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友情提示這本書第一更新網站，百度請搜索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于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匯歸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沖突不已，我窮原竟委的考察，實在是由于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宗教之利人主義，進化論派之利己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之經濟學，社會主之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均流行于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沖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只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游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都可調和為一。性善與性惡，可以調和為一，利人與利己，可以調和為一，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可以調和為一，這是前面業已說了的。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對的學說加以研究，覺得無不可以調和。茲再舉兩例于下︰
（甲）馬克思說︰「人的意志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志所支配。」這兩說可以調和為一的。茲用比喻來說明︰假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勢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志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面，未嘗說不過去，但必須兩面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咸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面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生蛋非前一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若在進化歷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它引出若干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究，即知雞與蛋原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唯心論，唯物論，原可合而為一的。
（乙）古人說︰「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孫中山說︰「知難行易。」這兩說也可合而為一的。古人因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實行，就對他說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艱難的，你們總是趨重實行就是了。孫中山研究出來的學理，黨人不肯實行，孫中山就對他們說道︰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經把艱難的工作做了，你們趕快實行就是了。古人和孫中山，都是注重在實行，有何沖突?「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二語，出在偽古文《尚書》上，是傅說對武丁所說的，傅說原是勉勵武丁實行，並沒有說事情難了，叫武丁莫行，原書俱在，可以復按。發明輪船、火車的人，費了無限心力，方才成功，發明之後，技師照樣制造，是很容易的，這是「知難行易」。♀初入工廠的學生，技師把制造輪船、火車的方法傳授他，學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來卻很艱難，這是「知易行難」。孫中山的說法，和傅說的說法，其差異之點，即在「知」字的解釋不同。孫中山是指發明家發現真理而言，傅說是指學生听講時心中了解而言，我們試取「孫文學說」讀之，他舉出的證據，是飲食、作文、用錢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面的事。孫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故說「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之位，他訓誡武丁，是技師對學生說話，故說「知易行難」。就實際言之，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交與技師制造，技師又傳授學生，原是一貫的事，孫中山和傅說，各說半截，故二者可合而為一。由此知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兩說可以調和為一。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者，有知易行難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把性善和性惡，利人和利己，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唯心和唯物，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加以研究之後，乃下一結論曰︰「無論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雙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經過長時間之爭辯，仍對峙不下者，此二說一定可以並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們把兩說合而為一，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從前對于孫中山的學說，也不甚滿意，故去歲著《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系自闢蹊徑，**研究，不與民生主義相涉，自以為超出孫中山的範圍了。今歲著此文時，復取孫中山學說研究之，意欲尋出縫隙，加以攻擊，無如任從何方面攻擊，他俱躲閃得開，始知他的學說理論圓滿，他倡此種學說時，四面八方，俱是兼顧到了的，我去歲所擬解決社會問題各種辦法，已盡包括于民生主義之中。我當初討論這個問題，自有我的根據地，並未依傍孫中山，乃所得結果，孫中山早已先我而言之，因自愧學識之陋，而益服孫中山用力之深。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強自立異，于是把我研究所得者，作為闡發孫中山學說之材料，閱者試取拙著《宗吾臆談》，與此文對照觀之，當知著者之信仰孫中山，絕非出于盲從。
著者幼年，極崇拜孔子，見《禮記》上有「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等語，因改名世楷，字宗儒，後來覺得孔子學說有許多地方不滿我意，乃改字宗吾，表示信仰自己之意，對于孔子宣布**，而今下細研究，始知孔子的學問原自精深，確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遠非西洋哲學家所能企及。孔子學說，最貽人口實者，不過忠君一層，其實這是時代的關系，于他的學說，並無甚損。古時主權在君，故孔子說忠君，這不是尊君，乃是尊主權，現在主權在民，我們把它改為忠于民就是了。例如，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我們改為「人民對政府要有禮，政府對人民要盡忠。」施行起來，就無流弊了。孫中山曾說︰歐美人民，對于政府，常有反抗的態度。瑞士學者新發明一種說法，說「人民對政府要改變態度」。我們說「人民對于政府要有禮」，也可算是新學說。像這樣的替孔子修正一下，他的學說，就成為現在最新的學說了。《大學》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段話，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為一，孫中山稱贊他是中國獨有的寶貝，外國大政治家沒有見到。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孫中山常喜歡寫「天下為公」四字，因為孔子理想的社會，是大同世界，孫中山理想的社會，也是大同世界，所以孫中山對于孔子，極為心折。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滋生出無數個，越滋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盡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摻得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夠深求，就會同歸于一。猶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從它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此木與彼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之，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至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它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木與草相同，再進之，草木和禽獸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我們明白此理，即知世間種種爭端無不可以調和的。有人問我道︰你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請問各種學說，由同而異，又由異而同，是屬乎力學公例之哪一種?我說︰水之變化，即是力之變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匯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于海，任他如何變化，卻無一不是循力學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來作比喻的，都可說是與力學公例符合。
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于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匯歸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現在世界紛爭不已，純是學說分歧釀出來的，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紛爭，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學說之一致。所謂一致者，不在勉強拉合，而在探索本源，只要把它本源尋出來，就自然歸于一致了。所以我們批評各家學說，務于不同之中，尋出相同之點，應事接物，務于不調和之中，尋覓調和的方法，才不至違反進化之趨勢，不是我們強為調和，因為它根本上，原自調和的。我看現在國中之人，往往把相同之議論，故意要尋它不同之點，本來可以調和的事，偏要從不調和方面做去，互相攻擊，互相排擠，無一事不從沖突著手，大亂紛紛，未知何日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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