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無錯，儒家無錯。錯只在後人。是我們後人不能正確的學習認識。孔子的學說保證了我們華夏的文明穩定。當然他有局限x ng。但是從他所處的時代看，他的學儒教說至少1000年都是先進的。我們不可以把現在的錯誤歸結到2000年前的人身上。為什麼西方的亞里士多德等都可以名垂青史，即使他們的說法在現在看來是不正確的，我們的孔聖人卻要受這污名！！！我們的祖宗給我們留下了金山，我們2000年後花完的時候確埋怨金山不夠大！怨我們的祖宗麼？只怨我們這些不肖的後人
愛因斯坦的理論是對牛頓的顛覆。可是我們並不因此而否定牛頓。愛因斯坦是宗師，牛頓同樣是宗師。國人總是愛為過錯找接口。說是別人的錯，確從不反省自己。英國人不會因為牛頓的錯誤而誹謗排斥他，一樣的尊敬他。我們國人確把我們的現狀一股腦的推到孔子身上，孔子並沒有錯，他那個時代的偉人，也是那個時代的聖人，錯的只是後人，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儒家都變了，不再是以前的儒家。
而之後的儒家稱之為「儒教」更為合適。
後世所有人都認為，使華夏沒落的是儒家，其實和則不然，真心兩者的關系並不大。
如果要說真正導致華夏末流的學派，那只有一個那就是「法家」沒錯就是法家，無論在哪個時代華夏都是采取外儒內法，也就是說表面上看起來是儒家，其實根本就是儒家。
法家的思想核心，在于要求將政治權力徹底的集中在人君手中，要「獨制四海之內」。《韓非子•二柄篇》謂:「明主之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所謂刑德，r :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這中間沒有一點道德與情感的因素。
道家墨家反對戰爭，縱橫家主張對立中的均勢。惟有法家徹底主張武力統一，而且統一後的政治形態，是徹底的zh ngy ng集權。即所謂:「事在四方，要在zh ngy ng。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
很明顯，在各國爭霸的ch n秋戰國時代，法家思想最能為各國主君所接受，這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秦朝的商鞅變法，其結果是秦于商鞅死後一一七年統一天下。商鞅雖因各種原因最終失敗，但法家思想卻取得了成功。可是，法家雖然使秦統一六國，但也正因為秦的重刑，而僅歷二世而亡。後人評述: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極大的削弱了法家在中國統治思想上的地位。
但在漢代:高祖立國，用叔通之言，三代效黃老之術，至孝武皇帝北驅匈奴，南平吳越，東收朝鮮，西服羌狄，受董仲舒《ch n秋繁露》，罷廢百家，獨尊儒術，于是人們認為，二千年中華文明是儒家文明。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被稱為一代大儒董仲舒改造後的儒術: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ch n，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若ch n夏秋冬之不可不備也。這中間不無法家的影子。但秦因法而亡，所以法家便成為當時的忌諱。因而外示儒家，內施法家。
實際上，漢代的學者在高祖建漢後，便一直在思索治國的策略。董仲舒其《ch n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中的依法听訟，依法刑人，便是先秦法家一斷于法思想的發展，只是此時卻已成為了儒家之術。
董仲舒對于法的改造，還在于由先秦時期單純的用法或刑罰進行統治，變為禮法並用，德主刑輔。首先必須實行德教，其次才是刑罰。即所謂前德而後刑，先教而後誅。這種思想與當時的統治形勢相適應:雖重刑而不用其極。因此在起用後極大的增強了漢zh ngy ng集權的統治。這也外儒內法的進一步的發展。
同時，歷史上，都出現了酷吏，漢有張湯、陽球，唐有來俊臣、周興。這從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法家思想在統治思想中的作用。
由此可見，法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儒家思想中，或者說儒家思想為適應其治國的需要，將法家思想包融其中。所從說，中國文化、文明的特征是儒是外表現象，其內在仍是法家。
儒家真正意義上的儒家此刻已經基本消失，而留下的只是一個披著儒家外皮的法家而已。
儒家講究克己復禮，還有一系列的主張在當時的時代根本就行不通，而且沒人想去嘗試，法家才是真正讓君王側目的學術，于是變異了的儒家就出現了。
沒錯就是變異了的儒家，用法家的思想去解釋儒家，那還是儒家嗎？答案顯然不是。
所以民可治由之不可使知之就變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也變了，一切孔子的思想都被巔峰，留下的只是一個儒家外皮的儒家，而本質卻變成了徹徹底底的法家。
而所謂的儒家別以為他有個法字就有多麼的牛逼，其實本質上儒家和現在的法律也只有那麼一毛錢關系。
商鞅也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民強國弱，民弱國強」（注:《商君書•弱民》），要想國家富強，就必須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減人民的抗異實力。不僅如此，商鞅還認為，一個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戰勝敵國、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首先必須制服自己境內的平民。所以他說:「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注:《商君書•畫策》）「故有國之道，務在弱民。」（注:《商君書•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則是使民「樸」，也就是愚民。他認為，人民「樸則弱，y n則強；弱則軌，y n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注:《商君書•弱民》）只有使廣大人民愚昧無知、樸實忠厚，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實實地听從統治階級的任意擺布，這樣國家就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會更加牢固。
這就是徹徹底底的愚民政策，而商鞅可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可見法家愚民完全是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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