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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上說，蔣介石認為其失敗應歸因于民主政治，歸因于政黨政治的失敗。他對1948年桂系不服從安排，強行讓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致使其權力分贓計劃落空之事耿耿于懷。他說︰「為什麼在大敵當前，走到國家存亡，文化絕續的關頭，乃在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的問題上，竟不顧黨的紀律，而強求自由選舉?本黨就在這樣自由競選斗爭攘奪之中，而招致整個的崩潰。為什麼只顧派系，只爭地位，不能視當前敵情，認清黨國危機，甚至以敵為我，以我為敵，投降靠攏，恬不知恥?這是黨的組織不能堅強，黨的紀律不能嚴肅，而使政黨政治無從健全，給予奸匪以分化的機會，滲透的空隙。」他還指出，由于民主政府的實施，使「蘇俄共匪利用民主政治的弱點，滲透操縱社會的輿論，政府的政策」《總裁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政治報告》，《革命文獻》第77輯，第85頁……眾所周知，國民黨在大陸最不得人心的地方，就是實行獨裁統治，一黨專政，人民根本談不到什麼民主、自由。姑且不論國民黨內的爭權奪利與民主政治的本質南轅北轍，蔣介石連黨內各派系分享政治權力的要求都要扼殺，可見其所謂的「健全」政黨政治是何意義了。
從經濟方面分析，蔣介石認為經過長期抗戰，農村經濟凋敝、工業尚未恢復、城市人口超量、失業嚴重等方面的問題導致了經濟危機。他特別把責任推到宋子文身上︰「特別是民國卅六（1947）年間，行政院宋院長擅自動用了中央銀行改革幣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幣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經濟就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情勢之下，游資走向投機壟斷，正當企業不能生存，中產階級流于沒落，經濟崩潰的狂瀾，就無法挽救。這是大陸經濟總潰敗最重要的環節，亦是今後經濟事業最重要的教訓。」《總裁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政治報告》，《革命文獻》第77輯，第88頁。
的確，國統區經濟的總崩潰源于惡性通貨膨脹，但導致惡性膨脹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宋子文動用了幣制的基金，而是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勝利後，不體恤民情、使國家社會有休養生息的機會，而是推行導致內戰的政策，把國家推向全面內戰的火坑。政府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但微薄的財政收入仍難以負擔巨額的「剿共」軍事支出，不得不靠膨脹性貨幣政策來維持。蔣介石把全部責任推卸給宋子文，是讓這位寧肯在美國做「寓公」，也不肯到台灣共患難的舅爺充當自己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失誤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