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宦官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过几次，虽然不通文墨，但为人是极忠厚老实的，他即位后，便放出去到熙河挣功名，当时熙河主事者是王韶，李宪是监军，高遵裕是副将，曲贵便在高遵裕帐下效力，高遵裕夜破野人关，名动西陲，此战曲贵身中三箭，率先登关，报为首功。后来为取河州，高遵裕与王韶、李宪意见不和，结果证明是高遵裕在理，赵顼便起意渐渐让高遵裕开始独当一面，曲贵便一直追随高遵裕，都是以死战建功，但报上来的功劳却是极少。直到高遵裕被贬，枢府才发现他一直被高遵裕压制，但是曲贵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申辨过。高遵裕败事后，他族兄曲珍因事面圣，特意写信问他有没有什么事要代为禀奏，他反倒为高遵裕分辨，以为高遵裕在西北多年，功大于过。这么一个忠直之人，说他畏难塞责，实是难以置信。赵顼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难处，若是种谔还在，便只好哑巴吃黄连，他当初许下海口，此时怎敢自打嘴巴？其余的将领，明明见着前任被申诉了，哪里还敢分说半句？且打了败仗再来说这些话，朝廷亦无人肯信。也只有曲贵这样的人，才敢说实话。
赵顼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益州的形势，真是扑朔迷离。朝廷公卿，一面说得益州明天就要出王小波、李顺，他听得明白，意思就是指吕惠卿误国，还是不月兑党争的形迹；一面却信誓旦旦，说益州只是将领无能，只要调动精兵强将进剿，祸乱平息不过反掌之间。赵顼总觉得若归咎于政策的失误过于勉强——熙宁归化在荆湖南路就推行得极顺利，有几处洞蛮不服，当地的屯田厢军就剿平了。若说地理形势，难道益州与湖南就差这么多？湖南路也到处都是山，一样也有瘴气。说到底，还是将领无能，败军误国。曲贵说的纵然属实，但绝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赵顼这时自觉心里明镜似的，益州观风使的人选之争，说到底，还是党争。但要顾全文、马等人的面子，毕竟不能当益州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成都粮价暴涨，这里面的确透着蹊跷。所以，既要谨慎一点，又不能被党争利用。而且万一真的有事，就牵涉到成都一路官员的命运，更不能随便派个人就好。石越说的是有道理的。但真正关系到西南局势的，倒是这个经略使的人选。主帅一定要选有能耐的人。
想到这里，赵顼不由感觉有点可惜。原本高遵裕是他寄予厚望的，可是却搅和着一堆的烂事，从曲贵的事看，还有点妒贤忌能。心胸不广，怎么能让下面的人卖命？有一回他和石越说起他以文臣抚陕的事，石越说他其实别无所能，就是两条，一是不怕死，他一个文官，三品重臣，尚且不怕死，下面的兵将就没有怕死的道理；一是不贪功忌能，下面的将官知道主帅不会拖后腿，自己拼死拼活，朝廷一定会知道，打起仗来就有劲头。赵顼对此深以为然，当年韩绛误事，就是为了怕死。高遵裕是不怕死的，但如果妒贤忌能，就难成大器。
一想起高遵裕来，赵顼忽然想到高遵裕因赦还京，今日正要进宫觐见太后，他瞥了一眼殿角的座钟，估模着高遵裕此时正在保慈宫。他心思一动，起身道：“去保慈宫。”
*
才到保慈宫门口，保慈宫的内侍便已经见着赵顼一行人过来，哗啦啦跪倒一大片，当下有人便要进去禀报，却被赵顼笑着拦住了。他也不带随从，只叫了一个小黄门跟着，缓缓向保慈宫正殿踱去。还未到殿门口，便听到殿中有人高声说道：“……有了这起事，才知唐康委实难得……”赵顼听出声音却是高太后的亲侄子，自己的表兄高公纪的，心里不由得嘀咕了一下。外戚干政是国朝的大忌，他知道高家的人都非常谨慎，从来不愿意沾惹是非的，怎么竟在这里说起国事来？他留了神，正欲放轻了脚步，不料一个宫女恰好从殿中退出来，见着赵顼，倒是吓了一大跳，慌慌忙忙跪倒请安。这么一闹腾，里面便知道皇帝到了，赵顼生怕高太后出来迎自己，连忙快步进殿，却见殿内除了高遵裕与高公纪外，雍王赵颢竟然也在，见他进来，全都跪了下来。赵顼一面给太后请了安，一面笑道：“今日只行家礼，不必太拘礼数。”高太后也笑道：“并没有外臣在，都起来坐了吧。”三人这才起身坐了。赵顼便笑道：“太后刚刚聊什么，还是接着说便是。”
但高公纪却不敢说了。只是赵颢笑道：“方才君正正和太后说如今的两件案子。”
高太后脸上却是没了笑容，肃容问道：“官家，那陈世儒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顼没想到高太后问的是这个案子，脸上顿时也没了笑容，叹道：“这是人伦惨案。这案子是今年正月陈府的奴婢到开封府告发的——这陈世儒原是国子监的博士，他是陈执中的独生子，他正室李氏，是吕公著的外甥女。陈执中不用说，真宗、仁宗两朝名相，吕家也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世族，吕夷简、吕公著都是位极人臣的——谁能料到，这么两个名门望族之后，竟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弑母案来。开封府已经递进供状，陈世儒夫妇都伏罪——这案子的起因，原来竟是朝廷不合让陈世儒去太湖县当知县！那陈世儒是纨绔子弟，习惯了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到太湖县都觉得是偏远了，为了能回汴京，这夫妇俩竟唆使奴婢用毒药谋杀陈世儒的亲生母亲张氏，张氏一死，陈世儒便可以丁母忧，顺理成章回汴京来！不料奴婢用毒药没毒得死张氏，这夫妇竟半夜用铁钉将张氏活活钉死！”（阿越注：此案便是《包青天》中《铁钉案》之原型，真实历史上，审理此案的时间是元丰元年至元丰三年。小说中与原案略有出入。）
赵顼说到后面，已是咬牙切齿，保慈宫里的宫女，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起人伦惨剧，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高太后原本将信将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世间竟有这样匪夷所思之事，这时候听到赵顼亲口证实，脸都气白了，嘴唇气得直发抖，哆嗦道：“这样的人还留他做什么？这样的人还留他做什么？！”
“开封府已经锁拿了陈家上上下下二十余口。朕原本还顾念着陈执中是几朝的老臣，只有这么一个独子，杀一个陈世儒不可惜，可叹的是陈执中从此绝后，想给他留一脉香火……”赵顼苦笑道：“不过当时却被陈绎顶了回来，这是人伦大恶，不能不穷究，不能不严办！”
“陈绎说的是正理。可惜也死了……”
“太后放心，朕已经知会苏颂了，不多久便能决案。”赵顼一面宽慰着高太后，眼角间却瞥见赵颢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心里顿时感觉一阵别扭，忽然想起苏颂当面回自己的话：“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这是当面给了自己一个软钉子。虽然赵顼信得过苏颂不会枉法，但赵顼总觉得不太舒服。这时候不免又莫名其妙泛起疑心来，陈执中与吕公著都是门生故吏遍朝野的，难保没有人抱着和自己一样的想法，想着为陈家留一脉香火……
正想着，却听高太后叹息道：“汴京的确是个繁华世界，因为不想离开汴京连官都不肯当的事，我也听过不少。曾布、蔡确，听说到了南海，便是一镇诸侯，南海各国的国王见了他们，都要毕恭毕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可还是一心想着能回汴京，就算不当官也甘愿。我自小便在宫里长大，也不知道外间和汴京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刚刚听公绰说起西南夷那地方，竟是一个州城方圆不过三里，有一千户人聚居，便是极繁华的所在，又有瘴气，人沾上便死，西南夷向来不服管教，朝廷的政令出不了州城之外，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先写好遗书，更有人千方百计躲避差遣——若比起来，太湖县真是天堂了。陈世儒也是宰相的子侄，唐康也是宰相的子侄，为何区别竟这么大？”
赵顼不料太后竟然毫不掩饰地夸起唐康起来，他想起刚刚听到高公纪说的半句话，不由狐疑地向高公纪望了一眼。
“官家不用疑心有人来这干请。”赵顼的表情早已落到了高太后眼中，“是我自己问起唐康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原本我不应当问。不过听到有人说，要杀田烈武、李浑，要问唐康的罪——官家，忠义之士，是杀一个少一个的。唐康、田烈武、李浑，这几个人何足道？但处罚了这些人，杀了这些人，会不会叫忠臣义士寒心？官家要三思。陈世儒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家还想着陈执中的香火，官家难道就不念石越、文彦博的情面？田烈武、李浑，虽不是名门，可也都是烈士之后——他们的行事，哪里是陈世儒能比的？”
“太后说得极是。”赵顼这时已经明白扯出陈世儒案，不过是个引子。太后根本还是想为唐康等人说情，若是后妃，他早就直斥为“干政”了，但太后地位却毕竟大不相同，当下只得堆满笑容，耐心解释道：“以朕的本心，当然不愿意处罚他们。不过国家自有法度，总要依着规矩来才行。否则，既不能服众，开了先例，更是后患无穷。擅调兵、擅杀，都是关系极大的大事。唐康这人，朕以为是有大将之材的，果敢、艰忍，也有担当。他这个年纪，到戎州那种地方当官，换成旁人，还不知怎么个哀天怨地，到了任上，要么便是自暴自弃，要么便是百般钻营想着早日逃离苦海，偏他就能做出番事业来，这已是能为人之所不能了。只是年纪毕竟太轻了，有点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在戎州时，与上司、同僚都相处不好，益州四司衙门便没少弹劾他——如今更加是胆大妄为了，几千人，说杀就杀了。朕看公绰为将时，也不是他这般好杀的……”
高遵裕听皇帝说着唐康，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熙河打拼了十来年，真正和西夏打起大仗来，却没有自己的份了。在外待罪这么多年，眼见着后起之秀一拨拨地起来，心里更不是味道。这时候听皇帝夸唐康是“大将之材”，正失神间，不留神皇帝竟说到自己，不觉一阵慌乱。却听皇帝又说道：“当年公绰取岷州，生怕士卒滥杀百姓冒功，战前下令：生获老幼者与得级同。便是这点仁心，数万人得活。至今岷州还有为公绰立生祠的。唐康年纪轻轻，做事却不肯留半点余地——他一声令下，杀掉这数千人，身上不知背着几万人的怨恨呢。”
皇帝忽然夸起高遵裕来，不仅高遵裕，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皇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高太后对自己的家人一向严厉，高遵裕虽然是叔叔，但也不肯假以辞色，因道：“取岷州是王韶的功劳，与他何干？倒是这几万乱军眷属，官家打算如何处置？”
“这一军之众，也不是全部作乱的。凡不肯附逆而被杀的，照例进忠烈祠祭祀，自不必论；逃走的，也法外开恩，赦免其家属——不过这些也难以甄别，只能少冤枉一人算一人。其余眷属，死罪可以赦免，但是流放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人实在太多了，朕想借着太后寿辰，下一道德音，凡家里有五十二岁以上老人的，一律赦免不问……”
赵顼这话一出口，众人便已经知道，他根本无意再兴起波澜，本来几千家被谪戍，一定会搞得河北路鸡犬不宁，而且这么拖家带口远赴异地他乡，这不同于移民——朝廷是不可能给钱的，路上少说也要死一半以上的人口，到了他乡还要面临种种更艰难的问题，最后能活下来的，能有十分之二三，就算是不错了。但这道德音一下，几乎等于便是赦免了六七成甚至更多的叛军眷属。这于稳定人心，自然是有好处的。而且理由也算是冠冕堂皇，朝廷也保持了尊严。
“官家这是仁厚之心。治国便要这样，到底要以宽为政……”
高太后的这番话，赵顼却不以为然，他摇头笑道：“石越曾和朕说过诸葛亮治蜀之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本朝真宗、仁宗两朝，便是以宽为政的，到朕手里，应当严一严了，否则文恬武戏，必致千载之患。”
这番议论却不对高太后的胃口，她不悦地板着脸，道：“官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可见过严刑酷法能出太平盛世的？石越也是书呆子，诸葛亮那是乱世之法，岂足为万世师？”
“西夏还占据河西走廊，眼见着要兼并西域，恢复国力，他日难保不又成中国之患；幽蓟尚在胡虏之手，河北门户洞开，全无塞边可言——史书上亦不曾见哪个太平盛世是这样的。”赵顼愤然道，话月兑口而出，才发觉自己语气太重，忙又转圜笑道：“外间之事，太后尽可放心。朝廷最可惧者，不是以宽以严，而是怕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今司马光与吕惠卿都能和衷共济，国家之福，莫过于此。这也是太后的福气，才能如此。”
本来太后、皇帝相争，虽然还是温声细语，但殿中众人却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这时候气氛缓和，高遵裕、高公纪还是不敢多话，只赵颢笑道：“官家也说了是‘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日之势，正是要宽严相济。太后看今日的局面，实是开国百年以来未有的，官家恢复河西，不仅从此陕西又变成月复地，而且亦是一雪四朝之耻，这等功业，休说仁祖时范仲淹、韩琦们办不到，便是数遍古今帝王，亦惟有汉光武能相比。朝廷内里，也是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太后尽可高枕无忧的，只要安享太平便好。”
虽然赵顼刻意缓和，赵颢又打着圆场，但这些话，高太后心里依然是不以为然的，吕惠卿这样的人高居左仆射，是什么国家之福？是祸患无穷才是真的。现在的国势，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政通人和”？她也知道他这个皇帝儿子现在是威望极高的时候，皇帝在取得很大的功绩后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被狠狠地摔下来，这样的事情，不用说远了，隋唐五代现成的例子便多的是。她是颇听了些议论的，越听便越发觉得赵顼太过于急功近利，灭夏之后，国力竟有点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如今这个皇帝却还是一腔的雄心壮志，野心反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又开口法令，闭口规矩的，总是让人感觉少了那种体恤下情的心意——以唐康的身份，唐康、田烈武、李浑等人的行为，打着国法无亲的旗号，关进御史台、枢府的狱中，那是极容易的，但皇帝怎能全然不顾石越、文彦博的面子？全然不顾天下忠臣义士的感受？仅仅只是发还石越和文彦博的谢罪折子，下旨抚慰他们，这能有多大的意义？高太后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大臣生怕自己踏进旋涡中，避之惟恐不及，是断断不敢说的。她所以才不避嫌疑，想劝劝赵顼，至少在定罪之前，让他们先回家待罪，不要一直关在狱中——这也是给天下一个姿态，不料她还没来及说出来口，赵顼便已经滴水不漏地堵了回来，又把话题岔开，从言辞语气中，倒有猜忌自己“干政”的意思，母子相疑至此，真是让人灰心。这时候这些心意她也不愿说了，太后与皇帝争执，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颢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点有趣的事。我先说一个。”
说罢，赵颢一本正经地坐好，道：“说是编敕所有几个官员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回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认为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夸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高太后稍一沉吟，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颢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弄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赵颢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住，大声笑了出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赵颢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却责怪道：“你怎么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找了个由头，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心里明镜似的，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是王珪却是城府极深的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事情，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却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他满月复心事的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则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找个借口合情合理的把这首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刚刚放下的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不是个味儿。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性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范纯仁拜相，是吕惠卿自己推荐的，想想刚才皇帝召见的人，便知道两府皆不反对，虽然如此一来，只要拜过太庙，经过一些繁琐的礼仪，吕惠卿在政事堂便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政敌。但吕惠卿哑巴吃黄连，亦只得强作笑颜，和王珪一起副署。
第二道诏旨，韩维为枢密副使，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吕惠卿与他又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倒也不觉意外。
但接下来几道任命，却让吕惠卿目瞪口呆。
以高遵裕为泸州知州。
以太府寺卿李陶为鸿胪寺卿。
以开府仪同三司、荆国公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
吕惠卿只觉得一阵晕眩。
“石越！”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出这个名字，眼前一阵模糊，那三份诏令，似乎化成了石越那冷静的面孔，嘴角边带着一丝轻蔑的嘲讽。
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石越。
吕惠卿的握着笔管的手，微微颤抖着。皇帝果然起了疑心——高遵裕为泸州知州，泸州现在还西南夷的控制中，宋军虽然迟早会夺回，但没有不先任命经略使，反先任命泸州知州的道理。重新起用高遵裕，皇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人不会受朝中任何一党的控制，他监视的，不仅仅是军事，肯定也包括民政。
太府寺卿李陶，是吕惠卿的同乡、门生、亲信。太府寺是大宋仅次于户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在发行交钞后，其地位更是日渐重要。而石越在太府寺时便兼任参知政事，韩维亦由此而升任枢副，使得太府寺在诸寺监中，更被视为“要津”。而鸿胪寺“不过”是总管全国蕃夷部落事务及海外殖民、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名义上虽然在太府寺之上，实际上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从石越与韩维去职后，太府寺卿就一直被吕惠卿的亲信占据着。此时忽然将李陶“升为”鸿胪寺卿，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吕惠卿几乎感觉到大厦将倾的恐惧。
而最致命的，却是王安石的任命！
高遵裕可以设法收买、交易；李陶的任命，也可以设法阻扰，大不了在新的太府寺卿任命上做点文章——但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却几乎在一瞬间，让吕惠卿丧失了斗志！
再怎么样算计也没用了。
这样的感觉，弥漫于吕惠卿的心中。
吕惠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王安石，他实有一种莫名的忌惮。吕惠卿能有今日之地位，全靠着王安石的赏识与擢用；吕惠卿的全部政治资源，依赖的，还是王安石这面旗帜……曾经，在王元泽还活着的时候，吕惠卿心里便充满不安，他小心的保留着与王安石交往的一切证据，为的便是以备“万一”。而在王元泽死后，王安石罢相，虽然表面上吕惠卿对王安石尊敬有加，但是也时刻担心着皇帝会重新起用王安石——因此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辛苦经营来的地位，便会在一夜之间，拱手送人。他用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努力标榜自己与王安石的区别，但是却始终无法逃避王安石的阴影。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新党”，而“新党”，则永远是王安石的党。这种感觉让吕惠卿极不舒服，如非朝堂之上还存在着有司马光、石越这样的劲敌，考虑到王安石有朝一日也许会是极重要极有用的棋子，使得吕惠卿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他早就对王安石下手了。
但这颗预备的棋子，吕惠卿自己都害怕使出来的棋子，却被石越用了。而且是被用来对付自己。
吕惠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知道这肯定是石越搞鬼，这样的手腕，根本不是文彦博、司马光用得出来的。
“阴险小人！”吕惠卿在心里咒骂着，手中的笔却始终无法落下去。
自己要亲自给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发核准令，是该觉得讽刺，还是该觉得残酷？
但是，他能拒绝么？
他素有的勇气与智慧，在面对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
“吕相？吕相……”王珪的唤声让吕惠卿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王珪，只觉此人面目可憎，但他已意识到自己失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今日见的人太多了，有点不舒服。这一封诏令……”他推出王安石的那封诏令来，道：“介甫最近患了偏头痛，益州瘴疬地，让他去，我甚是担心。这恐非朝廷优待老臣之礼。禹玉看呢？”
王珪同情地望了吕惠卿一眼，道：“介甫的偏头痛，皇上已经赐过禁方，以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滴入鼻孔。左痛灌右鼻，右痛灌左鼻。听说颇有神效，已经好了。且自介甫居金陵以来，皇上每两月必遣使者慰问，十余年来从无间断，介甫身体好不好，皇上岂能不知？今日皇上接连接见两府大臣，恐是圣意已定——皇上与介甫，君臣之间的情义，相公又不是不知道。此事下官看并无不妥之处。”
吕惠卿默然良久，终是难以甘心。掷笔道：“反正不急在一时。范纯仁、韩维为执政，我辈都要面圣道贺的，不如等见过皇上再说。”
王珪看着吕惠卿，本来吕惠卿遭难，他未必无幸灾乐祸之意，但此时自己是唯一在场的参政，他亦担心惹出什么事来，牵连到自己，沉吟一下，还是劝道：“吉甫，皇上不过让介甫去益州查地方官员有无欺上瞒下，且看益州局势如何，这是平常之事。吉甫若坚执己意，恐多有不妥。同殿为臣数十年，下官不敢不言，还望吉甫三思。”
这话已然是说得极直白了。两府大臣没有人反对，吕惠卿却坚持反对，是本来皇帝还以他无私，反见有私了，只能更增皇帝之疑。面圣反对，不仅于事无补，反是自掘坟墓。
这些道理，本来以吕惠卿之智，岂有想不到的？但这时候他只觉大势已去，方寸全乱。听了王珪之言，默然半晌，终于再次拿起案上的毛笔，在诏书上艰难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王珪见他署了名，在心里叹了口气，接过笔来，在下面亦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吕惠卿。眼见着吕惠卿默然钤上相印，王珪亦不禁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他有意宽慰几句，却又觉无法择辞，动了动嘴唇，终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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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越按：王安石晚年到偏头痛一事，见于王院亭《香祖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