去世了。
我不想患癌癥而死，也不願不死不活地在這恐怖和痛苦之中徘徊。我知道，我未來的一切都和今天將要听到的消息攙和在一起。
下午五點左右，珍妮走進病房。「哦，我已經听到了病理醫生的意見，」她說，「全部良性，您真幸運，星期六就可以出院回家。」
她就站在我對面，微笑著。我只感到猶如重新撿回了生命一般。
返家
我打電話告訴大衛之後，他立即來到醫院。我們坐在病房里，明明知道我們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但還是不相信這是真的。
我轉向他，試圖掩蓋我的羞怯︰「哦，看起來你將要和單乳女人一起生活了。你現在想弄明白我是什麼樣子？或者想等一段時間？」
大衛溫存地微笑著︰「當然我可以看看那個刀口了。假如你不打算應允，我不強求。」
剛做完手術，一位細心的年輕護士問我︰「我給你換干淨的繃帶。你見過手術的刀口嗎？
你想看一看嗎？」
一股恐怖的感覺流經全身，「行，我認為還是看一看比較好。」
她輕輕地把繃帶解開，直到最後一層。「行嗎？」她看了我一眼，我點點頭，她就把最後一層紗布慢慢揭去。
看上去並不像我害怕的那樣糟糕。只見到一條長長的細線延伸到胳肢窩與繃帶交叉著。珍妮醫生的手術做得很好，胸脯是那樣的平坦，腫塊已經不見，但也不復存在。
我解開睡衣的鈕扣，松開紗布讓大衛看。
「還不錯。」大衛說。他彎下腰來，吻了吻我的前額，把我摟住。
第二天，好消息又一次傳來，通過對我的徹底檢查，以及參照我的家史，這位腫瘤學專家特麗薩.賈爾斯克博士告訴我不必進行化療和放射治療。
「你說什麼？」我疑惑地問。
她微笑著說︰「根據你患的癌癥類型，這次手術算是徹底的，完全切除了引起癌變的危險組織。」
「沒有任何已經擴散的危險信號？」大衛插嘴。
「當然存在。一個，兩個，三個癌細胞逃逸的危險總是有的。但是，我們還有相應的藥物可以抑制這些癌細胞。我們不把你放入化療之中，這種機會的人只佔百分之一至二。」
我開始把有關資料挪放到一起，準備離開。她說「我認為你必須做一件事。你有兩種類型的癌細胞，乳管癌和小葉癌。後一種小葉癌細胞存在著另一側也患癌癥的趨向。小葉癌加上像你一樣家史，按我的意見，你需要考慮切除另一側。」
她伸出手來，我身不由己地握了握她的手，她便離去了，大衛和我完全不知所措地留了下來。在三個星期內，我被告知患了癌癥；讓孩子提前五個星期出生；做產兩天半之後，進行切除；現在他們告訴我，得回去重新做一次外科手術。
我百感交集，那天晚上，這所醫院里有那麼多的女人過來，听到不需要放射治療也不需要化療，感到高興和喜悅，而我卻感到害怕與恐慌。
再一次外科手術算什麼，我都經歷過了，但還是感到害怕和不安。她們不對這些擴散的細胞做出其他措施，我就會每天生活在擔心和害怕之中。我母親曾經听信一個醫生，他說她不需要做什麼手術，結果五年之後她死了。
當大衛听到這個建議時，臉色立即難看起來，這也反映出了我自己的心態。這實在出于我們的意料之外。「請注意，蓋麗，下星期你得與皮特爾克醫生談談有關情況。我們將會听到另一種意見，至少你可以見到另外一位腫瘤專家。」此時已是十一點鐘，他必須回家去。他走之後，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
第二天上午，是出院的時間，我回到了家，回到了嬰兒身邊。我們走進套房，大衛把我安頓在小沙發上，然後去廚房泡茶。我听見黛安娜輕輕的腳步聲，她正向客廳走來。
見到她，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黛安娜，她是一名護士，又是一名母親，十分理解我此時的處境。她十分清楚該說些什麼，該做些什麼。
「沒什麼，蓋麗，要想開些，只是磨難太多了，但是你會好起來的，一定會盡早好起來。你遇上了養病的好季節，睡到樓上去吧。他確實是位可愛的小家伙，他需要你。」
見到貝貝，我立即振作起來。我們在一起簡單地吃了晚餐，貝貝舒適地躺在簡易搖籃中，搖籃放在我們前面的桌子上，成為大家的視覺中心。
決定時刻
每天早晨，黛安娜喂貝貝的時候，大衛給我們每人送來一杯茶和一些烤面包。漸漸地，我們三人便進入這樣的常規生活中。我感到那樣的掃興，除了生病，我從來沒有在床上吃過早餐，即使在這樣的病中，總共也不會超過幾次。
每天早餐之後，我要做一系列伸展運動和強化鍛煉。最後一項運動是手里握著鉛筆站起來，慢慢地沿著門向上伸展，手指在門上標出左臂伸展的高度並與右臂標出的高度比較。起初，我總是不太相信左手會有這麼低，不久，便可以每天提高一點兒或者至少可以觸著前一天的位置。我試圖不去考慮它，但是有幾次我真受不了，我是否能夠重新伸直我的手臂。
傷心的是黛安娜返家的日子到了。啟程那天，我們閑聊著，甚至還有節制地開著玩笑，可是真的到了她去機場的時刻，我們互相擁抱在一起。
十月讓位給十一月，十一月過去臘月來，漸漸地我的體力開始恢復。最後能夠做所有需要做的鍛煉了。
我首次全面的耐力測試在十一月，那時還去了假肢制作者那里，試試植入特殊的乳罩是否合適。那天夜里我走進臥室，見到那只裝有假的盒子放在椅子上，捧起它，悲痛便傾瀉而出。我坐在床沿上，雙手端著這只假。
大衛進來，發現我這樣，提醒我說︰「沒關系，親愛的。」但他的聲音也微微有點變調。
「這家伙真使我想象不出自己像啥模樣？」啜泣間我說。
他擁著我︰「你還是你，蓋麗，你仍舊是位迷人的女性。我不需要任何人。」
我緊緊地擁住他，抬起頭，可以見到我20年前跌入愛河的男人的臉。經過備受折磨的幾個星期之後，他仍在身邊。
夜深了，自從就診以來，我們第一次做了愛。盡管一些無名的幽靈仍在游蕩，但是，那天夜晚我們越過了另一座橋，而且是我們倆一起再次跨越了這座橋。
到一月底，我內心變得十分煩躁。我發現自己20年來工作的習慣不是容易抹掉的。大衛和我都意識到過去的工作召喚著我回去。
回去工作的日期漸漸逼近，與同事們見面的憂慮也越來越沉重。當問起我的突然離開，老板曾經含糊地說過︰「非常復雜。」但是我清楚，幾位老朋友一定知道，我產假之前為什麼突然失蹤？為什麼不把嬰兒帶來看看？這段時間我為什麼沉默無聲？對他們我該說些什麼呢？
幾位知心朋友認為，我不該把癌癥的情況告訴任何人︰「人們將不會再把你看成常人。我們都害怕這樣那樣的癌癥。無論如何，不會對你的事業有什麼益處。」
然而，記得在斯隆堪特林城關于是否保守癌癥的秘密或者全部公諸于世的討論中，我站在後者一邊，但是此時此刻，感到我的自信心在滑坡。
第一天去工作，我穿戴得非常仔細。下午的會議上，總編向我微笑著，還表示了官方的歡迎態度。通過他的話，我知道決定公開還是保持沉默的關鍵時刻到了。
只听見自己的聲音在顫抖︰「嗯，我能返回辦公室比我預想重要得多。」立即爆發一陣從未有過的歡笑。「不過我要告訴你們，這四個月時間對我來說也是非常陌生的。我知道你們這麼多人想了解我為什麼樣九月份在地球上消失，為什麼我一直沒有回來。現在好了，我不僅僅生了一名嬰兒，而且還患了癌癥。」
話說出口，感到無比輕松，我看見坐在周圍的男男女女瞬間表示出懷疑的神色。雖然我知道，把全部情況告訴同事是痛苦的，但是，講完之後感到十分愉悅。
當天傍晚我走進前門，第一件事是把貝貝抱上樓，放在搖椅上，然後，我們一起坐下，我開始唱‘青蛙求愛’，這是一首我孩提時代的兒歌，他那深褐色的眼楮像我一樣，仰望著我微笑。
對母親的敬意
六月底的一個早晨，正是我們打算啟程度假的三天前，發現我的右側中部好像有一條干血似的細黑線。
我走出衛生間，跨入臥室呈給大衛看。
「剛才我發現上有些滑稽的東西，你想不想看一看。」听我這麼一說，他的臉立即拉長了。我們互相對視著，意識到將會發生什麼。自從去年十月以來，我對這種劇烈的刺激已經不再害怕。
大衛察看了這條線︰「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能是嬰兒偶然地搔你掐你吧？「
「哦！貝貝有時候掐我，」我試圖解釋，「或許是嬰兒。」但是我的話明顯在搪塞。
我沒有心思老想周年紀念。我知道手術後的第一年最不穩定，第二年只是稍微減少些不安，只有五年之後，癌癥沒有復發才能比較順暢地透過氣來。這些都是別人告訴我的。
穿戴完畢，時鐘稍過八點，珍妮的秘書巴巴拉剛剛開始辦公。我提起電話筒撥通了我記得的號碼。
對方回答我，珍妮大夫假日出游了。那位不慌不忙的巴巴拉為我做了當天傍晚與外科醫生的預約。這位外科醫生是代替珍妮大夫的帕特里克。
當我進入在斯隆堪特林一間熟悉的體檢室，感到腎上腺素在升高。不一會兒，一位年輕，黃頭發的男人帶著我的病歷走進來。我听見自己緊張的苦笑著︰「不知怎麼的，我感到有點激動，這樣大概會使內分泌超常吧。」
醫生用微笑驅散我的窘迫，便靠近我開始對我檢查。他沒有說什麼，但是很快地走到櫥邊拿出一瓶藥液，一些藥棉和棉簽。他緩慢地抽了一些血，再次仔細地看著我，然後說︰「好了，你穿上衣服，我一會兒回來。」
這是非常漫長的一刻，不過他回來時微笑著說︰「這次，你來得值得。我想，一切都OK。停藥不成問題，沒有發現任何不祥之兆。請忘記吧，祝你假日愉快。」
當我在門廳里把硬幣放入投幣電話時，手指在發抖。
我告訴丈夫的話是︰「我們真的有一個愉快的假日了。」我們確實去了科德角海邊別墅。最稱心的是我的里什麼也沒有出現，沒有麻煩的信號也沒有厄運的先兆。
不管怎麼樣，我還是不能擺月兌那種第一次見到血的恐懼。十月初進行年檢，遇見珍妮大夫，我告訴她我想先做預防性的切除術。我說︰「我想了解危險的因素有多大。你認為我目前的情況如何？」
她長長地‘哦’了一聲作為她的開場白，「我已經說過，原發性癌癥的復發率很小。我們談論的是新的癌癥。假設你已患有一側癌，又有一個健康的家史。你服用過的荷爾蒙，你有小葉癌。我可以說你的另一側患癌的可能性有50—60%。」
此刻，我還是接受不了，無論如何我的估計的比率不會這麼高。「假如我去做預防性外科手術，那麼這個比率將是多少？」我問。
「嗯，可以說只有1%吧，這是對原發性癌發展而言，也是我們所能給的最佳比率。」
我听到的是毫無掩蓋的事實，十分清楚，十分坦率。她不把她的觀點強加于人，也不給你提任何建議，主意得我自己拿。
我想起母親，想起我的貝貝以及我們剛剛慶祝他誕辰的一些瑣事。我能活著親眼見到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嬰兒的成長，叫我干啥都行。
大衛和我曾經談論過這件事，尤其是假期前的驚嚇，但是，那種割去健康肌肉，挖走無病組織的想法，比切除患有癌癥的更加粗野和恐怖。
我早已知道，實際上，甚至在此之前我已經知道該怎麼做了，大衛也知道該怎麼做了。
「珍妮，」我說，「我願意做這個手術。」
實際手術是1992年12月初做的。
第二次手術前的身體狀況和心理狀態是不同的。只有單側的女人站在鏡子前面，仔細地從各個角度觀察自己的影像才能出現整體幻影。我第二次住在斯隆堪特林城，鏡子前就不再有這種幻影了。心情方面絕對的輕松。我相信這是正確的決定。我已經沒有任何遺憾可言。
手術之後不久，我們進行了一次去菲拉多非亞的家庭旅行。旅行期間在母親的墓地旁暫停，把汽車慢慢地開進入口，貝貝在旁邊的車座上酣睡。我很快找到了埋在地里的青銅色的墓碑︰「親愛的的妻子、母親——貝妮斯費爾特曼1920—1967。」時間好像突然停滯不前。大衛站在我的旁邊，我們相互擁抱著。
當我和丈夫站在母親墓穴上時，似乎幾排猶太追悼服務人員向我們方向走了回來。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假如有這樣一些信息向我們傳達︰死亡將被推翻，但是新生也將停止——不再降生孩子、不再有年輕、不再有初戀、不再有新人和新的希望……那麼，會有什麼樣的答案？」
過去這麼多年之後，對于我答案才明朗起來。我遙望著嬰兒，我母親的外孫，正安靜地睡在汽車里。
此時，我才意識到，母親不但把生命賦予我，也把生命賦予我的兒子，而且，還用生命給我上了一堂課。我真的相信這一點，因為從降臨到她身上的不幸中我學會了許多東西，使我今天仍舊活著。
我彎下腰去采了一些草屑撒在墳墓上，像媽媽在我幼年時教我在外婆墓前做過的那樣。
然後我站起身，大衛和我緊緊地握住手回到汽車去，回到我們的兒子那里。
(讀我的翻譯小說只是給讀者打開一扇窗,讓朋友們閱讀之余抬頭望一眼窗外世界的風景.目的還是希望朋友們閱讀我的小說《心石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