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果夫在回憶這段同張靜江一起工作的日子時，這樣說道︰
那時期的配合，覺得張人杰很注意大處，更有居安思危之遠見。♀言情穿越書更新首發，你只來+他的一言一語，常常能提高人們的警覺心……
蔣介石在出征前盡管未將政府主席一職交予張靜江代理，但他實際上履行了這一要職。由于他具備杰出的經濟理財能力以及擔任過中華革命黨財政部長的經歷，現財政部長宋子文便常去向張靜江討教。一則是宋子文在蔣出征前得到過蔣介石的批示︰「政府經濟措施，子文應多請教于人杰先生。」二則是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政府財政部長一職，系張靜江同蔣介石兩人商議決定下來的，對張更是心懷感激。每次來晉見張靜江，宋子文都表現得十分恭敬。張靜江因身體原因，負責黨務一塊，已感吃力。他本不願再多煩心，但宋子文謙恭的態度使他難以拒絕。加之政府財經大事關乎後方穩固及前線軍需供給等方方面面，張靜江心系國民革命大業，也就不顧自己的勞累，悉心為宋子文出謀劃策。
張靜江由于日夜操勞，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幾乎就要發展到臥床不起的地步，幸喜北伐前線捷報頻傳，使他精神上大受鼓勵。加上政府有關部門在當地為他請了一名老中醫來診治，張靜江的腿疾竟奇跡地沒再惡化下去。
北伐軍攻下長沙後，又于8月19日起連克平江、通城、岳陽、崇陽、蒲圻，進入湖北戰場，與敵相持于汀泗橋。這時，在北方指揮同北伐軍作戰的吳佩孚，聞湘中敗報，驚慌失措，于8月25日星夜趕到武漢，決定死守汀泗橋待援，以挽回敗局。
汀泗橋系鄂南門戶，是粵漢鐵路上一個易守難攻的軍事要隘。攻取汀泗橋，打破吳佩孚死守待援的計劃，並打通直搗武漢的門戶，是北伐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仗。8月23日，北伐軍在羊樓司召集軍事會議，決定以第四軍主攻汀泗橋。8月26日，第四軍自崇陽直至汀泗橋，吳佩孚以第一百團、軍官團、大刀隊及王獻臣部共約七八千人前來增援，與四軍對峙。四軍「鏖戰數日，始將敵之中央陣地突破」。♀27日上午，葉挺**團攻佔汀泗橋，殲敵兩萬余人。汀泗橋戰況之烈為北伐所空前，有史書載︰「兩軍死傷均極重大，橋下積尸累累，幾使河水為之斷流。」
北伐軍在兩湖的勝利，迫使孫傳芳撕下「中立」、「保境安民」的偽裝，把五省軍隊編成五個方面軍，約十萬人，集中于江西準備分三路向北伐軍進攻。北伐軍為平定江西，乘敵尚未集中完畢之時，于9月6日起，以第二、三、六軍及第一軍兩個師為主，向江西之敵發動攻擊，先後克復贛州、萍鄉、宜春、萬載、修水、高安等地，進抵南昌附近。9月19日，第六軍所部在工人、學生和江西省署警備隊的配合下，第一次攻佔南昌。
10月10日，葉挺**團攻克武昌，生擒守敵劉玉春、陳家謨，俘敵軍一萬多人。至此，兩湖戰事結束，基本上消滅了吳佩孚主力。葉挺**團及其所在的第四軍，英勇善戰，屢建奇功，「諸烈士的血鑄成了鐵軍的榮譽」。
北伐前線的勝利使張靜江興奮不已，目睹孫中山先生的事業後繼有人，他內心的喜悅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觀音山召開的一次會上這樣說道︰「靜江自民國前追隨先生以來，為革命事業之起伏或喜或憂，二十年夢魘歲月，至今日方有大悅，蓋因國民革命之盛況空前，為史之無法比擬。北伐勢如破竹，民心所向，南北統一指日可望，實大可慰先生九泉之靈！」
10月以後的局勢，果如張靜江所料。北伐軍節節勝利，並于11月1日開始了第二期作戰，主戰場移至江西。11月3日，李宗仁的第七軍與第四軍之張發奎師聯合攻克德安；11月5日，朱培德右路軍攻克九江。11月8日，左中右三路北伐軍完全佔領南昌。江西一役，全殲孫傳芳部十萬主力部隊。東路北伐軍在何應欽的指揮下，先後佔領了永定、漳州等地。12月18日，東路軍「兵不血刃」進駐福州，佔領福建全省。至該年年末，東西兩路北伐軍已全殲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的主力，國民政府已完全控制了粵、桂、湘、鄂、贛、黔、閩七省。♀短短五個月，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到了長江流域，幾乎席卷了半個中國。
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令張靜江更加精神抖擻，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在他代理國民黨主席的近五個月時間里，廣東各方同心同德，目標一致，不僅徹底擺月兌了「中山艦事件」的陰影，扭轉了不利局面，而且形成了前後方遙相呼應，軍事行動與黨務改進工作同步協調發展的大好形勢。據台灣國民黨黨史記載︰「就張的身體以及平生看來，近五個月是他不顧—切擔負實際艱巨責任最重要的時候，在當時危顛震撼之際，如果沒有他在廣州鎮定處理一切，蔣總司令如何能在前方順利完成。」
台灣「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在張靜江百年誕辰時，于台北各界在重慶南路台北文化大樓舉行的紀念大會上報告張靜江生平事略，特別強調︰
靜老于民國十五年北伐之際，以主席地位，主持中國國民黨黨務，對帝國主義侵略、軍閥壓迫……毅然擔起興滅繼絕的重責大任，不唯為國民黨保留元氣，並且更維系了中國國民黨光榮革命傳統精神于不墜。
二武昌與南昌
北伐革命勢如破竹，摧毀了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使全國革命形勢轉為北伐軍與奉系軍閥南北對峙的局面。為「適應革命時勢之要求」，張靜江于1926年11月8日，召開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于武漢。16日，派出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司法部長徐謙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隨員六十多人到武漢籌備。12月7日，國民黨中央通電宣布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北遷。
12月8日，正在籌劃政府整體北遷的張靜江突然收到蔣介石的電報︰「不要去武昌。」他感到十分蹊蹺。介弟為何一背前言，出爾反爾呢？他的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張靜江的腦袋里像塞進了一團亂麻，理不出個頭緒，—時甚難決定取舍。
原來，蔣介石一開始是力主遷都武漢的。按他設想的計劃是︰利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賦予的權力，把總司令部置于國民政府之上，實現以軍治黨、以軍治政的軍事獨裁。但北伐軍攻佔武昌後，蔣介石看到兩湖地區工農群眾運動的高漲，特別是武漢地區革命勢力的發展，國民黨左派和**人共同掌握著武漢革命政權，國民政府不但不受他的控制，而且他的總司令部還要受國民政府節制，這就使他的各種計謀很難實現。于是，蔣介石決定另圖「宏建非常功業」，一面將嫡系部隊布置于江西、福建一帶，並大肆收編地方軍閥武裝，擴充實力，搶佔地盤；一面向滯留廣州善後的張靜江、譚延兩主席暗示其將另有圖謀。
12月10日，第一批由粵漢路北上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按原計劃到達武漢。13日，在武漢成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職權。聯席會議由徐謙、孫科、宋子文、鄧演達、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董必武、王法勤等組成，以徐謙為主席，葉楚傖為秘書長，鮑羅廷為顧問。蔣介石表面上也表示贊成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然而，他卻在暗地里采取兩面派手法，發電報給張靜江，催促他「速來南昌」。
張靜江于15日再次收到蔣介石的電報，頓感事態非同尋常。先是「不要去武昌」。後是「速來南昌」。怎麼辦？他思忖再三，決定還是按蔣介石的電文之意，先去南昌看看情形再說。于是，他便勸說譚延及部分留穗的中央委員及政府委員一道先赴南昌。
經過幾天準備，12月19日，張靜江正式動身赴南昌。就在將要出發之時，突然又收到蔣介石從南昌發來的電報︰「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
張靜江被弄糊涂了。武昌與南昌，究竟是哪一個？一字之差，天壤之別呀！遷都問題始終牽涉到黨內兩大主流派別的利益。當初，遷都問題在11月8日的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出時，就曾引起雙方代表的較大爭議。一派主張遷武漢，另一派則主張遷南昌，雙方爭執相持不下。他仔細分析了這不同主張的兩派人物︰「武漢派」是以宋慶齡、譚延、吳玉章、鮑羅廷等親汪親共或**人物為主，而「南昌派」則大多為蔣介石的親信。為團結各方力量，加快推進北伐事業，張靜江最後拍板遷都武昌。當時，蔣介石並未作堅決反對。
然而，會議之後的蔣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要他「速來南昌」。當他決定先去南昌看一看時，蔣又突然來電應「速遷武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張靜江實在琢磨不透這位介弟的意圖。難道，他真的想通了，服從北伐大局了？主動向「武漢派」讓步了？
一縷縷青煙裊裊升騰，形成了無數個問號。張靜江在辦公室里一邊踱步，一邊慢悠悠地吸著雪茄煙，獨自痴痴地遐想著。他望著這些變幻莫測的問號，心中終于冒出了一個特大的疑團︰介弟拍來的這份「速遷武昌」電報，或許有誤，或許是我們這邊的電碼譯員弄錯了，將「南昌」譯成了「武昌」？
張靜江苦思冥想了很久，終不得其解，便給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去了個電話。
接電話的是譚延的一位秘書，口氣很不耐煩︰「譚主席不在家！」
「他到哪里去了？」張靜江問。
「你是誰？打听這個干什麼？」
「我是張人杰！」
「對不起！對不起！」對方連忙賠不是，「張主席，譚主席他、他赴晚宴去了。」
「你立即聯系譚主席，請他速給我回電！」張靜江氣呼呼地將話筒掛了。呆坐了片刻，這才覺得肚子餓了，忙喚勤務員弄點吃的。
鈴聲驟然響起，張靜江抓起話筒，听出是譚延的聲音，揶揄道︰「組庵兄，好自在呀！」
「人杰先生休要笑我，」譚延在電話那頭說，「俗務應酬，推辭不掉，哪里談得上‘自在’二字！」
「你是政府代主席，又是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何用應酬俗務？是哪路財神又來給你發餉了？」
「這——人杰先生何必挖苦我，」譚延打著哈哈道，「說吧，找我何事？」
「蔣主席來電，要中央速遷武昌，電報是打給我同你的，找你不著，誰知你卻逍遙自在去了！」
「小弟有罪，小弟有罪。我馬上就趕過來，請人杰先生少候。」
不一會兒，譚延就趕到了張靜江的辦公室，看罷電文，久久沒有做聲。
「組庵兄有何意見？」張靜江捺不住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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