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ap;lt;红岩ap;gt;
我们小组这几天都在看林媛借给我们的那本电影小人书ap;lt;红岩ap;gt;，当然小组里的话题也是关于ap;lt;红岩ap;gt;的。谈到浦志高叛变时，我们几个又感慨陈词起来。我和德明急于向他们表白：如果我们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死也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丽华认为我们是逞能、瞎吹，用不了人家动手，只要让我们看看老虎凳、火烙铁就能让我们开口。
“那你呢？”德明鼓足了勇气。“如我有枪，就留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要么藏点毒药在身上自杀，决不当活口，免得活受最。”
“好死不如赖活。”“做叛徒还不如死。”
这时，大家看着晓萍，德明就像一个要给人动刑的凶手，把两只袖子往上一拉，小眼睛一瞪，一付凶相：“晓萍，你讲。到底招不招！”
“反正我受不了，我招得了，免得挨打。”晓萍实在是太可爱了。我们知道，晓萍从小到大就没有挨过打，再说她的胆子特别小而且特别天真。有一次她在私下里竟傻乎乎地问我们，都说旧社会是“暗无天日”那时没有太阳，老百姓怎么晒衣服啊？真是笑死我们了。
听她这么一说，德明便称她是我们的叛徒，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晓萍不服气，说死也不出卖别人，要招就招德明，让他也尝尝老虎凳、辣椒水的味道。我们听了是哈哈大笑，都说晓萍的办法好，德明气得脸白一阵红一阵。
我们几个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大铭和林媛他们来了。我们就叫林媛来评评，她看的书最多，见解最好，在这方面我们都佩服她。德明先开口：“林媛，你来讲讲，我们能不能经得住像‘白宫馆’和‘渣滓洞’的刑具？”
“那我可说不准，”林媛很认真地说，“因为我们不是处在那个年代，没有那种思想准备。”
“阿魏小叔，德明阿哥打起他们来手是很重的，可他们照样不喊痛，不求饶。”大铭说。
“那完全是两回事，”林媛说，“他们是亲人，打打**，手是重了点，但这只是惩罚他们。不会像敌人那样往死里打。”
“哎，要是我早出生二十年就好了，说不定我就成周云峰了。”德明又感慨起来。他生在和平时代确实有点可惜，他浑身是胆，好斗和不怕死的精神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反而给张妈添了很多麻烦。
“还周云峰呢。许云峰和江姐都是有文化的人，你有吗？”丽华又在挖苦德明。
“难道只有像许云锋、江姐那样的人才能经得住酷刑吗？我们就做不到？”晓萍问。
“那倒不一定，如果我们也处在那个白色恐怖年代，也有那样的信仰，我们也能做得到。”
“什么是信仰？”“简单地说就是你为什么活着。”
“难道只有许云峰和江姐那样的人才有不怕死的？”
“当然不，我们看的小人书里都有这样的英雄，像三国的关云长、宋朝的岳飞和梁山好汉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就连过去的那些土匪、山大王，不少也是敢上刀山，下油锅的种。”
大家都觉得林媛说得有道理。在我们看来，她是通今博古，无所不知了。这时，丽华走到林媛跟面，模了模她的头，笑着对我们说：“这孩子，真聪明。”说得我们都笑了起来。
挣零用钱
礼拜天一大早弄堂里就传来了修棕绷的吆喝声：“阿有坏额棕绷修伐，阿有坏额藤棚修伐？”阿婆要我把修棕绷的叫住，我们的棕绷早就该修了。
小时候我调皮，经常在床上翻跟头，竖晴蜓。棕绷又不是体操垫子哪里经起我的折腾，有的地方棕绳断了，凹了下去，坑坑洼洼，睡得骨头酸痛。阿婆早想就把它修一修，苦于我们住三楼，搬上搬下不方便。要是在家里修，乒乒乓乓敲起来二楼也吃不消。
那修棕绷的推着一辆脚踏车，后轮两旁挂着他的全部家当，修棕绷的工具和棕绳。那人跟我上了三楼，看好棕绷，和阿婆谈好价钱，他要阿婆找一个男人帮他把棕绷从晒台上吊下去。由于弄堂房子的楼梯狭窄，搬大件家具，一般都是从窗门和晒台上吊上吊下的。
阿婆下楼把我小叔叫了上来，他带了一根吊东西的粗麻绳。上海不少家庭都有这样用来吊家具的粗麻绳。
十分钟不到，棕绷就吊下去了。见有修棕绷的，马上就有孩子围了过来。反正有小贩进弄堂做生意，总有看热闹的，像什么箍桶的、补铁锅的等。特别箍桶的，他从脚盆和马桶上换下来不能用的铁箍，就成了孩子们滚铁圈的玩具。
那人把棕绷放在四个方凳上，先把床架子边上的木条橇了下来。木架子上的许多眼子就露了出来，眼子里全部塞满了木榫头，每个榫头都把几股棕绳牢牢地塞紧在眼子里。他先把木榫头从下面敲出来，将断了棕绳抽出，再把新棕绳用水里浸湿后，用一根很长的细钢丝一上一下地有规则地穿在棕绷里。新的棕绳全部绷好后，他把其它的榫头一只只敲出来，把棕绳绷紧后再敲进眼子里。有的榫头缩得太多，敲不紧，他就用木柴再做几个新的。这样一个小时多一点，棕绷就修好了，阿婆给了他一块五角。
棕绷刚刚吊上去，德明和大铭就来找我了。德明要我们陪他去太平桥看人家擦皮鞋，我对他讲，看人家擦皮鞋，真是吃饱饭没事做。德明告诉我，他和大铭下午要去看电影ap;lt;鸡毛信ap;gt;。我说我也去，但这和擦皮鞋有啥搭界。德明说他没钱，但他叔叔答应过他，擦两双皮鞋就给他一角零用钱。听他这么一说，我只好牺牲上午做作业的时间，跟他们去太平桥了。
太平桥的擦皮鞋摊，在我们这一带是相当有名的。一到礼拜天，生意非常好，一天擦到夜，顾客还要排队，还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的。摊头就摆在顺昌路、自忠路转弯角子上，紧挨太平桥点心摊。旁边有一个修锁和一个拗水落管子的摊头。
还有个老头摆了个测字摊，给人家排排八字，算算命，也替人代写书信。不过我们常见他一个人独自坐着晒太阳，闭目养神，生意不大好。大概现在识字的人多了，迷信的人少了。小时候我和德明生“大嘴巴”，除了看病吃药，阿婆还带我们俩到测字摊，请那老头看看。他带了付老光眼镜，先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们一眼。接着阴沉的目光从眼镜的上方向下探望，用他那眼角泛红的三角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们。他盯着我俩的大嘴巴看了一会儿，说我们太调皮，中了邪气。阿婆在一旁使劲地点头，叫我们乖一点。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大块墨，使劲地磨了起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砚台旁的那块墨。他用毛笔蘸了点墨汁，用笔杆在空中转了两小圈，嘴里唠唠叨叨。他先在我们腮帮上画了一个小点，然后在墙上也画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黑点。他在我们脸上加一圈，在墙上也加一圈，最后那圈像狗皮膏药一般大小。我问他为什么要画在墙壁上，他却说小孩不要多问。我一直弄不明白，他把狗皮膏药画在墙壁上和我们脸上的大嘴巴有什么关系。两天后我和德明又来这里画了一次狗皮膏药。说来也怪，三天后我们脸上的大嘴巴不见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生过大嘴巴。
那擦皮鞋的四张藤椅靠墙摆开。这四个人全是“翘脚”，面孔晒得乌黑。由于长年累月擦皮鞋，他们右手的食指和大母指都变了形。擦皮鞋时，客人坐在藤椅上，擦皮鞋的则坐在皮鞋箱上。
现在四张椅子上都有客人，有的在看报，有的在看擦皮鞋，有的则在闭目养神。这时一个客人坐下，他把一只脚搁在鞋箱的搁脚上，擦皮鞋的利索地将鞋带抽出，把鞋子月兑下，递上一只拖鞋，接着就是另一只。那客人抽出两支烟，一支往嘴里一叼，另一支递给了擦皮鞋的。擦皮鞋的谢了一声，随即把烟往耳朵上一夹。他给客人点上烟，再递上一张报纸。我看这个客人一定是老户头了。
擦皮鞋的把一只鞋撑塞进皮鞋里，先用一块布把鞋上的灰尘擦去，再用一只旧牙刷沾点水把鞋边刷干净。接下来就是上油，他用一小块布沾上点鞋油，均匀地涂抹在皮鞋上，一只好了再换一只，这样来回两次，但第二次的时间特别长。我看盒子里的鞋油并没有用掉多少。
擦皮鞋的开始用刷子刷，有了一点光头后再换一只。接着又上油，不过这次上得很快。他拿出另一只刷子，这次他刷得有节奏，力更大。只一会儿，皮鞋就亮堂起来。他让客人穿上鞋，用几块皮子插在鞋帮上，这样客人的袜子就不会被弄脏了。
他先用刷子再刷几下，随后拿出一块黑兮兮的长布条，在鞋面上使劲地来回拉了起来。前后左右几个来回后，他还拉出了花头，只见他右手往上一提，便迅速地往下压去，这布条就发出了像打响鞭一样“啪、啪”的声响。几响之后你再看那皮鞋，真是油光铮亮，在太阳底下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光。擦皮鞋的把鞋带穿好、系上。他告诉客人，这鞋子一个礼拜不用再擦油，就是碰到一点小雨也没关系。那人给了他一张小角票。
看好擦皮鞋的一整套过程后，我对德明讲，擦皮鞋的花头精不是老透的，是力气活。大铭说他有的是力气。
挣零用钱
午饭后，我们三个就到德明老家去替他挣零用钱了。他老家在金陵中路的一条弄堂里，就在大众剧场附近。其实德明是生在我们这里的。本来，德明爸妈和他阿爷、阿娘和叔叔住在一起，生了他大哥后，才搬到我们这里，三个人住二十平方在当时也不算小了。一搬到我们这里，德明二哥就生了出来。
张妈还想要个女孩，德明才有机会来到这个世上，张妈一看又是个男孩，大失所望。德明长得不怎么样，既不像他爸也不像他妈，而他大哥和二哥都长得都很好看，加上德明从小就调皮捣蛋，是个闯祸胚子，张妈一点都不喜欢他。张妈接着往下生，可老四阿五还是男孩。就这样，女儿没有生出来，他们的房子倒显得小了起来。
德明是广东人，至于广东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一路上，大铭忙着学德明家的广东话：“瞻瞻是叔叔，婆婆是阿娘。”
哎，我讲德明，我听你阿娘和你爸讲起广东话来就像外国话一样，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也只能听懂一点点。”德明虽是广东人，但他不会讲广东话。广东话在上海吃不开，不像其它方言，上海人多多少少能听懂一点。小时候我听不懂苏北话和安徽话，后来听多了，也就慢慢地懂了起来，但广东话，就是听不懂。
到了德明老家，大铭要德明先带我们去见长辈，先叫人，免得把刚学的广东话给忘了。德明只有一个叔叔，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现在是复旦大学教授。礼拜天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穿得很体面，今天却穿了一身旧衣服，忙着做家务，他婶婶在客厅里看报纸。看得出，这个婶婶并不喜欢德明。
他已在阿娘那里讨到了一角钱，他叔叔也给了他一角。德明要帮他擦皮鞋，他叔叔说，今天我们几个小朋友在，擦皮鞋就免了。我说今天我们是特地来擦皮鞋的。话还没说完，他婶婶就拿来了三双皮鞋。德明就噜哩八嗉起来：“讲好是两双的。”我拍了他一下，他才没说下去，德明就是这个德行。
三双皮鞋，正好一人一双。德明不愿意擦他婶婶的皮鞋，这双女皮鞋只好我擦。我们按照学到的手艺，干了起来。我们不知道省鞋油，像“三毛”一样，涂了擦，擦了又涂，只一会而的工夫，铁盒子里的一大半鞋油就用光了。这皮鞋倒是擦得很亮，特别是大铭擦的那双，更是亮堂。临走时，他叔叔见皮鞋擦得那么好，又拿出一角给德明，让他买点东西给我们吃。
我们匆匆赶到大众剧场。还好，下午场没满。买好票，我就催着德明用我们帮他挣来的一角钱买零食。他狠狠心，掏出钱买了五分一包他喜欢的糖冬瓜，另外五分买了一包我爱吃的伊拉克蜜枣。大铭也花五分买了一包五香豆，这是老诚隍庙女乃油五香豆，那豆壳外裹着些白盐粉，甜咪咪咸滋滋，咬劲十足。每样东西一分三，每人一份。看电影绝对是一种享受，加上美味的另食，这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过得很快活。星期一要交的作业只能放到晚饭后再做了。
挖蚯蚓
今天下午又是毛毛雨，弄得大家浑身上下不舒服，玩耍又要泡汤了。德明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让它下，等小组结束后到武胜路的绿化地去挖蚯蚓，顺便玩玩戳烂泥的游戏，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有玩戳烂泥了。
听说我们要去人民大道，丽华要我们先把作文写好再走，明天一早要交差的。周老师也真是的，小雨有什么可写的，又不是发大水。写作文周老师是花头精百出，而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当堂写，当堂交。这不是逼死我们吗？但周老师却说这能培养我们当场作文的能力，也能反映出写作上的不少问题。林媛总是第一个交，而我和德明总要苦熬到一大半同学交了以后才能找到了下笔的地方，草草几笔，交了完事，所以文章质量是大大地打了折扣。
既然组长发了话，我们只得照办。可这雨不是痛痛快快地直落而下，而是像雪花一样漫天地飞舞，尽量在空中多呆一会儿。就像上课铃响了，我们迟迟不肯进教室一样。现在窗外除了雨，还有什么呢？望着窗外蒙蒙的细雨，我脑子膨胀，一片空白，因为一写作文，我心里就烦。德明双肘子撑在台子上，两手捂着腮帮子，望着窗外，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仿佛在构思什么大作。小黄双眼发呆，盯着作文簿，好像在琢磨着如何下手。日子难熬啊。
突然，丽华敲了几下桌子，我们几个才缓过神来，晓萍还抿着嘴在笑我们呢。跟她们不一样，我们写作文是从来不打草稿的。我们手中的笔在纸上艰难地爬着，还不时地进一步退两步。我是绞尽脑汁，半个钟头都过去了，作文簿里只爬上了两三行字，这小雨难写啊。德明是写两个字就往窗外看看，还轻轻地叹起气来。他看了看我，便把作文簿收了起来。
丽华问他要干什么。德明道出了他的理由：“我现在肚子里没有货色，但只要到外面去走一走、雨里淋一淋，思路就来了。不到雨里走一走，这小雨怎么写得出。”丽华就趁机：“要走可以，把你们的大作念给我们听听。”我心里在笑，她自己也写不下去了。
德明只写了一句：“春天的小雨下呀下，为什么一直下呢？我们只能呆在屋里，真烦人。”
我的也不见得比他的好：“春天的小雨和夏天的阵雨就是不一样，下个没完。那滴滴小雨悄无声息地飘落在地上，就立刻不见了。望着窗外绵绵的细雨，我心里很着急，它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我们四人冒着雨就出发了，大家都不愿带伞，也没穿套鞋。我那双“双钱牌”套鞋是阿哥穿下来的，跟新的也差不多，我舍不得穿。还好，半路上雨就停了。绿化地里的冬青树叶绿得冒油，雨后的烂泥上有一粒粒小泥球，那是蚯蚓爬上来透气时吐出来的。我和德明从小泥粒旁的小洞往下挖，几刀的功夫蚯蚓就出来了。不一会儿，我们带来的小瓶子就装满了。德明告诉我，每天往瓶子里加一点烂菜皮，给蚯蚓当粮食。它们长得很快，还会出小蚯蚓，这些蚯蚓吃完了，小麻雀也长大了。
捉好蚯蚓，我们便玩起了戳烂泥。戳烂泥，有的地方称戳刀子，只要有一把小刀子和一块烂泥地就可玩了。它的玩法不少，有抢占对方地盘的，有看谁先到达目的地的。我们常玩的是后一种，它的玩法最简单。先选一个地方为进攻的终点，玩的人从同一个大本营出发，看谁先到终点。
玩的时候，先决定谁先戳。先玩的人朝着终点的方向一刀下戳去，如果站住了，就算一刀。如果刀子没有戳牢，就算输，让别人戳。刀站住了还不够，还要用手来量，如果在自己的一虎口之外也算输。如果距离在一虎口之内，便从大本营到刀戳牢的地方划一条线，在线的一头打个叉，就可以再往下戳。这样可以连戳三刀，所以我们又称它为“三虎口”。
反正玩这种东西都是德明占上风，我们不是一刀戳得太近，就是一虎口量不到。几圈玩下来，大家就觉得没劲了。我和德明也急着要回家喂小麻雀。
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我塞了很多蚯蚓给小麻雀吃，想让它们吃得饱一点。等中午放学后回家一看，其中一只被活活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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