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感叹”。“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月兑也摆月兑不了”。
作者的行踪首先落在我国的敦煌，我们对那里的理解，很早是通过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渭城曲》启蒙的，在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地方，在那个“春风不渡玉门关”的远域，作者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历史史实。
在《道士塔》这篇文章中，作者追忆了在晚清年间，我国历史文化古籍被外邦掳掠而散失的事实。通过对王道士以及蒋孝惋的这一些人的行为，抨击了我国晚清年间，由于国力衰落，而造成祖国文化遗产损失。从而感慨落后的国家难以有真正的文化，以及保存文化成果的思想。当然，作者对于敦煌莫高窟的停留，不仅仅在于揭示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是更为深切地描述了里面的艺术作品的精湛，通过对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品的歌颂与赞美，表达了对祖国文化辉煌历史的景仰。这一点在《莫高窟》中表达得最为明显。因为，敦煌艺术也是一种佛教文化的缩影，所以作者说：“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是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将来，就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
在《阳关雪》中，作者说出了一种振聋发聩的话：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当然，在《阳关雪》中，作者是在捕捉着唐代人的精神风貌，在战争的痕迹给唐代的人的身上所带来的不仅是哀愁和郁闷，更有豪放和激情。“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则咏唱的是一种面对不可知的人生战场以及未来所发出的强劲的号角。
作者的行踪在《沙原隐泉》里面发现了在敦煌的另一种天地，这里的鸣沙山，月牙泉，等等，可以给精神疲惫的人的精神世界一支精神压力的释放剂，它的空灵与奇崛，使人找到了又一片精神家园。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
读了这一段文字，我们也许可以触模到作者的心灵轨迹的脉搏。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作者在追寻历史的名胜的时候，将人放在了中心位置。古代的人，无论是纯粹文化意义上的隐士，还是混迹于官场的官员，以及“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中隐隐于山”的名士，都是作者所探询的目标。作者在柳宗元的故居柳侯祠里面触模了我国古代文人文化现象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贬官文化。作者将古代文人放在朝与野中思考，从文人与朝廷、社会的关系来看，发出了一些具有共鸣的感慨：
与其说，这是作者的援引，还不如说是作者的知音的援引：
“文字由来重李唐，
如何万里竟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
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
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
新亭谁为续柑香？”
作者赞叹这些由于*而遭受陷害的文人，这样道：
“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于全然黯喑。”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的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他的散文在唐代中后期灼亮了岭南的天空以及全唐朝的文章。“点化了民族的精灵”作者这样说。（《柳侯祠》）
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在政治黑暗时，或者在某个政治低潮期，寻找自己的精神上乌托邦，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产生辉煌的一个因素。
在《白莲洞》的文字中，作者将白莲洞与桃花源以及水帘洞进行对比。
将人的精神和意识从黑洞到自由和光明中引领，来阐述一种恒久的人类文化意义。
作者寻找文化意义之旅也不仅仅是落笔于这种带有哀愁的基调上，而是积极地寻找更加恢弘而又旷达的境界。
在《都江堰》中，余秋雨先生对于建造这个伟大建筑的李冰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并且将它与长城进行了对比，从而发出“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的赞叹。
这是对于历史上的物质文化造福于后人的赞颂。这也是对于那些积极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才俊们的文化意义上的审美。
三峡，是我国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结合得比较完美的的文化场所。
在《三峡》中，作者从引用李白的诗入手，对与三峡有密切关系的风景以及人物进行了行吟。
白帝城，神女峰，屈原，王昭君，历史上的波澜壮阔的威武活剧与美丽动人的浪漫爱情神话传说交糅在一起，给人一种梦想和迷离的希望。三峡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美丽的风光，也不仅在于它有这样一些动人的传说和历史人物，作者将笔触伸到这里，依然是为了探询在这种美妙绝伦的自然景象与人文奇特故事的交融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世界的探询。这是一种寻梦的情结，是一种追逐理想的文化，是一种精神情怀的诠释。
探询封建时代的贬官文化，在《文化苦旅》中除了前面谈到的，在《洞庭一角》中也有了较深入的切入。作者在文章中对于这种文化也陈述了这样的看法，可以援引来参照：
“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以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与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洞庭一角》）。
事实上，我们觉得，产生这样的文化的根源，主要在于当时的封建社会不太合理的制度对于人性的压制而迸发出的思想火花。这种贬官文化，为什么在中国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在国外则显得不那么多。因为，形成贬官文化的群体，还在于这一些贬官的心目中有着儒家以及道家和佛家的思想的共同的冲撞而形成的独特的人文风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中国的文人接受着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沾染着一种功利性极强的个人出人头地的思想色彩。一旦这种所谓的理想（也可以称做思想抱负）不能实现，有时候不免会怨天尤人，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寄托。当然，我们这样讲，也并不是抹杀一些贬官们所具有的高尚的情操以及健全的人格魅力。也有一些贬官们，他们能够跳出了个人的窠臼，抒发了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情感。象陈子昂抒发的“念天地之忧忧，独怆然而涕下”决不可能是个人私家情感的泄露，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前提是“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样的情怀的抒发，决不可能是故意做给人看的一种“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而是出自内心的一种高尚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我们在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时候，所领略到的也就是作者的伟大情操的熏陶。这是贬官文化的上乘之作。是中国古代贬官文化中洋溢着极其人性化的一种溢光流彩的道德展示。所以，作者在《洞庭一角》里面说：“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在中国的贬官文化中，还有另一种类型。
就是所谓独善其身，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深受一部分道家思想影响的。那种看透了世间红尘的丑恶与黑暗，而寻求个人精神世界独立不羁的倾向，就是这种类型的体现。如吕洞宾，如陶渊明，如李白，如苏东坡，如曹雪芹等等。
这种文化，在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尤其被人们欣赏，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政治色彩极强的理想的张扬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一种陶醉于自然与个人性情的展示。前者是一种沉痛，后者则是一种具有仙风道骨的超月兑。
当我们看到“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所体示的意境时，不能不说，这种贬官文化已经洗月兑了所有痛苦与没落，而是沉静在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之中。这是一种贬官文化的*。
作者在《洞庭一角》中引用了在岳阳楼上面的一联，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藤子京百废具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泪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阳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