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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耕者有其田」與「四年經建計劃」
「耕者有其田」是孫中山民生主義核心內容之一，大陸時期蔣介石多次允諾實行這一政策。為此，1930年6月南京政府通過《土地法》，抗戰時期制定了《戰時土地政策綱領》，戰後又頒布了《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與《土地改革方案》，並曾先後在浙江、山西等地進行過試驗。但土地改革要變革鄉村的土地關系，遭到國民黨在農村統治的政治基礎——地主階級的抵制與反對。許多國民黨軍政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他們自然不肯放棄自己的利益。國民黨的土改基本上屬于搪塞民眾與輿論的紙上談兵的東西。國民黨無法滿足佔中國人口最多數的農民對土地的要求，丟失了他們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在農村的立足之地。相反，中國**采取的土地政策，獲得農民的廣泛支持與豐富的兵源，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了全國政權。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評價那段歷史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土地改革成功與否是國共兩黨「勝敗最大的關鍵」。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441頁。這也是中外史家共同接受的不易之論。
退台之後，蔣介石全面推動土地改革，固然有痛定思痛亡羊補牢的因素，也有更深層的考慮︰一是擴大統治基礎，爭取農民的支持；二是希望促進農業發展，克服經濟困難；三是當時**在大陸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蔣介石要與之抗衡。而國民黨此時此地能大刀闊斧地推行土改，是因為它具備了大陸時期沒有的便利︰國民黨政權及官員與台灣地主沒有多少政治經濟聯系，把他們的土地分給農民，有點「借花獻佛」的味道。
1949年1月，陳誠受蔣介石之命出任台灣省主席，立刻著手實施土改，並把推行「三七五減租」作為土改的第一步。當時台灣人口740萬，農業人口380萬，其中又有75％是佃農，超過總人口的1／3，他們以租種地主土地為生，必須向地主繳納收獲總量的50％以上的地租，在一些土地肥沃地區，租佃率竟高達70％以上。此外，還有些附加的雜稅，農民負擔相當沉重。4月14日陳誠頒發《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本著漸進改良的原則，對舊的租佃關系加以改良。次年6月，台灣當局又頒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進一步對上述改良予以法律確認。上述兩個條規，構成了「三七五減租」的主要內容︰第一，重新確定租佃關系，租佃雙方一律按當局規定，訂立書面契約並辦理登記；第二，重新確定租額，規定以各該耕地全年正產物總收獲量375 為最高限額，以往高于此額的租率，一律降至375 ；第三，重新確定租期，規定租期不得少于6年，地主不得非法終止租約，期滿佃農需要繼續承租時仍得續訂；第四，廢除一切額外負擔，取消以往預租、押租、鐵租等，承租地之總產量以1948年為準，增產不增租、減產可酌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