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1981年早春，如刺的寒风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肆虐，阴暗处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冰冷的空气依然透着心儿凉。
路上车很少，只有三三两两的大公共慢悠悠地开来驶去；行人也不多，除了万不得已要外出办事儿的人，多数人都选择在家或单位里猫着。年轻的大学生薛耕永坐在公共汽车里往学校赶，他两眼空洞地扫着冷清的街道，心里一阵热一阵凉。热，是因为下午就要出发去实习——去遥远的湘西支教，终于可以用数年所学报效祖国和人民；凉，是想到父母对他积极主动报名去那么偏远的山区实习支教甚为不满，一直絮叨着家门口就有中学，干吗跑那么远去实习，万一出点儿什么事儿，谁能够得着啊！
他能够理解父母的怨气和担心。两个哥哥都上山下乡去了新疆兵团至今未归，妹妹还小，一家人原指望他大学毕了业做家里的顶梁柱，兴家旺族。薛家好几十口子老小几辈儿里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多少双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三个姑妈，大爷二大爷，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全以他为荣。只要跟人说：我们家那谁谁谁是大学生呢！立马，别人便多出三分尊敬。
可是，谁又能了解他的想法呢？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毕业生，心中的抱负何其远大啊！他读的是中文大专，毕业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专升本”。学校说了，到偏远地区支教回来的同学优先安排“专升本”学历教育。升了本科才有可能考研究生，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一边教学一边搞研究，最终成为一代文学研究的巨匠。就像所有学化学的女生都梦想成为居里夫人一样，远大的理想激励着他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甭说是去湘西，就是去西伯利亚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开完让人热血沸腾、情绪高涨的“边远地区支教动员会”，一辆大客车将几十位支教的大学生拉到了北京火车站。同学们手里攥着不同终点站的车票，陆续上车分赴祖国的四面八方。薛耕永和几个同学坐上了由北京开往长沙的1次特快列车。火车徐徐出站了，挥手送别的老师和同学们的身影渐渐缩小模糊消失了，几个人就突然沉默下来，一个比一个心事重重。薛耕永知道大伙儿都从未出过北京，这一下子背井离乡独自去偏远不明之地闯世界，心里都有些没着没落的。
第二天下午到了长沙，当地教育局派人带他们到了招待所，并告之他们将要去支教的具体地方，他和另一个男生霍延被分配到湘西澧滨县的农村中学。
第三天天还没亮，他和霍延就坐上了长途客车。打这时起，北京来支教的大学生薛耕永恍若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拥挤的车厢里除了穿着皱巴巴蓝灰衣服的男女老幼，还有很多箩筐、背笼、扁担、竹竿，一时间鸡鸣狗叫，鸭飞猫跳，大人喊小孩闹，完全听不懂的方言车上车下四处喧嚣。好不容易盼来了司机，车终于发动了，“突突突”抽抽跌跌地上了马路，“腾腾腾”摇晃着过了几个包包坎坎，震得人跳起又跳落，那硬！掉了皮的车座犹如铁板儿，把坐惯了北京公共汽车的两个硌得生疼，还不能吭声儿，本来他们两个衣着整洁的白面书生就像北京街头的外国人一样忒招人眼光了，再哼哼几声儿，怕是要被当成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观摩了。
颠簸一路不曾消减，反而越来越剧烈。出了长沙，路变得更烂，坑坑洼洼的，车子颠得更欢实，人在座位上忽上忽下像弹琴的指尖儿，两个白面书生终于忍不住吐了，趴在窗沿上一鼓作气把今儿的早饭和昨儿的晚饭都吐了一溜够。有小孩子指指戳戳嬉笑他们，马上被一脸怜惜表情的大人们呵止了。
中午在常德吃了一碗面，稍事休息，又乘车上路了。长途汽车开始进山，绕着一边是山壁一边是山谷的狭窄崎岖的公路忽忽悠悠地环行，两个书生在窗口看得是目瞪口呆、心跳加速，生怕司机一个闪失，车翻人滚直落谷底！
还好，司机显然对这儿的路很熟悉，不慌不忙地拐弯抹角、上坡下坡，开得比平路上还稳。直到两个书生把嗓子眼儿提累了，心跳得也麻木了，甚至昏昏然打瞌睡了，夜幕也开始降临了，长途汽车终于驶进了澧滨汽车站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