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周易》一直享有群徑之首，文藝之原的美譽，其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1、《周易》對治亂興衰規律的研究最能啟發人們的政治智慧，幫助人們撥各亂反正
「撥亂反正」一詞最早見天《公羊傳》，《公羊傳》雲︰「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春秋》為漢時顯學，人們從中可以尋找到撥亂反正的智慧。司馬遷十分推崇《春秋》，他在《史記》中說︰「《春秋》者，就義之大宗也。」「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在盛贊《春秋》的同時，司馬遷將《春秋》與《周易》作了一番比較，認為《春秋》與《周易》在撥亂反正方面有著不同的功效。司馬遷說︰「《春秋》推見主隱，《易》本隱之以顯。」也就是說，《春秋》是通過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例來表明其中所隱含的道理，而《周易》則是根據抽象普遍的哲學原理來揭示具體的規律。在司馬遷看來，《周易》的哲學思維水平更高，對于撥亂反正的指導性更強，給人政治智慧的啟發性更大。
魏晉時期，阮籍也十分推崇《周易》，他認為《周易》的變化之道是撥亂反正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阮籍將六藝進行了比較，認為六藝之文，《樂》偏于仁，《詩》偏于義，《禮》偏于禮，《書》偏于知，《春秋》偏于信。「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始終也。」
唐代，孔穎達時《周易》六十四卦所代表之「時」作了研究，歸納出四種類型。孔穎達說︰「然時還雖多，大體不出四種者。一者治時，頤養之世是也。二者亂時，大過之世是也。三者離散之時，解緩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時，革變之世也。」孔穎達時時還進行研究，目的是為了掌握治亂興表的規律，用以指導實際的政治決策，以減少錯誤，獲得最大利益。
宋代，楊萬里在《誠齋易傳席》中指出了他時《周易》的根本理解。楊萬里認為，《周易》不公講變，而且講「通變」。「變」，客觀事物的變化；「通變」，人們主觀上的應變之方。客觀事物的變化，有治有亂，有得有失，並不盡如人意。因此，聖人感謝到憂慮，致力于研究使現實符合理想的通變之道。這種通變之道能啟發人的智慧，指導人的決策。楊萬里又進一步強調了《周易》撥亂反正的作用，突出了《周易》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他說︰「得其道者，雖可哲，慝可淑，青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各，猶反手也。」
總之，《周易》關于治亂興表的論述，在不同時代都受到人們的關注，這也充分說明，《同易》對治亂興表規律的研究，的確能啟發人們的政治智慧，幫助人們撥亂反正。
2、《周易》對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看法影響深運
概括而言，《周易》對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看法，屬于民本思想的範疇，對儒家、道家以及統治階層影響深遠。
《周易•系辭》指出，《周易》能「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意思是說，《周易》對自然規律有著深刻的了解，對民眾的憂患安樂有著切身的體察。
《周易》樹立了一個評價政治得失的標準——「吉凶與同患」。即政治的得失取決于，君主是否以民眾的吉凶為吉凶、以民眾的憂患為憂患。
至于君臣關系，同樣是相互依存的，盡管上下有別，君尊臣卑，但仍要剛柔相濟、陰陽協調，組成一個和諧統一的政治統一體。
凡是加強君民、君臣的依存關系使二者達到和諧統一的政治，就是成功的政治，反之，凡是破壞這種依存關系，使二者形成對抗局面的政治，就會不保而國不安，是失敗的政治。由于這種依存關系是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基礎，從根本上決定政治的得失，所以君主和臣民者應該以大局為重，根據一體化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使這種關系不被破壞，物別是處于權力結構頂端的君主更應該如此一些。
如《乾卦》︰「亢龍有悔。」《文言傳》認為這是君主破壞了依存關系的一種錯誤行為，嚴厲遣責說︰「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亡，知得而不知喪。」「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為了糾正「亢龍有悔」所造成的偏差，《易傳》主張君主應該奉行謙卑的美德，以加強君主對于臣民的依存關系。《謙卦•彖傳》雲︰「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序卦傳》雲︰「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為有大而不自居之義。君主雖擁有廣土眾民，掌握最大的權力，但唯有自處謙卑，甘居人下，才能爭取到臣民的支持和輔助，事事亨通，保持其尊貴光榮不可逾越的地位。
《易傳》把這種謙卑的美德貫徹到治民之道中，提出了一系列閃耀著民本思想光輝的具體措施。
其一，《易傳》強調君主應該關心人民的生活，推行「損上益下」的惠民政策，建立「不傷財，不害民」的制度，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衷心悅服。《易傳》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其二，《易傳》認為，為了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應該用倫理教化的方法，而不可用武力強制的手段。《易傳》雲︰「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其三，《易傳》認為，居于尊位的君主只有以發于至誠的信任才能廣系天下之心，因為誠信是國家團結的紐帶、社會凝聚的動力。如果君民關系建立在彼此信賴的基礎之上，君主以至誠之心對待人民，人民也會以至誠之心對待君主，至誠相感，上下交孚，于是君主就可以受到人民的衷心愛戴，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動而無違，得志于天下。《易傳》雲︰「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兌，悅也。剛中而柔外，悅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勸矣哉。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大亨貞元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總之，我們可以說，民本思想最早來源于《周易》，是《周易》對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根本看法，其影響深遠，效用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