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是具有表面的文章，没有实质的内涵。没有内在的力量，与中国古老文化中一切爱慕虚荣以及表面文章的官样文章一样，它们只是为了呈一时的被人欣赏，而不是寄未来以及整个人类命运以及国家前途在自己手上的文化。
他们要的就是面子，而不是承担着中国以及人类的苦难和追求以及真正的命运。
我们可以看，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所有的统治者都是爱慕虚荣的，有时候为此不惜花费国力人力。比如隋朝的杨广，为了爱慕虚荣，不惜将国家首都附近的已经凋谢的树木上面，扎上丝绸，以代表鲜花。自己国家没有力量，也让外国的客人进入饭店，花消免费的午餐。结果是弄得本来很兴旺的国家，立即国库空虚。在所有王朝，一旦有了一点力量和经济基础，马上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管他什么千秋万代。只要我眼下过好了就行了。这难道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吗？至少对于千秋万代的子孙不负责任。
当然，这一点，在个别王朝也有改变，如道光年间，道光皇帝知道国家困难，所以自己带头穿起了打补丁的衣服。不图这个虚荣和面子。
这是另例。
在中国古老文化之中，也养育了一些负责任的民族脊梁，比如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和“疾风制劲草，板荡识忠臣”的文臣武将，如岳飞、文天祥、以及史可法等等。他们都是具有着责任感的人，即使在看到自己效命的王朝的船在沉没的时候，也不去说什么“为了整个国家以及民族和人类全体利益出发”我去投降了这样冠冕堂皇的话，如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汉奸，也属于是没有责任感的代表。贪生怕死是真，卖国求荣是实！
这一些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育的呢，属于背叛了中国真正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今人提起秦桧、洪承畴，无不詈骂其奸贼！
就好象《这样的男人》中作者余秋雨对于文中三个不负责的三个男人一样的态度。
在有关法律案件中，有许多离奇的事情，余秋雨在他的文章《大桥的寓言》中讲了一个案件。
有一个骗子，联系了两个都有一定背景的单位，将一座“既有历史价值，又保持着现实功能的备用铁路大桥”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让主管单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拆卸了。
这个案件，让余秋雨感到了一种极大的荒唐，所以将它定位在“寓言”的范畴。所谓寓言，就是一些编造出来的含有一定寓意的小故事，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过去阅读过这样的一些寓言，如《刻舟求剑》，如《守株待兔》等等，这都是看起来不可能发生，或者完全是近乎痴人说梦般的笑话。
往往看起来，越荒唐的事情，看起来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也成了现实。这就是让余秋雨感到了特别的滑稽。
这一件事情，确实是让人感慨不已。但是，余秋雨先生大概忘记了这样的话，所谓“窃钩者贼，窃国者侯”这样的道理吧。我们每当看到果戈里写到的《钦差大人》的时候，无不为其中的赫列斯达可夫的行径而感到荒唐，更为众人的趋炎附势的行动而不齿。
我记得，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有这样的一出戏剧——《假如我是真的》，都是类同于《钦差大人》的一出讽刺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