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石心接過簽好的電稿，悄然離去。言情穿越書更新首發，你只來+
室內一片靜寂，張靜江的內心卻翻江倒海，激蕩不已。他並非留戀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權力，而是為自己建設家鄉的宏偉藍圖的夭折而痛心。東方紐約之夢，只能讓後人去夢想成真了。他淒楚地睜開雙眼，兩行晶瑩的淚珠滾出眼眶。他長嘆了一聲，又想到了同蔣介石的關系。真是應了一句古人所雲︰「狡兔死，走狗烹，弓箭藏。」
數年之後，《時事新報》函約張靜江，請他談談主政浙江時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後該報于1935年元月的建設特刊上，以張人杰署名發表了《對于浙省建設事業之我見》一文，簡摘如下︰
對于浙省建設事業之我見
張人杰
建國之道，雖有賴于各種政治之發展，而推行建設事業，尤為重要。舉凡國家富源、社會生存，以及民族民權民生之實現，莫不與有深切之關系。是故總理實業計劃，有築路、闢港、開礦、造林及振興工農商業等之規定，凡此皆建設之首要也。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人杰鑒于軍事已告一段落，此後當從事于安定民生、厲行建設諸端。緣是有中央建設委員會之組織。嗣人杰復被任為浙江省政府主席，該省當兵災之後，瘡痍滿目，元氣大傷，故欲圖規復舊觀，實舍積極發展地方建設莫屬。是以兩度主浙，于全省各種重要建設之推行，不惜排除萬難以赴之，荏苒三載，殊不敢自詡成功。此次時事新報乘元旦令節，發起建設新浙江運動宣傳周，來書囑將主持浙省建設事業之經過情形，撰文發表，余佩該報能于此國難臨頭之日，從事于地方建設之宣傳運動，為國家謀自強之根本大計，爰樂于將個人對于浙省建設事業之管見，草擬成文，以應該報之約。唯時間匆促，疏漏在所難免，尚祈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接著，張靜江以「交通為先務之急」、「從政三年之計劃」、「建設經費之籌措」、「程君前功不可沒」等四項標題，闡述了自己主持浙省建設事業之經過及體會。尤其在「程君前功不可沒」中專門提及已故原浙江省建設廳廳長程弢甫先生，歷數其「識度之遠、智慮之周、治事之勤、持躬之潔」，「實不愧為一優良之建設家」。張靜江借舉張程弢甫，表達自己處事擇人的原則，更以程弢甫的功不可沒，提醒人們不要忘記為浙省建設作出過貢獻的人。
張靜江在《時事新報》一抒胸襟，暢敘自己曾經的理想和實踐，也算是在人生失落之際的一點安慰吧。
淡出政治，仍為抗日奔走；面對弱肉強食，
立誓今生今世不再食肉，以示抗日
一不遺余力
張靜江被迫辭去浙江省政府主席後，雖然名義上他還是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的委員長，但由于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曾決議「建設委員會應將屬于各部主管事業分別移交各部接管」，建設委員會的職權大為削弱。♀1931年10月，南京政府又成立了以宋子文為首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更是名存實亡，從此，張靜江也就成了有職無權的擺設，但這並不能動搖他致力國家建設的人生追求和堅定信念。
張靜江又開始了新的奮斗歷程。
這時的建委，已經沒有了組織重大項目工程施工的實際操作權，但原來由建委所計劃和承辦的各項工程如鐵路、工礦、電廠等，在業務技術上仍需建委的繼續支持，所以，技術指導成了建委工作的一個重點。這說起來有點笑話，但事實就是如此。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張靜江修改了建設委員會組織法，對建委所屬機構人事進行了調整，確定秘書長為陳逸凡，簡任秘書為劉石心、張鑒暄，下設設計處和總務處，處長分別是霍寶樹和秦瑜，並特設「簡任技正」張自立、惲震、朱耀庭、余籍傅等人，配參事肖文熙、聶其瑛二人。
人事調整以後，張靜江召開了一個專門會議，商討今後工作的思路，明確具體任務。張靜江被蔣介石剝奪了參與重大經濟建設項目的決策權，雖然有一肚子的怨恨，但不便在下屬面前發牢騷。他還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說︰「各位同仁，建委今後正式隸屬國民政府（原來的建委是**機構——作者注），做事都要經過請示批準。當然，這是指重大工程。不過，以後咱們也不可能再做什麼工程了，但建委總不能完全虛掛著。諸位有什麼好的建議，不妨談一談。」
這些話听起來就有些自相矛盾，眾人心知肚明，卻也不好說什麼，于是便就純業務的問題談了起來。
設計處處長霍寶樹率先發言道︰「委員長，眼下咱們正在抓的幾項工程，像江南鐵路等，是否還歸咱們管？」
張靜江笑了笑道︰「原先咱們抓的工程，還繼續抓。因為不但設計及施工計劃是我們搞的，資金也都是我們籌集的。這個事，沒有辦法移交，這些我都同財政部宋部長等有關人士商量過了。當然，工程一旦完工，必須全部移交，像公路鐵路，就將移交給交通部。但有一點諸位應該明白，我們做工程，不是為哪個部做的！」
張靜江顯得有點激動，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兩口，穩定了一下心緒繼續說︰「歐洲，美國，為什麼發展這麼快？他們的鐵路、公路、無線電通訊、電氣電力，這些于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重大項目設施，非常地完備、齊全。♀中國的經濟落後，就在沒有一個有效的交通、通訊網絡。我們設計的幾項大工程，完工之後至少能彌補一點這方面的缺陷。因此，諸位在這方面仍不可懈怠。我們做事是為國家為人民做的，不是為哪個人去做的。有這點基本認識，我想諸位便不會去計較事端上的長與短。」
眾人商議了一番，說不出一個頭緒來。劉石心忽然說道︰「我在省府當秘書長時，跟著張主席跑了一些地方——」
「不要再叫張主席！」張靜江不悅地提醒道。
「是，」劉石心連忙應道，「委員長帶我跑了一些地方，我常听委員長問一句話︰‘這些情況，其他人了不了解？’我想，委員長經常這樣問，是否有想法？」
「劉秘書，你說的‘這些情況’，是什麼情況？」總務處長秦瑜听得有點模不著頭腦，不禁問道。
「呵，那都是一些地方上反映的情況，像杭州郊區的蠶桑生產、棉花和茶葉的銷售，等等。」
「這和建委的工作沒關系吧……」霍寶樹疑惑不解地說。
「不，」張靜江打斷了霍寶樹的話，亮開了嗓門說︰「國家建設委員會，顧名思義，是為國家建設而設立的，因此，凡同建設相關事宜，皆屬建委工作範疇。」張靜江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在浙江工作期間，听到了不少情況，有生產方面的，生活方面的。許多情況，黨內同志，尤其是高層領導，他們知不知道呢？他們是為治理國家、建設國家、造福人民作出決策的人物，如果不了解基層情況，能作出符合國情、民情的判斷和決策嗎？更有政府內各部門工作人員，如不了解這些情況，又怎樣符合實際地去做工作？」
「難怪，」劉石心點頭道，「委員長總是問其他人了不了解。」
「是啊，我這樣問，常常是因為有感而發。」張靜江沉入了往事的回憶中，「記得有一次，我到城隍山鼓樓，居然發現那一帶有制作印度筷子的工場，不止一家啊，幾十家！聯想起在後市街見過的一爿爿小型手制鞋店，我就想，這些作坊式的生產，在民間究竟有多大規模？它們都不屬于政府正式登記的有照牌的工廠，但它們的生產量以及佔據市場的份額，是不是同正規工廠相似甚至大大超過？如果忽略了這些，政府經濟部門如何對國民生產狀況作出正確估價？又如何掌握市場需求情況？于是，我臨時決定抽調了一批人，在杭州市模了模底，竟然發現這種分散于民間的行業產量大得驚人！在江邊山傍，在巷弄深處，到處可見這種小型作坊。如杭州下城以紡織為業的機戶，西湖四周制作錫箔的小型家庭工廠以及錢塘江邊專門堆積貨物的小型貨棧等等，全是私人經營未列入任何規劃的。」
「委員長這樣說，是不是打算在建委內開展這項工作？」秘書長陳逸凡問道。
「是的。新的工程建設不讓我們抓了，我們可以做一些社會調查的工作，把調查的結果，統計起來，編印成冊，提供決策部門參考和後人借鑒。你們看行不行哪？」張靜江微笑地問道。
大家七嘴八舌，眾說紛紜，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還有說名不正言不順的。多數人礙于張靜江的面子，表示了贊同，于是秘書劉石心提議，成立一個社會調查所。
秘書長陳逸凡認為，社會調查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民情等諸多方面，工作量幾乎難以估計。而以建委現有人力財力，不僅是無力承擔，可說是無法進行。張靜江覺得陳逸凡的話很有道理，便把社會調查的範圍定在經濟領域，決定在建委內設立一個「經濟調查所」，專門就同社會經濟密切相關的問題展開社會調查。又因人力財力問題，將調查重點先安排在浙江、江蘇兩省，兼顧安徽，而首選目標是浙江。于是，在經濟調查所內，先設立了一個「調查浙江經濟所」。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這個「調查浙江經濟所」，是我國第一個進行社會經濟狀況調查的機構。執行人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張靜江便約請了幾位專家，給調查人員上課，傳授經濟調查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不為挫折所阻，一心為民謀利，這就是張靜江的坦蕩胸懷。只要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社會、有利于人民，無論大事小事，他都能做，而且一定要努力做好。
1931年6月下旬，張靜江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中央五中全會之後，來到杭州，察看經濟調查所工作進展情況。當他听到調查人員匯報杭州市「富潤」綢布莊，月銷售額為300元時，連連搖頭說︰「不可能，不可能，怎麼這樣少呢？」之後，又听了一些匯報，越發覺得這些調查數據有問題。這天中午飯過後，按例他應休息一會兒，但他心中裝著事，不想睡，便由兩位工作人員陪同，徑直去了「富潤」綢布莊。
莊主姓舒，是位五十來歲的胖子，見了張靜江，眼楮一亮，忙不迭地招呼︰「哎喲，張主席……」
「我已不是省主席了，舒老板難道不知道嗎？」張靜江笑言道。原來他同這位老板相熟，以前在省府時，每逢召開工商聯會，這位舒老板都是到場的。
「哪里，哪里。張——張公大駕光臨敝店，想必是有公干了？」舒老板心里懷揣著十五只兔子，七上八下地跳著，但他仍一臉堆著笑。
「公干談不上，只是同你隨便聊聊。」張靜江道，「舒老板生意怎麼樣？」邊問，邊瀏覽著店容。這家綢布莊堂面頗大，開面朝南，有東、西、北三面大長櫃，堂中還有供顧客休息的椅幾擺設。
「一般，混碗飯吃吃。」舒老板堆著笑，謹慎地回答著。
張靜江隨手指了指店堂內來往的顧客道︰「應該說很好，對不對？」
「看的多，買的少。」舒老板連忙解釋。
張靜江笑了笑，說︰「舒老板用不著緊張，應該實事求是嘛。」說這話時，正好有兩名顧客手捧剛買好的布料從他們面前走過去，看那神情很是滿意。張靜江等兩位顧客走過，又說道︰「我來，只是想了解一下綢布銷售的真實情況，作一些調查統計，供政府有關部門參考，沒有什麼別的意思。」
舒老板看著張靜江，對方是一臉的誠懇，這才稍稍放下心來道︰「張公，不瞞你說，在下做點生意不易，實在擔心政府無端加征稅收，所以不敢坦言相告。」
「你放心，」張靜江保證道，「政府的稅額，在年初都有測定，不會隨意增加商人的負擔。我們現在做的，是‘調查浙江經濟所’的工作，只負責調查研究，不涉及其他。你就將綢布銷售的實際情況，談一談吧！」
從「富潤」回所的路上，張靜江又連著去了幾家較大的商店。回到所里，他立即布置，要全所工作人員明天上午全數到所開會。這天晚上，張靜江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在思考著一個問題。
第二天，除了兩位去浙南的同志，所里的人全都按時到會。張靜江很嚴肅地說道︰「我們的調查工作，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不實！不實是調查統計之大忌。當然，這不能怪在座各位，而是因為店家不肯告知實情。他們擔心一個事，怕政府加征稅收。」
室內鴉雀無聲，眾人靜听著委員長的訓話。張靜江掃視了大家一眼，清了清嗓子繼續說︰「從初步了解的情況看，杭州當地的工商界人士，尚不了解我們作調查統計的意義，在座諸位就有責任了。一定要耐心、詳盡地向調查對象譬解我們的意圖，要讓對方放心，才能拿得到真實的營業情況和準確的數字。」
張靜江講話之後，又讓大家研究怎樣才能讓調查對象放心的辦法，然後，由所長對下一步工作做了重新安排布置。
嗣後，對杭州的經濟調查有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但仍然踫到不少問題。如杭州的錢業工會以及候潮門外的茶行，始終不肯開誠相見，調查人員不得不另闢蹊徑，旁敲側擊，或迂回進行了解，才大致掌握了一些情況。
對于杭州農產的調查，也頗費了一番周折。比如蠶桑，在杭州地區屬大宗農作。張靜江是在南潯小鎮長大的，清楚桑農生活中的習俗，而杭州郊外的蠶桑農，一樣地奉行養蠶期間的許多忌諱，對外來的陌生人，壓根兒不讓你進屋門，更別說想了解蠶桑生產的有關情況。待到養蠶期過，桑農的禁忌開放，再去詢問他們今年收了多少蠶繭、多少蠶絲，則少有幾家農戶能記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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