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行車與手表
我在什司縣插隊落戶買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車，回到市里，就被原統計局在60年大歸口從手管局歸過來、又歸回去的孫正理相中了。從什司縣回來，在水果公司搞運動的時候，他就三番五次的跑來，非要我把自行車讓給他。那個時侯，自行車是我從市里回什司縣的重要交通工具，他也不好意思硬是拿走。他听說我的工作被安排到財政局，立即找我，死乞白賴，硬是把自行車騎走了。他的理由也算符合時代潮流︰財政局有公家自行車，就沒有必要騎自己的自行車了。
騎了兩年的自行車讓人騎走了，倒是留下了些微記憶。
剛剛買了自行車回舊堡m家的時候，人見人愛，m的弟弟弄來電工用的藍色膠帶，纏繞到自行車車架上，以保護車架鋼管漆面不受創傷。
騎著新車從大台溝去糧站的凸凹不平的鄉道上，在我越過兩個解放軍小戰士的時候，听到他們一個戰士說︰「唉，真奇怪？他騎的自行車從身後過來，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呀！」這是我听到的對我的自行車最為得意的贊賞的語言。
我調回市里之後，每一次騎車回家，一路上，在村頭或路口都要遇上小學生「劫道」，讓你下車，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我常常是順口說道，「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結果，通不過。小將們非讓你背一段字數多一點的語錄，才能夠放行。
從市里到什司縣是砂石路，經常走自行車的道路兩側「自行車專用道」基本上是平整的，從沒有顛簸的感覺。走完這段路，大體兩個小時左右，回市里下坡，時間短一點，去什司縣上坡，時間長一點。除了冬季，騎自行車行走在山巒起伏的綠色世界，心曠神怡，別有情趣。當然，也有難為情的狀況出現。一次，我騎車馱著老大從舊堡姥姥家回什司縣，爬廟宇嶺的時候，體力不支，只好推著車走。過了嶺，我再次上車的時候，手扶車把不穩，左搖右晃，自行車倒地，把坐在自行車大梁上的老大壓到車架之下，小腿受到車架撞擊，疼痛難忍，哭啼流淚不止。
財政局的倉庫之中的自行車，凡是能夠騎走的，已經沒有了。泉恆幫助我在剩下的、必須大修的破自行車堆里找出一台腳剎車28自行車，車架是德國產的薄壁鋼管，車架的頭管有裂紋（如果沒有裂紋，是剩不下的）。求人把車架送到區里一個街道工廠跑了銅焊；在局里幾個自行車「行家」幫助下，七湊八拼，一台可以騎走的自行車誕生了。回統計局的時候，我把它帶到統計局。70年代末機關自行車私有化的時候，作價7元錢，歸為己有。
80年代初，鞍山生產梅花牌自行車，我買了一台26腳剎車（腳閘是台灣產）自行車，放在家里樓下，丟了。之後，我又買了一台同樣的自行車。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自行車騎行率較低，給了m的弟弟。一年後，也丟了。有人分析，我的自行車之所以屢屢丟失，主要是緣于那個台灣產（性能優異）的車閘。
從什司縣回來，我一直沒有佩戴手表。財政局從人委大樓搬到建行這邊不久，市里手表票，局里攤上一張。局辦公室把手表票給了我這個全局唯一沒有戴表的人。這是一塊瑞士名表——梅花牌。價格100多元，正好，孫正理給我的自行車錢，用于買表了。
得到手表票的第一個星期天郭慶陪著我逛了指定出售憑票手表的青年街百貨商店和鐵西聯營。這兩個商店的梅花表都是比女表大一些、比男表小一些的中型手表，我們沒有相中。問了百貨公司，告知還有對爐山百貨商店也有梅花表出售。
我和郭慶到了對爐山百貨商店，來到手表櫃台，果然有梅花牌男表。郭慶對賣表的營業員說，「我們在青年街商店和鐵西聯營看到的都是小梅花牌手表。你們的大表，我們能不能買？」
營業員︰「有手表票嗎？」
「有。」我順手從衣兜掏出手表票。
營業員︰「行。」
郭慶︰「拿出來，我們挑一個。」
營業員︰「不用挑。現在櫃台里擺放的表，都沒有上弦。拿起來，立即走字，那就是好表。信不信？」
我︰「信。」
營業員︰「你們看看那塊表相中了，我拿起來，走字了，就是好表。」
我隨便指了一塊表，營業員輕輕地拿了起來，讓我們看。果真，手表的秒針開始走動。于是開了票，到交款處交了錢。同時買了表帶。營業員把手表給上了弦，我把手表放到耳朵上听了听，幾乎听不到什麼聲音。營業員說了一句，「回家找一個沒人的地方去听。好表，走起來，听不到聲音。」
買表沒過三天，局辦公室管專案的同志把我找去。說是對爐商店來我局調查買手表走後門的事情。
「手表票是局里給的，買手表是郭慶和我一起去的。在手表櫃台交了票，在收款處給了錢。怎麼叫走後門？」我對來外調的兩個同志簡單說明了情況。
「我和他一塊去的你們商店。你們的買表櫃台的那個女同志服務態度很好。還有兩個女店員也在場，交手表票，開交款單，她們都看得清清楚楚。（提高了話音）怎麼就走後門了！」郭慶听說對爐商店來調查買手表走後門，也跟了過來。郭慶嗓門大，生氣的時候，說話有些嚇人。
辦公室的同志︰「怎麼樣？情況就是這樣。還有什麼要問的？」
兩個人相互看了看，一聲沒吱。
後來听說，手表櫃台那個女同志是組長。不知道得罪了誰，向百貨公司寫了檢舉信。其實，那一天他們商店只賣了一塊梅花表，手表票、手表、交款額很容易核對。
（五）參與行使財權
木材公司要增加一台龍門吊，請求財政局批準。
星期一，一上班，劉局長就來到我們科，對趙翹說，「上木材公司，安排那幾位同志去？」
劉信眾局長是插隊落戶之前原郵電局局長，在革命大聯合、三結合的時候已經結合到郵電局革委會領導班子。由于她的愛人、我們統計局的財貿科遲玉環科長在千山學習班被揪斗，連累他全家插隊落戶到蓋縣。不久前，從農村被抽調回來。
趙翹決定讓我、楊厚生和郭慶一起和劉局長去木材公司。我們四個人騎上自行車，直奔地處鐵西的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的領導同志向我們匯報了新增加一台龍門吊在抓革命促生產中的必要性，所需資金金額，龍門吊的供貨來源，資金的來源等等。然後，領著我們查看了木材存放場地現有的吊車的狀況和作業情況，以進一步讓我們了解增添吊車的緊迫性。
購置龍門吊屬于新增固定資產，應該列入基建或更新改造計劃。依據當時計劃和財務制度，沒有列入計委的計劃，可以由財政局批準動用企業的折舊資金或大修理資金購買。在財務制度上有哪些規定，我們四個人當中，只有楊厚生掌握的比較具體，能夠說出個子午卯酉。我所關心的是購置起重機的必要性，至于花什麼錢，花多少錢（財政局該管的事），缺乏專業素養，關注的較差。我觀察劉局長和我的狀況差不多，對于花錢算賬這類事情缺乏興趣。這大概就是沒當過家，不知柴米貴。
從木材場回來，我們又到了木材公司的鋸木車間，由車間主任陪同查看設備運轉情況。
已經是中午了。公司辦公室的一個女同志過來，對領著我們查看的車間主任說，「中午請財政局的同志在咱們公司吃午飯。」
車間主任︰「到哪里去吃？」
女同志︰「先在車間等一等。」
「好。你們幾位在這呆一會。我去處理一下工作。」車間主任說完，走了。
車間的工人午休。有些人拿出飯盒，有些人去食堂，吃飯。
過了一會，兩個食堂打扮的女同志送來一盆大米飯，兩大盤菜，四個飯碗、四雙筷子，放到剛剛鋸出的木板上，看看我們，沒有說什麼，笑呵呵的走了。
「來吧！搬幾塊能坐的木頭，坐下來，吃飯。」劉局長看著冒著熱氣的飯菜，對我們說。
端起飯碗，相互謙讓一番，開吃。楊厚生端起飯碗貼上嘴唇，筷子插到碗里，往嘴里一扒拉，半碗飯進去了；我見劉局長一雙近視眼透過眼鏡驚愕的注視著楊厚生的吃相，咧嘴笑了。再看楊厚生，筷子在碗里動一動，飯碗里的飯，光了。
「拿來，我給你再盛一碗。」我笑著對著楊厚生，伸手要碗。
楊厚生︰「盆端過來，我自己盛。」
又扒拉一口飯，楊厚生的筷子伸向炒雞蛋的盤子，（另一盤菜是炒蒜毫）。他的筷子在雞蛋餅上劃拉一下，切割下來一大塊金黃色、油汪汪的雞蛋，接著把雞蛋牢牢的夾在兩根筷子之間，舉到鼻子下面，一口吞下，再看盤子，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盤底光溜溜的顯露出來。
「動筷！來！吃！」楊厚生嚼著雞蛋，看著我們三個人，笑著說。
這頓飯，我們每一個人留下了四兩糧票，兩毛錢；這是當時下企業吃飯的規矩。
在機關食堂吃晚飯的時候，郭慶對我說，「我就夠能吃的了。沒想到，老楊比我還厲害。」
我︰「那當然，要不哪來的那麼硬實的好身板！」
第二天我們向局里匯報了木材公司添置龍門吊的情況。在討論中，趙翹和楊厚生注重的是購置費用走那個科目，花多少錢，怎麼下賬；劉局長和我注重的是必要性和對生產的影響。
大概過了半個多月，趙翹科長從局長室回來，告訴我們，木材公司購買龍門吊批了。
給五七大軍蓋住宅
五七大軍大批回城，住的矛盾日益突出。給五七大軍蓋房子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一天，郭慶對我說，「勝利賓館東邊給你們蓋房子了。」
我︰「終于盼到這一天了。」
郭慶︰「高興個啥！听說是給五七大軍局處級以上蓋的。輪不到你們這些普通一兵。」
我︰「先官後兵。早晚能夠輪上。」
不知道為什麼，明明知道那里蓋的房子沒有自己的份，還是隔三差五跑過去看看樓房蓋到什麼程度了。大樓蓋成之後，趙翹（市里給他丈夫的）、劉信眾局長都住了進去。
1973年初春，一天，郭慶看著我笑，隔一會說道，「好消息！這回真的輪到你們五七大軍普通戰士有房子住了。咱們局要給你們從農村回來的五七大軍蓋房子了。」
我︰「真的？听誰說的？」
郭慶︰「局辦公室泉恆說的。批都下來了。地址都選好了。」
我︰「在哪里？」
郭慶︰「烈士山摩電道東、鋼院北牆外、衛校西牆外。」
這棟住宅是財政局、勞動局、物資局三家聯合籌建的。按現代的說法，那叫強強聯合！很顯然，這三家在一起有出錢的、有出物的，有出工的，具有極大的優勢。
1974年國慶節，我們全家結束了住辦公室的生活，搬到了「人財物」宿舍樓。這是一個4層磚混結構住宅。一共有4個單元，共64戶。財政局佔了兩個單元，勞動局和物資局各一個單元。每一個單元為4種戶型，較大的約60多平方米，最小的不足30平方米。廚房、廁所很小，有煤氣、上下水齊全，有暖氣，對于下鄉前居住條件較差，四、五年沒有正常棲身之處的我們來說，還是心滿意足。
我住在二樓，屬于第三類戶型，比最小的戶型大一點。大家把這種戶型稱為「串屋」。房門開在外走廊，進房門，有一個小走廊，與房門相對的一側是廁所、廚房，左走是臥室。在臥室靠近門三分之一處砌了一道間壁牆，把一間屋間壁成兩個屋，形成套間，大家把一字排開︰廁所、廚房、套間這種結構稱謂「串屋」。為了使小屋有點光亮，在間壁牆上開了一扇窗戶。
住進新房之前，我做了一件很歉疚、很慚愧的事情。現在回憶起來，還是很不好意思。
財政局分房領導小組公布了分配方案之後，立即引起局內很多同志不滿；我也心存芥蒂，自然也站到不滿意的行列之中。我的意見主要是，給五七大軍蓋房，也就是說打著給五七大軍蓋房的旗號，在分配房屋的時候，五七大軍並不是給房的優先對象，從中受益的倒是那些沒有鄉下的造反派同志。本來鄉下的（多數人）和留城的那些人就是革中對立的兩派。分配方案公布之後，不免又勾起了已經淡漠了的派性。
革的流毒之一，就是寫大字報。在局里分配房屋方案公布的當天下午，有幾個人策劃給局里貼大字報。不知道是誰，建議由我擔當這項任務。他們找到我的時候，我未加思索，當仁不讓，很快起草了反映不滿意同志們意見的大字報草稿；且親手書寫了大字報。然後是大家簽名，我毫不客氣的把自己的名字寫到了第一個。
很顯然，自己把自己擺到了反對分房方案的「罪魁禍」的位置。大字報張貼出去之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局里真的有如開鍋了一番，樓上樓下議論紛紛。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對分房方案，這是可以理解的。對大字報提出反對意見的、詆毀簽名人的也開始說三道四。在這種形勢之下，有的已經在大字報上簽名的同志開始退縮。原稅務局年齡較大的一位同志跑來找我，聲稱大字報他不簽字了。我覺得很可笑，說了一句，「不簽字了？找我干什麼！你的名字也不是我給你寫上去的。自己摳下去不就得了。」于是，大字報上出現了一個窟窿。
三天後，分房領導小組頭目財政局革委會副主任原稅務局的一位領導，找我談話。此人橫眉豎目，一臉凶相。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倒是爽快，開門見山，氣哼哼的問道，「你想要哪套房子？」
「給哪套就要哪套。」我也以同樣的口氣回答。
他︰「啊！那麼，你想要干什麼？」
我︰「什麼也不干。就是對你們分房不公正有意見。」
他︰「我問你，具體一點，你個人到底想要那套房子？」
我︰「我個人沒有要求想要那套房子！」
「行了！算了！」他舉起左手，手背朝上，擺動幾下，示意讓我出去。
貼大字報的目的，從內心講，是想要一個比第三類戶型的房子更大一點的房子。那是分房領導小組接受了大字報的意見，重新調整分配方案，才有可能實現的。今天，領導小組的頭目的態度表現，很明顯，根本沒有接受大字報意見的意思。如果給我個人調整了房子，我成了什麼東西！
動手寫大字報現在檢討起來，是一個缺憾；沒有要求調整個人的住房，倒還是給我的心里有些寬慰。
當自己改換了角色，回頭去看那次財政局分房，倒是挑不出有什麼原則性毛病。確實，時間可以改變一切。
（八）偏執狂李行亮
工業財務科有一個李行亮。在分房大字報風波之前，李行亮在走廊上貼出了三、四張紙之多的大字報。矛頭直指財政局革委會一把手張柯南。大字報的內容是張柯南對他進行百般「迫害」；還有對張柯南的謾罵的語言。第一批大字報，被局辦公室的政工人員撤掉之後，又連續寫了幾批。迫害的內容不斷增加，迫害的手段愈離奇。諸如他說張柯南派人監視他，在他家院子的晾衣繩上拉上看不見的細電線，安插人貓（方言，暗藏）在他家棚頂上（他家沒有搬進財政局給五七大軍蓋的新房之前住在立山區簡易住宅，糊的紙棚），監視他夜間的行動，在他家里安裝竊听器等等。結尾段落罵人的幾行字，越寫越小。
李行亮平時的一切言語行為都很正常，工作按部就班，對待周圍同志客客氣氣，沒有生過口角爭吵之類的事情。唯獨對一把手抱有成見。一次，張柯南在全局大會上說，「人是屬貓狗子的，你不打它，它就不往前走。」他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李行亮常常把這句話作為攻擊張柯南的口實；說張柯南對下蔑視革命群眾，對上抹黑偉大領袖毛主席。
李行亮的大字報惹惱了張柯南。于是下令把李行亮送到精神病院。對此，劉信眾堅決反對。反對的理由是，李行亮的表現屬于偏執狂性質的精神病表現；不像其他精神病患者那樣完全失去理智，不會危害他人；且沒有達到瘋狂的程度，沒必要送進精神病院。但是，局革委會的多數領導人，都是沒有插隊落戶的、革委會成立之時的革命派，自然不會和劉信眾站到同一個立場上。少數服從多數，局里還是決定把李行亮送進精神病院。
李行亮是工業科的干部，送醫院的差事理所當然的要由工業科的同志們去踐行了。工業科在送李行亮去醫院也是兩派意見，不說讀者也會明白，支持劉信眾的是新近回到局里的原財政局和稅務局同志們，他們在李行亮送醫院的過程中，采取了消極態度，成了旁觀者。
醫院開來救護車那天，李行亮並沒有老老實實地乖乖就範，采取了敵對態度，平時溫爾的他，一反常態，擺出造反派「攻武衛」的架勢。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有同樣造反經歷的幾個人，前後夾攻、左堵右截，經過一番搏斗，終于把李行亮撲倒在地，連抬帶拽，把他按壓到車里。那幾個人從醫院回來的時候，我現，他們幾個的身上都多多少少帶有毆斗的痕跡。
幾天後，劉信眾等人幾次到醫院做工作，把李行亮從精神病院接回來了。上班那天早晨，他穿著整齊，分頭梳得格外伏貼平整，油光水滑。不管見到了誰，都會客客氣氣地握手，說一句︰你好！當然，抓他上救護車那幾位曾經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們，他給的只能是白眼。
劉信眾的愛人遲玉環和孩子們從農村回來之後，全家住在食堂院里的一個較小的房間里。由于有遲玉環的關系，我們之間自然走動得頻繁一些。他們全家回來的第一個春節三十晚上，我和豐岷、小郭都跑到他們的住處，一起吃了年夜飯。年夜飯吃的是燒麥。燒麥皮是食堂小老顧（市里有名的做燒麥專家，交際處來外賓，做燒麥要請他過去）給 的，燒麥餡是小老顧給和的。足足夠他們吃上四頓、五頓的。我們之間關系較好，不僅僅是共同走了五七道路，在看問題的觀點上，工作態度上，常常是不謀而合。
張柯南是革中部隊轉業的師級干部，我們之間很少接觸，除了開大會听听他的講話，工作上隔著科長，沒有任何聯系。他住在市立醫院北側市里專門給部隊轉業干部新蓋的樓里。娶了一個年輕的四川籍媳婦，生了一個胖女圭女圭；下班後，張柯南喜歡抱著孩子在市立醫院附近的大道上遛彎。遇上多嘴多舌的半大老太太常常會問道，「是孫子還是孫女？多精神！多水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