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士林三大清議之地為國子監、太學、鳳凰書院,論消息靈通,這三地都不遑多讓。國子監和太學的學官不消說，都有京朝官員的交際網,而三學的學子也各有背景，出身官宦家庭的子弟不少，三品以上高官衙內也多在其中,消息自然靈通，而授學于鳳凰書院的夫子們雖然不是學官,卻有很多官身,包括在朝官員、致仕官員和有虛餃官身的大學者,各有各的消息門路。是以，衛希顏丁憂的奏章很快就在國子監、太學和鳳凰書院中傳開了。
那些消息最靈通的,在十五日宰執們放衙後就有了听聞。有人得到的消息甚至是從宮中漏出來的，據說天子大怒，要準了衛軻的奏章。
「這要準了衛國師丁憂三年，豈不是以媳禮服喪？」
「太荒唐了，一國國師，豈可為內媳？」
「若以外婿服禮，為岳父守制三年，那就是婿與媳同禮了，豈不是沒了男女之別？」
「嘁，衛國師既是媳又是婿，還分甚男女？」
「既亂男女混淆陰陽，又亂內外之制，嗟夫哀哉綜漫玩偶穿越公司！」
當十六日清晨的《西湖時報》出來後，蘇澹那篇抨擊喪禮的文章在這些消息靈通的士人眼里就赫然刺目起來——明顯是與衛希顏的丁憂奏章相呼應。
至是日下午，衛希顏奏請丁憂的消息差不多已傳遍了京城士林，相應的，蘇澹的文章也被越來越多的士人與衛希顏的丁憂奏請聯系起來。
蘇澹說儒家大道在乎「仁」，無論世間禮法不是宗法都不得違背「仁」這個本源，而「仁」之核心為「愛人」，故喪服之禮建于「親親」上，即先愛親人。♀
蘇澹在文中進一步闡述說，父母的生命是與子女的生命最先聯系的生命，而子女的生命也是第一個與父母的生命相感通，因而對于父母自然而然地出于孝道，這是子女同世間一切生命相感通的起始，是一切仁心體行的源泉與根本——仁心可體行，故可老吾老，幼吾幼，善惠他人，而君子廣行天下仁政。而仁心體行之初始，必自一人始︰此必為吾之父母，次之為同父母之出。故曰︰孝為行仁之本。
蘇澹的意思是，子女最先從父母那里感受到世間的愛，這種愛必然培養出子女對父母的愛，因此，施愛施敬當從親始，這正是儒家提倡的「仁愛」先自「親親」始，至後才能「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以行孝自然應當是先從育吾養吾的父母始。
蘇澹針對性批判《儀禮》中的子女對生母服喪輕于對生父之禮、出嫁女對夫之父母服喪重于對生身父母之禮。他說「此為悖‘仁愛’之道也，宗法亦不可凌于道」，應當回歸仁之本源，去偽禮而存聖人真意。
蘇澹的文章在士林中掀起了波浪。
相比衛希顏對朝廷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蘇澹在士林的影響也是舉足輕重。
蘇澹是以易學名世，與譙定、邵伯溫、朱震三人並稱四易家。在南渡之前，從宋初到真宗朝，公認的易學大家有陳摶、種放、穆修、李之才四人，稱為「前四家」；從仁宗朝至哲宗朝知名易學大儒有周敦頤、邵雍、李溉、許堅、範諤昌、劉牧、程顥、程頤、張載九人，而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為最，被稱為「中五家」。這些精研易學成名的大家，被士林尊之為「大儒」而無人有異議——蓋因儒學之原，為易。
上古先皇伏羲創八卦立易，但《易》之六十四卦的卦辭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辭，卻出自周文王和周公，後世稱為《周易》。孔子從周禮——「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以文王、周公為聖，刪述《周易》作詮釋，儒門稱為《易經》。孔子認為從《周易》的損益道里可以盡得《詩》《書》《禮》《樂》的精義，故最推重易學。經歷先秦儒家內部各傳承的紛爭後，從漢代起，《易經》成為儒家六經之首。至後，易學大家在儒林中的地位很高，開立先天學、洛學、關學的邵雍、二程、張載，都有易著名傳于世。所以，身為易學大儒的蘇澹對士林的影響絕非衛希顏可比。
蘇澹的文章一出，便在士林掀起了如潮的爭論。
在京中的國子監、太學、鳳凰院中，都聚集了無數的小團體，在課休時爭論著蘇澹對喪禮的觀點。又因明年是制科的科舉之年，數以千計的考生陸續從天下各州雲集臨安京城之中，寓居的客棧和寺廟道觀、聚會的茶樓酒肆都成了他們清議的地方，甚至還有幾起因為爭吵過于激烈而打起來的，當然沒有人報官。
在朝堂上是另一番光景，門下省諫議院繼續彈劾衛希顏，御史台也打破了前幾日的緘默，開始彈劾衛希顏，但雙方彈劾的重點卻不一樣。諫議院仍是彈劾衛希顏「違逆人倫，敗壞禮法」，御史台只有兩三本奏章彈劾衛希顏結侶不合禮法，頗有些不痛不癢的意味，而重點是彈劾衛希顏的丁憂奏請不合禮制。
這種區別細細一想就不令人詫異了︰諫議院求的是名，無論彈劾成與不成，只要敢于諫諍天子、彈劾重臣就體現了他們的風骨；御史雖然也求名，但相比終身制的諫議官員們來說，御史彈劾大臣還得承擔貶職外放的風險，比起光膀子的諫議院，御史們多一些顧忌——大凡腦子不愚蠢的御史，都知道衛、名結侶已經是既成事實，以大道和性命結契的婚約怎麼可能分開？彈劾得再厲害也沒用，最終結果要麼是逼得衛希顏請辭而去，要麼是御史自個下台，但即使是前種結果，彈劾成功的御史最終也不會有好下場成仙。
再者，台、諫的職責本就有交疊，而御史台不願意跟在諫院的屁.股後面彈劾同一件事。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建炎朝的台諫制度與以前大不一樣。
御史台和諫院最初各有分工，「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僚」，但到了宋代，台諫的區分已經不十分明顯，分定台諫職責為︰「諫官職在拾遺補闕，凡朝政闕失，悉許論奏，則自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任非其人，事有失當，皆得課正。台官職在繩愆糾繆，凡官司稽違，悉許彈糾，則自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當劾，皆得糾正兩者的職能多有交疊。但從根本而言，都是天子的耳目，掌糾百官，使宰輔不能蒙蔽聖聰。
而朝廷在官制上對御史也頗為優榮，任職御史是晉身宰執的終南捷徑，若能彈劾得一名宰輔黯然而退，當即便能名揚天下，而有了名聲，就是日後入兩府的根基；故而得選進入御史台，在官場中是人人稱羨的際遇，也是御史們傲視同儕、敢于直面宰輔重臣的底氣所在。但是，因為「異論相攪」的祖宗法度，以及任免權都掌于天子之手而不經兩府，這使御史台包括諫院在內都不可避免地成了派系斗爭中捅向政敵的刀子，如神宗、哲宗兩朝時的新舊兩黨相爭，道宗朝時的蔡京、王黼、童貫之間的派系斗爭……使台諫漸漸失去了「繩愆糾謬」的本意。
建炎立朝，御史台由趙鼎掌憲後，遵照名可秀之意正本清源，回到設立御史的「糾繩不法」的意義上來，並將職責重心轉移到對京城和地方官員的肅貪和檢法上，著重糾察官員貪污、枉法之事，以及對地方刑獄的督察，而且不提倡風聞奏事，要求糾彈必有實證，以業績定功，而不以彈劾大臣的名聲定功。又在三省改制時，重新劃分台諫職能，分定為︰諫議院以諫諍天子過失和諫議朝政闕失為主，御史台則以監察官員為主，雙方各有側重，當然也有交疊的地方——從法紀監察這個職能而言，重疊也是必要的。
由于台諫職能的各有側重以及對台諫官員任職和考課的不同規定，導致了兩者行事的差別︰諫官重名，御史重績。所以，諫官糾彈重過程而不重結果，但御史則更重視糾彈的成功率。
對御史台的御史們來說，與其彈劾衛希顏和名可秀結侶亂禮法綱紀，還不如針對其丁憂奏章，此謂之對事不對人，既盡了御史糾彈的職責，又不慮後果。御史台自中丞向子諲而下，都盤算得精明。
而趙構的意志對台諫的影響已經不如以前的大宋天子。因為建炎朝確立了嚴謹的台諫罷免制度和程序︰諫議院的諫官是終身制，除非個人有重大違紀事項，否則不因諫諍而去職，不以天子憎惡而去職；御史雖然不是終身制，但對御史的罷免事由列了詳細的條款，並須由學士知制誥起詔、門下省審議通過，若天子提出的理由不合罷免條款，學士知制誥有權拒絕起詔，門下省也有封駁權。
這種任免制度使得台諫們並不以天子意志為行事準繩，因為天子的喜歡不能代替諫官的名聲，也不能成為御史的業績；天子的厭惡也無法讓諫官和御史去職——當然會有影響，但還不足以成為台諫們行事的宗旨。
御史台的這種表現當然讓趙構很惱怒，他期望的是御史和諫官合力彈劾衛希顏與名可秀結侶敗壞禮法綱紀，而不是讓御史們去糾彈衛希顏奏請的丁憂三年不合制——這讓趙構氣得要吐血，如果「不合制」，他怎麼借機拿回兵權？但御史們眼明心亮，不打算摻合到皇帝和國師樞密使的權利爭斗中，這是兩府宰輔們操心的事，御史摻合做甚？
這種景況下朝臣們也鬧哄哄地分成了兩派，一派爭吵著諫官的彈劾，一派爭吵著丁憂及喪禮之制。
而在士林清議和京城百姓的熱論中，關于蘇澹文章的爭論，以及衛希顏該服哪種喪禮的爭論，已經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了。
作者有話要說︰在引導輿論上，也要用到兵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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