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和韩非，实际上也都是属于积极有为的入世思想，特别是韩非，本来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本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乃是从属于儒家思想的流派。尽管，法家的刑名理论和思想，在春秋战国形成了一个门派，但是依然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的儒家思想，也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部分，就是积极入世的思想——治国和平天下。拿什么来治国和平天下呢？依靠说教吗？这只是一个方面，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软刀子。另外，治天下的有力的手段就是法。依靠严刑峻法来管束人民，威慑天下，以达到治理的效果，毕竟在封建时代，能够通过提倡孝道、忠君爱国以及其他的人伦观念、道德思想来让人民心悦诚服的时候不多，所以统治者就依仗着刑法对于人民的*和震慑来统治天下和国家。
在这样的一种思维下，封建统治者，虽然视民如子，但是目光一向是俯视的，就如同封建帝王对于臣民的俯视和鸟瞰一样。自己的意志形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志，以及不可不服从的观念。
所以他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一向这样的历久的冶炼，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民，毕竟是民，只能是俯伏在地，自己毕竟是统治者和领导者，是高高在上的。所以，过去讲皇帝金口御言，一句话顶一万句，领导者的话，就是圣旨，不可不听。
往往他们的判断，哪怕与事实距离十万八千里，也是事实，是千真万确。不能不执行，哪有人民的伸冤和诉告的地方呢？所以，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中，人民的利益从来是不屑一顾的。在封建社会里面，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乖戾的逻辑。在今天则演变成：“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强盗和霸道逻辑：“不服不行”，
这种强权逻辑和领导的意志，就延伸出了如余秋雨所写到的《遗憾的真实》，我们想，如果不是鲁奉节这样的“神探“出手，将不知道会产生多少冤假错案啊！好在是共和国的成立不久的日子，有罗瑞清这样一位头脑清明的公安部长执法，所以才将事实弄得水落石出，虽然是显得荒唐，但是毕竟是还了事实的本来面目。
对于这种真实，作者感到了两个字：崇高。
关键是，这位神探，在揭示了事实真相以后，并没有唯领导意志所从，而是将事实源源本本公布于众。尽管让许多人“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是，更遗憾的是，这是真实。
余秋雨这样进一步感叹道：“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从这个例子，我们不禁想到，在历史上，人们为什么会对包公以及狄公案那么感兴趣呢？
还不是为了呼唤真实吗？减少冤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