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太和六年（戊申，公元232年），二月，魏明帝頒詔改封諸侯王，都由郡改稱為國。
明帝的愛女曹淑去世，明帝極為悲痛，追謚為平原懿公主，在洛陽建廟，在南陵安葬，取甄後已亡的佷孫甄黃與她合葬匹配，追封甄黃為侯爵，並為他選立繼承人，承襲爵位。明帝想要親皇送葬，還想前往許昌。司空陳群直言規勸說︰「八歲以下的孩子死亡，沒有喪葬的禮儀，何況還未滿月，就以成人喪葬之送葬，加穿喪服，滿朝都穿白衣服，日夜在棺哀哭，自古以來沒有能與此相比的。而陛下還要親自去察看陵暮，親自送葬。願陛下抑制割舍這種有損無益之事，這是普天下最大的願望。又听說陛下打算駕臨許昌，太後、皇後兩宮上下，都一齊隨駕東行，滿朝大小官員無不感到震驚奇怪。有人說這是想要避災，有人說是打算營繕宮室而遷移殿舍，有的則不知什麼原因。我認為吉祥和凶險，全是天命，災禍和福分，由人掌握，用移居來祈求平安，也無益于事。如果必須移居避災，修繕整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都可暫時分住，為什麼要舉宮上下暴露在曠野之地，公私花費巨大，難以計算。而且賢人吉士還不輕易遷居搬家，以便鄉里安寧，使鄉親們沒有恐懼之心，何況陛下是天下的主人，一舉一動怎麼可以如此輕率呢！」少府楊阜說︰「文皇帝、武宣皇後去世，陛下都不送葬，為的是以國家利益為重，以防不測，為什麼要給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嬰兒送葬呢？」明帝都不接受。三月，癸酉（初七），起駕向東巡游。
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近器重。明帝將要討伐蜀國，朝廷內外都說︰「不可。」劉曄入朝與明帝商議，則說︰「可討伐」；出來和朝廷大臣討論，則又曰「不可」。曄有膽有識，談論起來，有聲有色，很動听，中領軍楊暨是明帝的親信大臣，也看重劉曄，是持不可伐意見中最為強硬的人，每次從朝廷出來，就去拜訪劉曄，劉曄都講不可討伐的道理。後來，楊暨和明帝談起伐蜀之事，楊暨懇切規勸，明帝說︰「你是個書生，怎麼知曉軍事！」楊暨謝罪說︰「我的話誠然不足采納，侍中劉曄是先帝的謀臣，常常說蜀不可討伐。」明帝說︰「劉曄與我說蜀可伐。」楊暨說︰「可以把劉曄叫來對質。」明帝下詔讓劉曄來，問劉曄，劉曄始終不說話。後來劉曄單獨晉見，責備明帝說︰「討伐一個國家，是一項重大的決策，我知道這件大事後，常常害怕說夢話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過，怎麼敢向人說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詭詐，軍事行動沒開始時，越機密越好。陛下公開泄漏出去，我恐怕敵國已經听說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劉曄出來後，責怪楊暨說︰「漁夫釣到一條大魚，就要放長線跟在後，必須到可以制用時再用線將它牽回，那就沒有得不到的。帝王的威嚴，難道只是一條大魚而已！你誠然是正直的臣僚，然而計謀不足以采納，不可不仔細想一想。」楊暨也向他道歉。
有人對明帝說︰「劉曄不盡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獻媚迎合，請陛下試一試，和劉曄說話時全用相反的意思問他，如果他的回答都與所問意思相反，說明劉曄經常與陛下聖意相一致。如果他的回答都與所問意思相同，劉曄的迎合之情必然暴露無遺。」明帝如其所言檢驗劉曄，果然發現他的迎合之情，從此疏遠了他。劉曄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鴻臚，因憂慮而死。
劉曄曾經進讒言說尚書令陳矯專權，陳矯十分害怕，將此事告訴兒子陳騫。陳騫說︰「主上聖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過不當三公而已。」幾天後，明帝的不滿之意果然消除。
尚書郎樂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寵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過失用以向上獻媚。黃門侍郎杜恕上書說︰「我看見謙昭上奏說左丞曹有罪罰應當稟報，但曹不依據詔書，應深入追究責問。還說︰‘其安應當處罰的人另行奏報。’尚書令陳矯上奏說自己不敢逃避處罰，也不敢陳述理由，辭意懇切悲惻，我暗自哀憐而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矯正世風撫育人民的原因，沒有不是遠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盡智力。而今陛下日理萬機，擔憂勞苦，有時還在燈光下處理公務，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頓，刑法禁令日漸松弛。察究原因，並非只是群臣不盡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當地使用他們。百里奚在虞地愚鈍而在秦國足智多謀，豫讓在中行氏那里馬馬虎虎過日子，而在智伯那里顯出了節*，這些都是古人的明證。如果陛下當今之世沒有良才，朝廷乏賢能輔佐，難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遙遠蹤跡，坐等來世的俊杰嗎？現在所謂的賢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著厚祿，然而侍奉君王的節*沒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專一的原因，是由于對委任的職責沒有獨斷的權力，而時俗有許多禁忌的緣故。我以為忠臣不必是親信，親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現在被疏遠的人批評別人而陛下懷疑是挾私報仇，贊譽別人則陛下懷疑是出以私情偏愛，左右親信有的就乘機順著您的心意說話，于是使被疏遠的人不敢提出批評或贊譽，以至政事中的變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應當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開闊起來，鼓勵有道之士的氣節，使他們自行向古人看齊，垂名史冊，可是現在反而讓像廉昭這種人在中間擾亂，我恐怕大臣們將會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觀國家得失，成為後世的鑒戒。古代周公警告魯侯說︰「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們。’這是說不是賢能就不可用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書》舉出舜的功勞，稱他除去四凶，不是說有罪的人可以不問大小一概趕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認為自己沒有才干，而認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認為自己無知，而認為是陛下沒有詢問，陛下為什麼不遵照周公和賢能，大舜排除奸惡的作法，使侍中、尚書坐則在帷幄中侍侯，行則跟從在御駕左右，親自答對陛下詔問，各盡所知，那麼群臣的品德行為都可以了解，忠成賢能的人進用，愚笨惡劣的人降職，誰還敢模稜兩可而不竭盡才能。以陛下的聖明，親自與群臣商議國家大事，使群臣人人能竭盡才能，是賢能還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當。這樣治理事情，什麼事不能辦；這樣來建立功勛，什麼功勛不能成就！每有軍機大事，詔書上常說︰‘誰能憂慮這些呢？我只能自己憂慮。’最近詔書上又說︰‘憂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這樣，但先公後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恭讀聖明詔書，才知道陛下對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然而也對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憂慮枝節問題感到奇怪。人賢能與否，當然有先天本情，就是我也認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稱職。聖明的主上用人，是使賢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沒有才能的人不得佔據不能勝任的官位。推選不是賢能之人，未必是有罪過；滿朝上下都能容得這種不適當的人，才是怪事。陛下明知某人沒有盡力而為他的職責憂慮，知道某人沒有才能而教他辦事，豈不只是主上辛勞而臣下安逸嗎？即使聖賢同時並存于世，也終究不能認為這樣就算是治理國家。陛下還擔心台閣禁令不夠嚴，人情請托不能斷絕，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讓凶惡的官吏守衛官府廈門，這實在不是實行禁令的根本作法。以前漢安帝時，少府竇嘉征召廷尉郭躬無罪佷兒，還有人止書控，紛紛彈劾。最近司隸校尉孔羨聘用大將軍狂妄無理的弟弟，而主管官員不說一句話，那種望風迎合的態度，甚于接受囑托，這是不按實情選用人才的結果。竇嘉有皇親的寵信，郭躬不是國家重臣，還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況和古代相比，這是陛下自己沒有作出必要的處罰用以杜絕結黨營私的源頭。也入禁地的制度，讓惡吏守門，不是治世的辦法。假使我的話有一點承陛下明察采納，還怕什麼邪惡不除滅，而豢養廉昭之輩！本來，檢舉揭發奸惡，就是盡忠的舉動；然而世人憎恨小人來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顧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來龍去脈，一定以為違背眾議抵世事是為奉公，窺人過失向上告發是盡忠節。那麼為什麼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這種事？實在是顧及正道而不去這樣做而已。使天下的人都背離正道而去謀取私利，本是君王所最憂慮的，陛下還有什麼可高興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兒子。
明帝曾經突然來到尚書台門，陳矯跪著向明帝說︰「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說︰「我想看一看公文。」陳矯說︰「這是我的職責，不是陛下應該親臨的事情。如果我不稱職，那麼就請罷免我，陛下應該回去。」明帝慚悔，乘車返回。明帝曾經問陳矯︰「司馬懿忠貞不渝，可以答得上是國家大臣嗎？」陳矯答︰「他是朝廷中有聲望的人，國家能不能依靠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