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翰又补充道：“除此之外，还有两条也是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第一是非处厘金制度，第二是收回关税自主权。请记住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政府为清军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其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同时，对米行商贾推行捐厘之法，向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镇米行，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四年三月起，此法推行到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一律照捐抽厘，大致值百抽一。捐厘行业渐次增多，遍及百货，抽捐地区也渐次扩展到扬州和通州今南通两府所属各地。当年下半年，江南大营在镇江、丹阳等县相继设卡抽厘。截至同治元年1862除云南同治十三年设和黑龙江光绪十一年设外，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厘金之害第一是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中小商人残酷的经济勒索,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如广东三水、佛山等地本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工艺之目,咸萃于此”,但“军兴以来,创设厘税,遇卡抽验,勒索万状??自三水设厘卡,而市面为墟矣。佛山一埠,而百行亏折矣”。请记住
第二是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在当时国内厘金局卡数量已达到了“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的地步。加上各级官僚的重重盘剥,这无疑增加了商品流通的环节,限制了商品流通的速度,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大大降低了商品的流通量和购买量。由于连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物品的流畅都无法满足,所以说厘金加速了全国出现各地区间的经济分割,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三是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一方面,厘金的征收大大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收到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内由于厘金制度的商税都是对中国商人征收的,外国商人进口的商品享有各种特权,不用负担繁琐的厘金税。这样就使得国货商品的税率比外国商品一般要高出至少3—4倍,从而使得洋货轻而易举的取得了在我国国内与我国产品竞争的优势。有利于洋货向中国的倾销,并占领中国市场。这对于艰难起步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则是严重的摧残。
进入民国以后,厘金已被舆论指责为“恶税”,执政当局也认为厘金是为“不良之税”。此时的厘金已成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它的继续存在不仅遭到国内商界的激烈反对,也因厘金已严重影响到了列强的利益,因而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反对。一方面,在国内批评厘金扼杀国内工商贸易、造成政治的声音日夜高涨。全国的商会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集体抵制厘金,并不断向政府游说,纷纷对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各国列强来说,洋货虽然不直接受到抽厘的危害,但厘金制度阻碍了商品的流通,窒息中国经济,最终也会影响到外国产品的销售，何况各地厘卡有借故对洋货留难勒索的情况。
唐绍仪也插话道：“确实，我们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谈到关税问题时，朱尔典明确表示撤销厘金，尚有余地，否则免谈。我想这多半能代表大部分洋人的意思了。”
杨度笑了笑，说道：“其实取消厘金，也是削藩的一招高招。反正厘金已被舆论指责为“恶税”，洋人也要我们废除此税，咱们不妨顺水推舟，说为了收回关税自主权，而顺应国人和洋人的民意，取消厘金。大总统有强大的振华集团，以及周学熙、张謇、虞洽卿等工商局头襄助，自然不怕没钱，可那些地方军阀就等于是釜底抽薪。如果他们遵从大总统的命令取消厘金，那么势必难以维持他们的私军。如果他们不从，继续征收厘金，与百姓商人来说那是倒行逆施，与大总统来说正好有了兴师讨伐的大义，到时人心向背定成败，可一鼓而下！”
众人正商议间，忽听门外有人高声道：“大总统，总参谋部送来紧急情报！”
话音刚落，一个身穿上尉军服的军官就走了进来，把手里的文件夹双手递给徐天宝，“大总统，辽宁省长袁金铠遇袭，身受重伤。情报显示，日本人参与了这次袭击！”
“什么？日本人要对付袁金铠干嘛？”徐天宝一怔，赶紧打开文件夹仔细看了起来。
那上尉说道：“根据情报显示，此乃日本人联合满清余孽策划的‘满蒙！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日本人川岛浪速等人在大连拥立肃亲王，招募土匪，秘密组织军队。当时已组成宗社党勤王军2000多人，肃亲王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为妻。参加这一活动的日本军人有关东都督府参谋长福井雅太郎少将、预备役骑兵大尉青柳胜敏、预备役步兵大尉木泽畅，以及刚刚退伍的工兵大尉入江种矩等人。另外还有大陆政客柴四郎、松平康国、押川方义、大竹贯一、五百木良三等。由大仓喜八郎借给肃亲王100万日元的资金，拨给五千支步枪和八门野炮。土井、川岛等人预定于4月15日举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黄兴一拍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