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爭
（一）
1946年秋末。7月8日晚以陳伯村為團長、李爾重、于杰為副團長的東北局土改工作團抵達東安市，開展反奸清算、土地改革運動。
解放後，警察署改成黑台區政府辦公室。後牆上用白灰寫了兩趟大字︰反奸清算，減租減息；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
天黑以後。高警佐的太太過來串門。她惶恐不安、心神不定。
媽媽︰「咋的啦？快坐下！」
高太太坐到炕頭炕沿上，悄聲對媽媽說，「黨在平陽鎮、半截河那邊開始斗爭了。」
媽媽︰「什麼叫斗爭？」
高太太︰「有房子有地的、有錢的、當過差的、開買賣的……家里的房子、地、值錢的東西都讓土改工作團給分了。」
媽媽︰「是不是像人家說的，要共產了？」
高太太︰「不叫共產，叫斗爭！不光分東西，還抓人游街、蹲笆籬子，還打人，有的人，活活給打死了。」
媽媽︰「那麼蠍虎？是真事兒呀？」
高太太︰「西街老呂家平陽鎮的親戚怕挨斗，嚇得跑到他們家來避風，親眼所見，一點都不假。」
媽媽︰「高警佐有信沒有？」
高太太︰「民主聯軍進來之前，讓人捎來兩封信，在沈陽呢。」
媽媽︰「若是在家，還不得挨斗爭啊！」
高太太︰「那還用說，一準兒跑不了。你們家傅先生也得加點小心。」
媽媽︰「還能不管干啥的，當過差的就都斗爭？」
高太太︰「誰知道呢？」
（二）
幾天後。黑台來了土改工作團。
剛剛吃完早飯，兩個陌生人走進老楊家院里。一個穿藍布上衣的人對著我家的房門問，「傅同志在家嗎？」
我听到後，覺得奇怪，問道︰「我們家有人叫‘同志’嗎？」
媽媽對父親說，「是不是叫你的？」
父親迎了出去，問；「找誰？」
那個人︰「噢！傅同志在家呢。」
父親︰「兩位請進！」
兩個人一前一後大搖大擺的進了屋。沒等讓，兩個人就毫不客氣地坐到炕沿上。還是那個穿藍布上衣的人，似笑非笑，沒有說廢話，張嘴就說，「傅同志丈量土地是行家呀！」
父親︰「丈量過，算不了行家。」
那個人︰「听說了，在黑台，丈量土地，算賬打算盤子，就數你了。」
來的另一個人︰「我們是土改工作團的。到黑台來，就是搞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工作團請你出來幫著我們丈量土地。可以吧啊！」
丈量土地，那就是意味著要去分人家的土地。父親沒有說什麼。
「公家的事兒，哪有不可以的。」媽媽意識到，這事是無法推月兌的；工作團的人能叫你「同志」，那也是看得起你。于是笑著對兩個人說。
父親也點了點頭。
穿藍布上衣的人︰「那好！下午一點到區政府，找工作團，找我們兩個誰都行。」
父親︰「二位貴姓？」
那兩個人說了姓名，站了起來，一個人把兩只手插到褲兜里，走在前面；一個人倒背著手，環顧一下外屋，向院子里走去。
看那兩個人向大門走去，我說了一句，「這家伙！還挺牛的呢！」
媽媽︰「別瞎說！」
父親一連幾天都是跟著土改工作團出去丈量土地。為了丈量方便，父親到南街閻木匠那里做了一個木制的「步弓」（丈量土地使用的量具）。每天出去的時候，父親都把它扛在肩上。
（三）
劃階級，定成分，開始了。
一開始，給我們家定的家庭成分是「雇農」，理由是我家土改前三年沒房子、沒地，經濟來源只靠父親的薪水。過了一陣子，村農會又把我家成分改為「貧農」，理由好像是我們家還沒有窮得像「雇農」那樣。好在雇農和貧農都是農村的「主人」階級，都是革命陣營的主力軍。
階級成分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專政與被專政的重要標志。貼上了地主、富農的標簽，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里，每一個走向社會的人的命途，無一例外地會受到家庭成分問題的影響。當然！在政策上有一條︰不惟成分論。其實，還是沒有離開「成分」的烙印。
土改後，在我們可以聯系到的親屬當中，特別是本家的親屬，幾乎沒有貧雇農。可想而知，我們家的命運能夠擺月兌階級成分的困擾嗎！
（四）
區政府院子四周的大楊樹的枯葉，在秋風里颯颯地飄落著。辦公室房前用厚木板搭了一個戲台，戲台上方扯了一條紅布橫額，上面貼著四張菱形白紙，白紙上寫著四個黑色大字︰訴苦大會。
台上右側站著兩個人，低著頭，畏首畏尾，有如霜打的茄子似的。台子正中間放了一張辦公桌，桌上鋪了一條線毯。台上左側兩條長板凳上坐著四、五個人，交頭接耳、戚戚喳喳，不知在說些什麼。
一個人走到台子中間的桌子後面。他身穿退了顏色、四個兜、長長的黃軍裝，腰里扎著寬寬的皮帶，皮帶上掛著一把帶皮套的手槍；這個人身材消瘦，大高個兒；他操著南方口音，把每一個字都抻得長長的，以又尖又細的聲調喊著講︰「鄉親們！今天區政府在這里召開斗爭惡霸地主、群眾訴苦大會！……有冤的伸冤，有仇的報仇……」
台下一個人問另外一個人，「講話的那個人是誰呀？」
「區委書記。」
「區委書記是什麼官？」
「大概是黑台最大的官。對了，人家不叫官，叫干部。」
「土改工作團的人不是都叫干部嗎？」
「干部也有大干部、小干部，區委書記就是我們區上最大的干部。」
區委書記講完話，開始訴苦。西街的張老懶面對著台子右側的兩個人，大聲講著什麼，時不時地舉起左手指點著那兩個人。那兩個人低著頭，有時斜著眼楮偷偷地看看台下的人群。
工作團的一個人在訴苦人訴苦時，經常走到台邊，領著群眾喊口號。老百姓對于喊口號並不熟悉，喊了前半句之後，後半句就含糊不清了。
馮常友手里拿一張紙走上台，到了桌子旁邊，低頭看著紙上寫的字，像念課文似的念了起來。念了幾句，就歪過頭看一看左側坐在長板凳上的人，好像在問︰這樣念行嗎？那幾個人，毫無表示。馮常友很快就念完了，急著跑下台來。工作團的一個人又跑到台邊，領著大家喊口號。
散會後，回家的路上，人們議論紛紛。
「一個街上住著，有什麼仇，什麼冤啊？」
「工作團的人說啦，有錢人就是窮人的冤家。」
「跟黑台老百姓有仇的早跑沒影了，……」
老曹家大小子問馮常友，「怎麼沒有讓你爹上台去訴苦呢？」
「我爹不願意出頭露面。工作團的人就讓我去訴苦。」
「你干嘛還拿一張紙念呢？」
「那是工作團的同志給寫的。」
（五）
1946年臘月。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天。
太陽落山後，耿發他媽溜達著進了老楊家院里，走到我們家門口，依著門框，問我媽，「吃完了？」
媽媽︰「啊，進屋坐一會兒！」
「住後屋可比前屋強多了。」耿發他媽一邊往屋里走，一邊叨咕著。
媽媽︰「是啊。」
耿發他媽坐到炕沿上，看看窗外，放低了聲音，「知道不？曲屯長死了！」
「誰說的？好好的，怎麼就死了？」
「打死的。」
「誰打的？」
「工作團讓基干隊打的！」
「曲屯長挺老實的，犯什麼罪了？」
「他能犯什麼罪！不就是當個小屯長嘛。」
電線桿子下面，人們在議論曲屯長被打死的傳聞。
「工作團一來，就把曲屯長給抓進區政府的笆籬子里去了。」
「什麼罪呀？」
「當偽屯長唄。」
「當個偽屯長也不至于犯死罪呀。」
「都是基干隊那幫愣小子，沒深沒淺，曲屯長那個身板還能扛他們折騰。」
「听說拿膠皮管子蘸涼水，渾身都打青了。」
「基干隊都是些什麼人！連王八子都混進去了。要說該打的，我看是王八子。」
「听說曲屯長老婆上區上去鬧去了？」
「人死了，鬧不鬧能怎的。」
「說是區委書記向曲屯長老婆子道歉了，要處罰帶頭打人的小隊長。」
9月，剛剛進行土改的密山縣半截河區農民自衛隊將國民黨東北先遣軍旅長、原中央軍東安地區保安總隊第六大隊隊長賴明發捕獲，經**東安地委批準公審槍決。在行刑前被憤怒的群眾用扎槍扎死。
同月，三梭通區翻身群眾抓獲中央軍東安地區保安總隊四大隊長曹本初（曹大架子）被憤怒的群眾用扎槍扎死。
（六）
1947年1月，小寒過後，過小年之前。黑台村「斗爭」開始。
基干隊民兵二十幾個人跟著工作團的干部從村公所出來，急匆匆向東街東頭走去。
過了大約一個多鐘頭，民兵押著兩掛大馬車向村公所走回來。車上拉著箱子、櫃，大包小裹裝得滿滿的。耿發他媽在觀看的人群中說，「這是誰家搬家？往那搬呀！」
一個民兵看看耿發他媽，又瞅瞅大伙，說道，「搬什麼家！這叫‘斗爭’。開分啦！」
從東頭傳來婦女和孩子的哭叫聲。老田家大嬸兒說了一聲，「我的媽呀！」回到屋里，把門 當一聲關上了。
過了一會兒，又有兩輛車同樣裝得滿滿的，向村公所走去。老馬家老三問趕車的民兵，「這都是誰家的呀？」
趕車的民兵︰「等著吧，誰家也跑不了。」
這一天，東頭有六、七戶人家的東西被拉到村公所門前的大道上。
村公所門前扯上了電線，掛上幾個一百度的大燈泡，夜里民兵看守拉來的東西。
晚飯後，媽媽和父親小聲商量著什麼事。
「听說要挨家挨戶地把東西都拉到村上去？」
「看樣子，大概有那個意思。」
「那可咋辦？」
「把值錢的東西藏起來點兒吧。」
「有啥值錢的！」
父親把一個一米多高、鍍鋅板外表面噴的綠漆、平時裝糧食的鐵桶放到炕沿邊。媽媽把俄羅斯毛毯、緞子被、錫器等擺到鐵桶旁邊，父親忙著把東西往鐵桶中塞。
媽媽︰「先別忙著往里裝啊！裝滿了還能搬動了嗎。」
父親︰「是啊。還是先挖坑吧。」
父親在外屋北牆根兒、老楊家原來的蘿卜窖舊址開挖；這個地方土質疏松，大概用了兩個多小時，在地上挖出了一個大坑；地中間堆滿了黑土。
父親把鐵桶放到坑里，又把要埋藏的東西一件一件地塞到桶里。最後用一塊日本軍給戰馬披的防化學武器的膠皮斗篷包在桶口。大坑填滿土以後，姐姐和我上去踩了又踩；又撒上一層小灰，盡量不讓人看出有新挖的痕跡。
父親看了看地上堆積的土，對我說，「出去看看，有沒有什麼動靜？」
屋外滿天星斗，連一絲風都沒有，零下三十度的冷空氣像錐子一樣，一下子就扎到你的肉里。外面死一樣的寂靜；我仿佛听到了從地下傳來空空的刨地的聲音。回到屋里，我捂著耳朵、又哈哈手，「外面啥也沒有。我听著好像有挖坑的響動。」
父親︰「行了。拿土籃子裝土，把土倒到豬圈去。」
豬圈里沒有豬。我們把土倒完了之後，又弄些亂草鋪在土上面。後半夜，全家才上炕睡覺。
拉了三天，眼看著就要到魏皮匠家了。村公所門前大道上堆滿了「斗爭果實」——東頭各家各戶可以拿走的東西。
早晨，飄起了小雪。今天，工作團和基干隊民兵沒有過來。十點多鐘，雪停了。人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打開自家的房門，東張西望。魏皮匠和老馬家吹棚的人來到電線桿子底下，看到的人們也大著膽子聚攏過來。
老田大叔︰「今天怎麼沒過來拉呀？」
「興許不拉了？」
「那敢情好了。」
「再拉就拉到老魏家了吧？」
「這就是‘斗爭’？」
「誰知道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一個問號接一個問號，心里惶惶不安……。
老曹家大小子、馮長友幾個同學從村公所那邊跑了回來。到了人群跟前，馮長友和老曹家大小子掩飾不住興奮的心情，同時對大家高喊，「停了！停了！不拉了！」
「怎麼回事？」
「听說東安來人了。不讓挨家挨戶地拉了。」
「就是嘛！這麼整，定階級成分還有什麼用！」
「是真的嗎？」
「不信，你們自己去問問。」
「讓組長去問問吧。老趙啊！你去一趟村公所打听打听唄。」
趙組長從來就少言寡語，他看看大家，沒有吱聲，向村公所走去。我們幾個孩子像尾巴似的，跟在他的身後。
村公所門前的大道上，西自老郭家肉鋪，東到福成油坊，幾百米的大街上，堆滿了從東頭那二十幾家拉來的東西。十幾個基干隊民兵，背著槍、抄著手、跺著腳，不停的走來走去；看樣子，凍得夠戧。
大人們進了村公所。我們幾個同學開始瀏覽堆在大街上的「斗爭果實」。
「這還能分清哪個是誰家的嗎？」
「看！豬肉半子。」
「還有豆包，餃子……」
靠近村公所門口的道旁，支著一口大鍋，鍋下是沒有燃燒干淨的劈材，鍋里有凝固的豆油。鍋旁邊的桌子上放了幾塊凍豬肉，盆子里有沒有吃完、油炸過的餃子……。
一個基干隊民兵晃晃蕩蕩走了過來，沖我們幾個人大聲嚷嚷，「看什麼看！離‘斗爭果實’遠點兒！都給我滾回家去！」
第二天一早，東頭被分了的二十幾戶人家，接到通知，到村公所去領自己家的東西。他們冒著嚴寒，車拉、人推，背的背、扛的扛，哩哩啦啦整整倒騰了一頭晌。
幾天後。老田大叔笑著問父親，「那天晚上往地下藏東西了吧！」
「你咋知道的？」
「你尋思就你們一家呀？」
「其實，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那也舍不得讓人家給分了。」
「東頭的東西有沒有丟的？」
「听說過年的嚼裹兒（方言，吃的東西），有的讓站崗的民兵都給‘顧食’了（八一五時期的語言，意思是吃了）。」
（七）
糾正了挨家挨戶平分家產的錯誤做法之後，開始對地主、富農進行斗爭。區委書記被調到東安聯中當校長去了。
下午。假陰天。土改工作團的領導讓兒童團跟著基干隊民兵與農會的人去斗爭南街的一個煎餅鋪。
民兵和農會的人從煎餅鋪里往外搬東西、裝車。兒童團拿著紅纓槍在煎餅鋪前屋後院躥來躥去。一個抱著木箱的民兵沖我們罵道，「小孩崽子！絆手絆腳的，一邊呆著去！」
我們的兒童團長不服，頂了一句，「管得著嗎！土改工作團讓我們來的，你敢反對呀？」
「行！行！你們是小祖宗。」
後院有一個同學大聲呼喊，「快來呀！磨盤底下有一個木桶！太沉了，我搬不動。快來看看！」大家把那個木桶拽了出來，它是一個木制小清醬桶，桶上印著「萬」字商標。打開桶蓋一看︰里面滿滿的一桶偽滿的硬幣。
兒童團長興奮的向工作團的一個干部報告，「同志！這里有一桶鋼！」
工作團過來兩個人，一個人一腳把木桶踹倒，一桶硬幣嘩的一下，散了一地。另一個人用手在硬幣里扒拉扒拉，未見其它東西。工作團的兩個人相互看看，一個人說，「全是鋼，不值錢，給他們拿去玩兒吧？」
另一個人︰「行！大團長！給你們大伙分了吧！」
听到工作團把鋼給我們了，大家扔掉紅纓槍，趴在地上一把一把地往自己的衣兜、褲兜裝硬幣。
工作團的一個干部對農會會長說，「讓這幫孩子滾蛋得了？」
會長︰「行！兒童團！听著！把錢裝滿了，就都滾回去吧！」
兒童團團長︰「罵誰呢！讓走就走，滾什麼滾？團員們！把紅纓槍扔車上去。撤！」
我們興高采烈地離開煎餅鋪，跑到區政府院里玩起來「打錢摞」游戲。（「打錢摞」游戲︰這是一種鍛煉投擲準確程度的運動。在游戲場地上擺一塊磚頭，參加游戲的人把事先約定的硬幣數量摞到磚頭上；在距離磚頭五米左右遠（可遠可近）的地方，劃一條直線。開始時，參加游戲的人站在磚頭的後面，把擊打硬幣的坨子擲向直線，誰的坨子距離直線最近，誰就有擊打硬幣的優先權；誰把磚頭上的硬幣打到磚頭下邊，硬幣就屬于誰。）
直到太陽落山，我們才回家。我兜里的硬幣所剩無幾。
（八）
貧雇農開始分享「斗爭果實」了。
趙大爺是新選的組長。他讓馮長友、老曹家大小子幾個人挨家挨戶地通︰吃完晚飯一家派一個人到組長家開會，分從地主、富農家「斗爭」來的「勝利果實」。
媽媽問父親︰「去不去？」
「不去能行嗎？」
「誰去？」
「反正我是不去。」
「你去吧！」媽媽看看我，然後說。
開會人多、熱鬧，我當然願意去。
土改時，趙組長家分到了臨街的三間房子。從我家出來，拐過老楊家碾房就是他家的後院。我從後院到了他家後門，門一開，一股抽煙的臭氣撲面而來，嗆得我咳嗽不止。屋里南北炕上坐滿了人，在抽煙的煙霧籠罩中，看不清炕上人的面目；本來就不太亮的四十度燈泡，在彌漫的煙霧中，更是暗淡無光。南炕炕中間有一個裝著黃煙的大煙笸籮，炕上的人，用舊雜志、破報紙卷著黃煙，一口一口地吐著混濁的煙霧。炕稍一個老頭偎縮在炕犄角，半蹲半坐，齁齁地咳嗽不止。北炕坐的都是半大小子，也都學著南炕大人的樣子，嘴里叼著卷的煙卷。我在炕沿上找了一個空地兒、挨著同學趙福坐了下去。我讓煙嗆得連連打了幾個噴嚏，淌出了眼淚。
土改工作團的干部、農會的人和趙組長在外屋分劈從村公所送來的「斗爭果實」。外屋地下，從南至北一堆一堆的分開擺放著要分的東西。每一堆東西好壞、多少都是不一樣的，最好的在南頭。
分東西開始。
趙組長喊道︰「張尥蹶子！你是頭一號，過來拿東西！」
張尥蹶子靠著窗戶睡著了。附近的人推了幾下，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急急忙忙下地，趿拉著破烏拉頭子，走到外屋。
趙組長手指最南頭的一堆東西說，「尥蹶子！這堆兒是最好的，拿走吧！」
張尥蹶子看了看，沒吱聲。他站到第四堆（一床狗皮褥子、一件日本軍用大衣和其它東西）跟前，說，「我不要最好的，就要這一堆。行不？」
趙組長看看工作團和農會的干部，工作團的一個人說，「行吧。」
張尥蹶子樂樂呵呵地抱走了那堆東西。
趙組長喊著到場的每戶戶主的名字；炕上的人越來越少了。拿著分到手的東西的人一個一個地走出房門；一股股冷氣間斷地沖進屋里。炕上還剩下三個人了，趙組長喊到了父親的名字。我到了外屋，拿起趙組長指著的一堆東西，從後門跑回家。
我把分得的東西往炕上一扔，表示完成了領取「斗爭果實」的任務。女乃女乃從北炕過來，扒拉著看炕上的東西︰一個褥面、一個繡花枕套，還有一件沒有紐扣、沒有衣領、湛藍色緞子面的女人上衣。
「怎麼什麼都給分了！裝老衣裳你也往家拿！」女乃女乃拎起那件藍色上衣，生氣地說，女乃女乃看著我。
「那是人家工作團給分好的，也不是我自己挑的。誰知道什麼是裝老衣裳？」我覺得有些冤，說道。
女乃女乃︰「這是給死人穿的！」
媽媽︰「把那件衣裳偷著扔了吧。」
我問︰「這就扔？」
女乃女乃︰「扔！我瞅著它膈應人。跟你爹一塊去扔了它，趁著天黑沒有人看見。」
我拿著那件衣裳，父親跟在後面。錛兒嘍也一起竄出門外，向院外跑去。
到了圍子邊上的小橋上，我問父親，「扔橋底下吧？」
「行！」
我把衣裳卷巴卷巴扔到橋下，和父親一起回了家。
早晨，老楊家二嫂手里拿著喂豬的水舀子，站在我家門口對媽媽說，「大嬸！你看你們家錛兒嘍嘴里叼的什麼東西？」
「出來！看你那個死狗叼的什麼東西！」媽媽一看是昨天扔的那件衣裳，急忙喊我，同時對我使眼神，我一看，便明白了。
「這個小死狗！什麼你都敢往回叼！我打死你。去！給我送回去！」說著我用腳踢了它一下，我連踢帶打又吆喝，把錛兒嘍攆到圍子邊小橋底下，扔了那件衣裳。
「有人看見沒有？」回到家，媽媽問。
答︰「沒有。」
（九）
楊木崗傳來噩耗。在土改斗爭中，楊木崗村村長我的三爺被處死了。外祖父全家「淨身出戶」，被攆到屯子邊上的一個破馬架子里，難以安身。外祖父命大，斗爭中被打昏死幾回，都緩了過來。在這場「斗爭」中，父親、媽媽兩個親戚體系中，像我們家沒有被清算、被斗爭的屈指可數，鳳毛麟角。
噩耗傳來，媽媽偷偷地哭了幾場。雖然在人們面前看不出她的哭痕，但是悲哀的心情還是無法掩飾地表露在舉止行為之中。
盡管在黑台我們家定成分是「貧農」，在親屬絕大多數都是斗爭對象的形勢下，萬一有個株連，凶吉未卜；全家人籠罩在惶惶不可終日的陰影之中。
（十）
配合土改和參軍支前，學校排練演出節目。演劇，可以說我是「老手」了。在小學畢業之前，學校的每一次演出，我都沒有落下過。女乃女乃說︰這小子屬穆桂英的，陣陣都少不了你！
這一次土改期間的演出，是解放後學校的第一次演出。學校前面的大操場北側，區政府用木桿、木板、席子搭了一個大舞台。把從地主、富農家「斗爭」得來的幔帳掛了起來，前後台用幔帳隔開、挑選兩個大一點的幔帳做幕布。
下午，漫天飄起雪花，天氣不算太冷。區中隊基干民兵和我們學校的學生列隊站在舞台前面，各村屯的貧下中農比較散亂地站在會場的中間。
政府的一個干部在舞台上喊道，「都準備好了嗎！就要開演了。」
馬老師在後台管理我們這些演員；林老師已經坐到風琴後面，不斷地摁動琴鍵；姜老師站在琴旁，把小提琴夾在下巴頦和肩膀之間，憑借風琴的聲音調整琴弦。林老師的風琴、姜老師的小提琴是我們學校演出的基本樂器；配套的是鑼、鼓、 之類的打擊樂器。
開演之前，區政府干部講話。大意是黨領導農民翻身鬧革命，分了地主富農的土地是土地還家……。翻了身的農民要參軍保衛勝利果實……。區政府的另外一個干部在台上帶領基干隊民兵和學校的學生呼口號。
我參加出演的節目是壓軸戲小歌劇。反映一個貧農家庭分到了土地、分得了斗爭果實，翻身做主人的故事。我扮演一個孩子。我的唱詞大意是︰今天發地照，高高興興往家跑，吃頓白面餃，……。演出結束後，天已經快黑了。
回到家，正趕上媽媽包餃子，我高興地問︰「你們是不是听見我演劇唱的歌詞了？」
「你唱的什麼詞？」
「今天發地照，……吃頓白面餃……」
女乃女乃︰「正好，我沒看見，你給我唱一個。」
我在屋里邊唱邊扭，把女乃女乃逗得笑個不停。
土改時，我家五口人，分了兩公頃半（日本開拓團侵佔的）耕地。沒有分到房子。
20070622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