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對華而不實的士人深惡痛絕，下詔給吏部尚書盧毓說︰「選拔舉薦人才時，不要唯名是取，名聲如同地上的畫餅，只能看不能吃。」盧毓說︰「憑名聲選拔，不足以得到奇異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後才會出名，不應當痛惡這樣的人。我既不能夠識別奇異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責任又是根據名次按常規任命官職，只有從以後的實際中檢驗了。古代以上奏陳事考察言談，用實際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績的辦法已經廢馳，只是憑借贊譽或毀謗的輿論決定晉升和罷免，所以真假混雜，虛實難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議，頒布詔書讓散騎常侍劉邵制定考課法。劉邵制定《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下詔讓百官討論。
司隸校尉崔林說︰「《周官》考課之法，條例已十分完備了。從周康王以後，就逐漸廢馳，這就說明考課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漢代末年，失誤豈止在于佐吏的職責不詳密！如今軍隊或聚或散，減增無常，本來就很難統一標準。況且萬目不張，就要拉住它的綱繩；裘毛不整，就要抖動它的衣領。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職，邪惡的人自會遠離。如果大臣們能盡到他的職責，成為百官效法的榜樣，那麼誰敢不恭恭敬敬地盡職盡責，難道在于考核嗎？」
黃門侍郎杜恕說︰「公開考核官員的能力，三年進行一次考績，確實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經過六個朝代，考績辦法沒有明著于世，經過七位聖人，考核條例也沒能流傳下來，我的確認為這是由于考核的原則可以粗略地依據，詳細規定很難一一列舉的緣故。俗語說︰‘世上有惡人，沒有惡法。’如果法制是萬能的，那麼唐堯、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後稷、子契的輔佐，商朝、周朝也不會以伊尹、呂尚的輔助為可貴了。而今主張考績的人，陳述了周朝、漢朝的所說所為，輟敘了漢代京房考功課吏的本義，可以說是使考課的要旨更加顯明了。盼望用這種辦法崇尚謙恭推讓的世風，振興美好的治績，我認為還不是盡善盡美。打算讓州、郡舉行任官考試，必須經由四科，都有實際成效，然後保舉，經官府考試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據功績補升為郡守，或者增加祿秩，賜予爵位，這最是考核官吏的當務之急。我認為被任職的官員應當使他們的身分顯貴，采用他們的建議，命他們都分別制定州郡官吏考核辦法，切實施行，確立可信的必賞制度、可行的必罰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內職大臣，也應當都就他們的職務進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討論治國大道，內職大臣，時時彌補君王的疏忽和錯誤，再小的善行也要記載，再小的過失也要糾舉。況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絕非一盞明燈就能照亮每個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頭腦，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須明白同屬一體、互相依賴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說廊廟所以需的木材，絕非一根木頭就能支撐，帝王的宏大事業，絕非只靠一個臣僚的謀略。由此看來，怎麼可能只靠大臣守職盡責辦理課試，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樂呢？如果容身保位沒有被放逐罷官之罪，而為國盡節，也處在被懷疑的形勢中，公道沒有樹立起來，私下議論卻成為風氣，這樣即使是孔子來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發揮一點點才能，何況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說︰「設置官吏分擔職責，管理百姓，是治國的根本。依照官職考察官員的實際工作，依照規章進行督促檢查，是治國的細微末節。大綱不舉而抓細小之事，不重視國家大政方針，而以制定考課之法為先，恐怕不足以區分賢能和愚昧，顯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議不決，此事竟沒有實行。
起初，右僕射衛臻主持推舉選拔人才的工作，中護軍蔣濟給衛臻寫信說︰「漢高祖遇見逃犯，任命為上將；周武王延聘漁夫擔任太師。平民百姓甚至奴僕，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試以後才能任用？」衛臻說︰「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戰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時代，把漢王斬蛇起義比同于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喜好出乎常規的舉動，開提拔奇才的先河，將會使天下混亂起來。
盧毓議論人才及選舉之事，都是優先考慮德性品行而後再談才干。黃門郎馮翊人李豐曾經就這個問題問盧毓，盧毓說︰「才干是要用來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夠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夠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說是有才而不能行善，這樣的才干是不適合作官的！」李豐佩服他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