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麟完全不知道，此刻李烈钧已经把他视作了平生最大的竞争对手，不过，就算他得知了李烈钧的心思，也最多不过是一笑而罢
这并非王麟瞧不起李烈钧，老实说，在王麟眼中，李烈钧此人，倒也算得上当世豪杰，并世人物比得上他的还真没几个。
不过，王麟如今一步步走来，手下的班底早已雄厚非常，足有“问鼎”之力，或许，只有北方的那一位，堪堪做他的对手。
然而，甚至北方的那一位，也并不被他当做真正的“敌手”。如今的王麟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和自信，无论是面对北方的那位，还是民党中的元老，自己都有足够的手段应对。
只是，有着来自后世意识的王麟，对于“内争内行”并不感觉可以自豪。他还记得自己最初读到梁任公所述李鸿章的某件轶事时的那种深深刺痛感。当时，李鸿章访问德国会见俾斯麦时，曾夸口美国人称自己是中国的俾斯麦，俾斯麦则有些不以为然的答称，并无人称自己是德国的李鸿童。后来李鸿章又谈到自己的平捻之功，颇有夸示之意。然而，俾斯麦有些不屑的答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
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说得直白一些，就是：鸿章兄弟啊，在我们欧洲，你得对外族人格外铁血，把他们赶得到处跑才叫真本事，够爷们。如果只在自己国家那块地方上，把一国人只是不一姓的人赶得跟撵鸭子一般，那不叫好汉，那叫孬种啊！
此时，从“抱冰堂”赶回两湖大都督府的路上，王麟放下了对江西局势的忧虑，本来心情十分轻松，但是他突然想到一事，脸色不知不觉就有些沉重起来。这件事情他这一个月来也曾多次思量，然而此前，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他终究无暇分心去细想。
“都督，您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王麟的卫队长白起察觉到了都督脸色的变化，赶紧趋前几步，一脸担心的问道。
“没事，只是想起了一些事情。”王麟轻轻地摆了摆手，又强笑着说道：“凌弱，有一件重要任务，我想交给你去办，你恐怕得离开武汉，去北京一段日子。这件事由你去办，我才放心。可是，你家在湖北，你父母年纪也大了，两位老人家就你一根独茁，此去北京不无危险，我很难决断啊？”
白起咧嘴一笑：“多劳都督挂心，家父家母身子还健朗得很呢。何况我辈既已投身革命，就是以身许国，就算明知前面是刀山火海，也敢去闯一闯。有什么任务，都督尽管交代。”
王麟有些欣慰地点了点头。说起来也怪，王麟的前两任卫队长，都没有做长久，如今第三任卫队长看来又得换人了。
照理来说，无论从个人安全还是办事效率的角度，身边的卫队长都不应该轻易换人的。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麟的前两任卫队长都没有办法，不能不易人。
王麟的第一任卫队长程正瀛，字定国，湖北武昌人，原工程营士兵，本来是在诸事未定，王麟的威望、班底都还没怎么建立起来的时候，他特意挑选的人物。程正瀛也果然不负他的期望，兢兢业业，诸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王麟整合湖北班底的时候，他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程正瀛任卫队长，显然是大材小用，所以，大事粗定，王麟就把他调到了卫兵营统领兼城防司令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虽然在王麟不在的时候，私自处决了张景良和黎元洪的卫队长方劲夫，差点闹出了很大的风波，被王麟狠狠地骂了一顿，但是，他在王麟心目中的地位，不降反升。而他在武汉集团中的地位，也有些特殊，论职位，在他上头的还有不少人，但是能够支使他的却只有王麟一人。
王麟的第二任卫队长云澜，字光汉，湖南湘yin县人，原测绘学堂学生，号称测绘学堂的“三英”之一，跟随王麟南下，于光复湖南的过程中颇立功劳。然而，王麟返回湖北之前，为了留个“自己人”照看着湖南，就把他留在了军务部长黄忠浩身边，担任副官，其实质则相当于是湖南的军务次长。在王麟离开湖南的日子，云澜逐渐在湖南官场站稳了脚跟，并按照王麟北返前密授的方略，很是做了几件大事，如今风头正劲。
王麟返回武昌后，挑选了白起，作为自己的第三任卫队长。
白起此人，也是原测绘学堂学生，如今年方二十二岁，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英气逼人。他使得一手好枪法，据军中好事者称，绝对可入“鼎甲”（注：古代科举制把榜首第一、二、三名称为鼎甲，如一鼎之三足）之列。
不过，白起在军中同志中间得享名号，却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枪法，而是因为他的“名“和“字”。
白起这个名字与战国时期秦国的绝世名将臼起重名，本就要让初闻他的名字的人有些惊讶。而白起本人也颇以他父母给他取的这个名字自豪，屡屡当众表示将来绝不辱没这个名字的威风。
但是他原本的“字”，就文雅多了，他原字子渊。然而他嫌这个“字”不够霸气，于是想了几天，终于想了一个很满意的“字”出来。
他说他此生除都督外，最佩服黄兴黄克强，他要用特别的方式来向他仰慕的黄兴致敬。
黄兴姓”黄”，自己姓“白”；黄兴名“兴”，自己名“起”；黄兴字“克强”，所以自己就要取字“凌弱”。
结果这一件事在湖北军中传为笑谈，弄得白起白凌弱，这一名和字几乎人人皆知，有几天，许多人见到他都要忍不住嘴角上翘，笑出声来。
王麟现在脑子里掠过这件事，心情也不由轻松了几分，不过他刚才想到的那件事太过沉重，让他此刻怎么也舒心不起来。
只是他的这一忧虑，此刻却不足为他人道也。
他的这一忧虑，与这些年来中华民族两大真正的生死“顽敌”之一一一东洋日本有关。
自鸦片战争，中国的衰弱暴露在世人眼中之后，一向只能仰望着中国的日本，开始野心膨胀起来，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其国力逐渐增强，其国民也日渐狂妄，以为日本争霸的出路就在于逐步蚕食中国，于是，在1894年，日本举倾国之力，作赌“国运”之豪赌，突然向中国方面开战。不幸中国方面虽然有李鸿章建设起来的强大海军，但清政府实在不堪，无可救药，当关系着两国命运的甲午战争爆发时，政府最关心的，却是慈禧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结果自然不问可知，中国一败涂地，丧师割地，赔款达至二万万两之巨。
中国的洋务运动受此打击，数年间都一蹶不振。而日本发了战争横财，从此了狂一样，坚定了蚕食中国的野心。不过，日本野心虽大，但要想吞并中国就无异于蛇香大象了。甲午战争中日本从中国抢掠去的庞大的资产，还需要时间慢慢消化，是以，此后，日本对于中国的政策，表面上趋缓，而暗地里则积极鼓捣和制造着中国的分裂与混乱。
王麟还清楚地记得后世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对日本行为的精辟论断：”（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华之一贯政策，为煽动内乱，破坏中国之统一。清末之排满革命，日本实援助之，助款济械，历有年所。然彼非同情中国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国长久分裂，彼可坐收渔人之利。在辛亥革命时，日本一面援助孙黄，一面又帮助满清反抗民党，而彼于首鼠两端之际，备取得其操纵与干涉之代价焉。……”
此时，王麟还不太清楚的是，上海黄兴等革命党人身边，日本浪人萱野长知等人，受日本政府和黑龙会之命，早已经来到，位居顾问要职。
但是，王麟清楚地记得，另一个时空，同盟会总理孙文返国之前经过日本，曾与日本有关方面达成若干协议，成为了后世许多人眼中孙文的一个污点。更不用说，在另一个时空，不久之后，日本就会悍然宣布，中国革命只能限制在“本部”，若及于满洲，日俄两国将不与列强相商，立即出兵，扑灭革命。
中国人内部的纷争，有日本深深地cha足其间，本来已经足为耻辱，而日本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稍有血xing，能不感觉刺痛？
民党中人，对于此点不是全无感觉，可是许多人没有后世的悲痛记忆，总以为这是为了推翻的满清，短时间值得付出的代价。而且，他们对于日本有着过于一厢情愿的看法，以为日本与我“同文同种”，在欧美诸列强面前，中日未尝不可以结成相互提携的友邦盟国。他们不知道，相比于欧美诸国，日本才是中国的生死大敌，日本才真正具有对中国的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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