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天命、史官亦不能完全有效抑制皇權，尚有根本之法,即從人君做起
名可秀接著說下去道︰「從太子幼年起,即教育何為帝王之學,以道德性命之學為本,授以仁心、愛民、節制,養成垂拱而治的無為之君——少令，少燕樂，從諫如流，遷過從善,恭儉寡欲
趙鼎及座中的士大夫官員們都贊同點頭，天子的教育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凡是有學問的士大夫無不期望自己的思想能影響帝王,尤以大宋的士大夫為甚——以做皇帝的經筵官,或進資善堂給儲君講學為進身之途。王安石、司馬光、程顥這些經學宗師都是給皇帝、太子講過經學的,而關學的開創人張載平生憾事之一，就是未能有機會入朝做經筵官，向皇帝宣講他的學問理念。如胡安國、朱震、範沖、邵伯溫、尹焞、蘇澹、許景衡這些在朝或在野的學問大家，都先後給趙構講過經學。不過，對于已經成年的皇帝也只能講些道理，要想徹底影響其性格處事那就不容易了——人君還是得從小教育起。胡安國和朱震都有這種深深的感慨。
趙鼎向來是敢說話的，當即接著名可秀的話直言不諱道︰「以後的儲君教育，當以仁宗皇帝為範
他這話一說，長桌兩側的的絕大多數人都點頭贊同。
仁宗朝的大臣對仁宗皇帝的評價很高，觀仁宗的謚號便可知。對大行皇帝上謚號是大臣的權力，即位的新君不能干涉，而「仁」是儒家對帝王的最高理想，以「仁」為謚號當然是儒臣對皇帝的最高表贊。在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被臣下以「仁」為謚號。大臣論仁宗道︰「恭儉愛民，寬厚仁恕，四十二年始終若一。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仁宗之後的多數士大夫和史官也對仁宗朝評價很高，認為仁宗親政的慶歷至嘉祐之治號為太平，為大宋最盛之時，遠過漢代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稱其為「仁宗盛治」；又評贊仁宗朝「宰執台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如李迪、王曾、杜衍、範仲淹、富弼、韓琦、劉沆、曾公亮、龐籍、唐介、包拯、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這些，都是仁宗有名的賢相或台諫直臣親親總裁，先上後愛。故而，之後的士大夫們都說，仁宗朝是君子涌現最多的時候，而自古唯有聖賢之君在位，才有君子之臣倍出。
建炎朝的士大夫們，也多數對仁宗的評價很高。若論功績，仁宗絕非雄主——遏西夏李元昊叛亂侵宋之兵者，為韓琦、範仲淹之功；致「慶歷新政」者，亦韓、範與富弼三人之力。然論仁宗的帝德——待臣下仁慈寬恕，寡欲不樂，節制自律，恭儉愛民，四十二年始終如一，誠為皇帝中的道德典範。
而仁宗能成為帝德之範，即是士大夫教育培養出的典型。他六歲受教于資善堂，九歲立為皇太子，十三歲即位，但即位後十一年都是章獻太後主政，他的主要任務還是讀書受教育，到二十四歲親政時，「恭儉仁恕，出于天性」，正是從小受儒臣教育之功。♀親政後仍然開經筵，恭听儒臣講學不綴，是听儒家講學最勤、受儒學教育最多的一位，故能成就他的仁德。
但名可秀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
她道︰「仁宗能做到恭儉仁恕，寡欲節制，與章獻太後秉政十一年不無關系章獻太後即真宗皇後劉娥，仁宗並不是她的親子，因在太後垂簾期間，仁宗很是戰戰兢兢，唯恐被這位堪比呂後、武後的鐵腕太後給廢了，養成文弱又自律的性子就不奇怪了。
眾人想了想，都覺得有理。
名可秀又道︰「觀仁宗處政，寬仁有余，卻少明斷，無定志。計三十年間，兩府大臣換了四十余人，都是屢進屢退。有人攻擊其一輒易之，若是互相攻擊便兩罷之。無論人才之黜陟，還是國政之興革，均輒興輒止，不能始終。此即仁宗兢兢于太後之下，養成的心性怯退，無果毅之故。若論處政之毅，不如神宗多矣
衛希顏點頭，心道王安石若是仁宗時的宰相，新法哪能持續十幾年，怕也如範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一般短命。
便听名可秀說道︰「觀仁宗一朝，對外無重大戰爭，對內亦無重大革新。唯一的慶歷新政，僅歷一年四個月後便宣告中止，蓋因反對勢力龐大，難以推動，但仁宗性格懦弱也是主因之一。
「慶歷新政時，範文正公、富鄭公提出革新十策，以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為三大要，而其失敗主要在于澄清吏治得罪了太多官員。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後來的熙寧變法，使王荊公為首的新黨繞過了最難的吏治澄清而行新法，但吏治不清，何以變革？執法者便是一群貪官奸吏，使變革成了害民，新法最終還是失敗在吏治上。
「論神宗變法意志之堅，比仁宗強出何止幾倍，然在太後和舊黨勢力的反對下，仍不敢堅持到底。由此可見，將國事系于人君的意志，無論是仁宗這樣的仁厚之君，還是神宗這樣的勇毅之君，都是不可靠的；至于道宗這等無德好欲的人君，就更不提了
她說的這話等于否定了帝王「自身」，無論仁德、勇毅，都不足以成為新政堅如磐石的靠山，使利于國家社稷的革新政令持續下去。
「而建炎新政為何取得成功？」名可秀提高聲音道，「因為時和勢。時者，時局；勢者，勢力。因為吾輩處在一個危亡的時局，必須銳意進取，不能固守不變。故一切不合時宜的都可打破，只要于挽救危亡有利。這就是‘時’。而新政得以成功，還在于有‘勢’力保推行。其推行關鍵之一，在于澄清了吏治。♀同樣是清除貪腐官吏，嚴明考核，觸及的利益者龐大，但吾輩成功了，依靠的可是皇帝的支持？——恰恰相反，」她語聲錚然道，「皇帝是在兩府和台諫的堅定下而放棄動搖。可以說，沒有兩府和台諫的強勢，沒有報紙民意的聲勢，建炎新政絕無可能成功！」
她抬起手，屈指叩桌，一一吐出四個詞，「禮制、報紙、法律、教育！——抑制皇權，這四者缺一不可
眾人都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何謂禮制？」名可秀詮釋道，「一為仁政，愛民；二為君禮臣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霸天武道全文閱讀
這句君禮臣忠是孔子的話，意思是︰君主應按禮來使用臣子，臣子應拿忠來侍奉君主。孔子認為這個「忠」，是以「勿欺」「犯顏直諫」為事君原則的忠，不是愚忠，盲忠，更不是諂上的媚忠，助紂為虐的惡忠。而大宋儒臣們理解更進一步，認為「臣事君以忠」，必得是忠于職守，忠于事功，忠于仁治。
名可秀說的「忠」，又進了一步。
早在振道社成立之初，名重生就對「忠君」做了精闢的論斷，說︰「忠者，中心為忠，盡己之謂忠意思是，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哪一人，而是忠于自己內心的道，盡己而為。這得到了振道社同仁的認可。「唯道理為大」，是大宋士大夫的普遍理念，故在真正的儒士心中，忠于道在忠于君之上。
「禮制之三，為祖宗定下的國體和執政之體制名可秀繼續道，「其一，與士大夫共冶天下之國體；其二，宰執主政、門下審覆、台諫監察之政體。——君使臣以禮，亦當遵循此二禮
在座都是有政治智慧的，听到這里心眼都明亮了。這等于是給限制皇權套上了「禮制」的大道理，君主就該無為，這是祖宗體制，人君若踐踏這個體制，人臣就有正大的理由「不忠」，當然不是造反，廢君卻是可能的。相信任何一個皇帝在有「廢君」之權的威脅下，都不敢任意妄為，掠奪宰執權柄。而只要兩府相權屹立，皇權就一定會被限制。
「但禮制同樣可以被推翻，故不能單恃之，須得有朝外的民意監督。此為第二則，報紙名可秀詮釋道，「報紙是清議，也是民意。若天下輿論盛行，無論人君，還是人臣，都得忌憚，不敢妄為。這對君、臣，都是制約。故民意自古為朝廷戒懼。報紙便起了上古華表之用，是民意的申張，絕不可廢，也不可使之掌于一勢力下，必得百花齊放，方不可被人君或人臣操控
所以南宋是百家報社爭鳴，而北周仍然是官報獨一家。座中的一些「名黨」成員以前未嘗沒有生出「獨一家」好的念頭，掌控輿論方便呀，但此刻听名可秀這番詳解，方知其謀事遠大，非為一家權力之便而用，而是為制約君權、臣權之用，一時心中都不由生出敬意。
便听名可秀繼續道︰「第三，法律。禮制與法律，代表的是對治世有益的習俗、經驗與聖賢的主張，這些都應當為君、臣所尊重。禮制是儒家的主張，法律是法家的主張。但儒學向來不是固步自封的學問，漢代的獨尊儒術，事實上儒法並用，以儒為內，以法為用。限制皇權亦是如此，要以禮制為內，以法律為用。如果能讓國家形成一種習慣，無論皇帝或宰相，都應當尊重且必須尊重禮制和法律，受其約束，並尊重民意，那麼禮制、法律就成憲章，雖萬世不可易。即使有變動，也是適合時宜而變動枝節，然其根旨精髓不易
「第四，教育名可秀道，「帝王之學應學什麼？除了學習仁善、愛民之外，還應學習尊重禮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如果帝王能做到這四要，則無君主之禍矣。不惟教育人君要如此，教育天下臣民亦得有這四教，仁愛為本，尊重禮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若士大夫能做到這四要，則無權臣之禍矣
名可秀這已經不是在單講抑制皇權了，同時也是在講抑制臣權。君王專.制固然危害甚大，但權相獨.裁也很可能變成下一個專.制君主。而且，一個每隔五六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就改換一次朝代的國家，又何談治太平，昌文明？所以，君臣必須各守權力本分，才有可能實現「昌文明，永華夏」的大道之志。
她的聲音變得格外莊肅，「天之道在于平衡，國之道亦如此。無論君權或臣權，都須制衡，才是道理
「但是，」她道，「要使禮制和法律成為憲章，必得有強大的臣權才能保障。而臣權又不能集中于某人或某幾人之手，這就需要將權力分下去，權力不集中就失去了禍亂的能力。但這個分權又須得分而不散，散了就無以凝聚制衡君權
「如何讓權力分而不散？」她顧目眾人，目光炯然吐出一詞，「政黨一等狂妃，至尊三小姐最新章節！」
眾人心中一震。
「何謂政黨？」名可秀道，「此從‘朋黨’一稱而來。在歐陽文忠公（歐陽修）之前，儒家多論君子無朋黨，小人才結黨。‘黨’為貶義。然此為謬解，歐陽文忠公的《朋黨論》，可謂論斷精闢，為朋黨正了名。正如歐陽文忠公所說，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需要辨識他們是君子結黨還是小人結黨。
「《論語》首章即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個朋即是志同道合者。孔子行道于天下，便是聚志同道合者為群，為追求禮制秩序這一共同大業，結群共同行動，此即君子朋黨之始。故如歐陽文忠公所言，‘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君子之朋黨者，‘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本朝士夫多結社，或講學聚徒，這也是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如吾等之振道社，最初便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結社而成的朋黨。但是，這樣的朋黨還不能稱之為政黨
「什麼是政黨？」名可秀再一次發問道。
「它必須是以執政為目標，有明確的治國綱領，有明確的施政政策，有完備的行動章程，有嚴密的人事，有嚴明的紀律獎懲，有嚴格的進出規則，有一群固定的志同道合的成員為核心，有長遠的大道為共同追求之目標——這樣的朋黨，才能稱之為政黨！」
眾人不由為之揚眉聳然。
這是名可秀第一次明確提出，他們是朋黨，而且更進一步，是要結成以執政為目標的朋黨。
政黨，這個詞讓眾人都有些蕩漾了。
「吾等不是‘名黨’，現在、未來，也永遠不是任何一姓之黨名可秀斬釘截鐵道，「吾等之名，即政黨！」
相比座中諸人還在心情蕩漾，並且沒有意識到「政黨」這個稱呼的出現將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時，衛希顏的心中已經笑了起來，心道︰終于是走到成立政黨這一步了啊。
衛希顏並不清楚歷史上的政黨產生和資本主義經濟有著必然關聯，她不清楚當然也不關心資本主義萌芽如何界定，在她看來，名可秀走到成立政黨這一步，並不突然。大宋的士大夫政治，建炎朝商業的空前繁榮，沿海城市及內陸大城市工場經濟的萌生，或許都是走到這一步的基石。當然，更重要的是，已經深具朋黨之實的名黨成員有名可秀這樣一位兼掌政商權力並深具學問的領袖，在已經掌控大半朝政的情況下，她明確提出「政黨」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若用一個詞形容，那就是水到渠成。
衛希顏記得，秦瑟琳提過，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法律基石是《大憲章》，這個大憲章簽署的時間就是在南宋朝中期，約模是十三世紀初（1215年）。若從世界角度講，君主立憲的思潮其實距離他們並不遙遠。更何況，《大憲章》中貫穿的限制君主權力的思想，大宋的士大夫們早在兩百年前就已經在身體力行了。
當然，留給大宋的時間也不多了，或許只有一百年。
這一百年，將是翻天覆地的一百年！
作者有話要說︰備注︰
《傳》曰︰「為人君，止于仁」——意思是君主要以仁為底線。這句是曾子《大學》中的話，但《大學》當時還沒有**出來成為四書，是《禮記》中的一篇，而《禮記》是後儒對《禮》做的傳解，所以又簡稱《傳》。
話說，宋仁宗就是傳說中狸貓換太子中的那位主角皇帝，當然狸貓換太子不是史實——
咳，原來專.制也是和諧詞，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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