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狂澜 第一百七十七章 革新和革命

作者 : 萧声煮酒

刘飞扬对孔子牌位躬了身,也不在意学子们的轰笑,等着学子们安静。

捧着孔子牌位的学子,转身对静坐的学子说道:“我们请总督对至圣先师说说,如何千古以来都是以儒家之学取士,今个怎么就要考西学了。为何自古都没听闻读书之人先要去教学生,怎么今个就要先去教学生了。难道一定要读书人去为那几两铜臭而自贬身价吗!”

刘飞扬一听他此话顿时怒火中烧,但他还是平了平气。不过,他不会这么让人摆步。

刘飞扬大大咧咧的坐回椅子上,捧着孔子牌位的学子一看,刘飞扬又坐下了。立即说道:“总督大人,胆子太大了吧。”

刘飞扬对他说:“至圣先师孔夫子,乃我中华的千古之圣人,读书人应该把他装在心里,而不是捧在手里。”

那人尴尬的脸一红,不过他还是硬气的站在刘飞扬的对面。

刘飞扬接着说道:“你们都以孔夫子为至圣先师,可是本总督不是。本督幼时家境贫寒,读不起书,只识了几年的字。后来,本督即入福州船政学堂,所以本督学的是西学,而非儒家之学。孔夫子的至圣先师对本督来说,不是。”

刘飞扬缓了一口气说:“但本督还是时常看一看儒家之学,儒家之学可以修心,仁义礼智信,人之大道。可当天下只修心是不够的,天下纷乱,列强窥视我中华,如无力御之,谈何修心。就说甲午清日开战,日本以前也是师从中华,可他们从明治维新始,转学西方,变法强兵,数十年居然就敢跟我大清开战了。和日本人打战靠的是洋枪洋炮,不知你们的道德文章能不能说败日本人。所以,本督才要在院试中加考西学。而让秀才们去教书,因为强国之根本在教育,孔夫子弟子三千,你们自称儒家弟子,让你们去教弟子怎么就不乐意了。”

静坐在下面的学子不知做何说,你看我、我看你。刘飞扬说的不错,可这只是大道理,而影响的却是他们切身利益。

刘飞扬见他们不说,就对学政曾文林道:“曾大人,这个捧着孔夫子的学子是何人,他何德何能,能捧起孔夫子的牌位。”

曾文林尴尬的喝道:“你大胆,私自捧出夫子庙的至圣先师的牌位,姓甚名何。”

那人顿时心惊,一拿不稳,把孔子的牌位掉下。

曾文林更怒不已,对兵丁道:“把此人拿下。”

兵丁立即上前把那人押下,静坐的学子心惊不已。刘飞扬见状道:“本督已经把话说的很清楚了,取士之规必改,你们如果还要在这里坐着,本督也没话说了。本督是带兵打战出身,一不小心动了怒,后果不知如何。”

接着,刘飞扬厉言厉色的说:“一刻时后,本督再出来,还人坐在这里,学政曾大人,把他们的姓名都记下,一律革去功名。无功名的,以后一律不许考功名。”说完转身就进衙门里。

曾文林忙劝学子离开,学子们也怕了,纷纷的离开。

刘飞扬趁热打铁,向两江各省、道、府、县下令,各省巡府督办辖下学制更改。三年之内,各地务必使其辖下的孩童入学率达百分七十以上。巡府督办不力的,他必向朝庭弹劾,道、府不完成的一律降职,县令不能完成的一律革职。

同时,他也把在台湾编写的西学教材加到教育当中,并让人到各处培训西学。一时间,两江各地的童生纷纷开始学西学,而且在教学生中,教西学的工资可比教国学高三倍。一些秀才则以学西学,去教学生的业了。

两江各地的官员虽然对刘飞扬改学制有诸多的反对意见,不过刘飞扬的强势使他们也不敢去触雷区。因为不管怎么说,让孩子去上学这是无可非议的。各地纷纷把书院制改为学堂制,大力新建小学学堂。

而刘飞扬则对师资问题和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多加关注。他下令各省必须办至少一所的师范,培养中等学堂的教师,而各道府,三年之后必须开办中等学堂。同时,下令让陈其昌在上海筹办上海大学堂。令刘洪恩筹办苏州大学堂,自己则在南京筹办南京大学堂。

到了七月,台湾传来一个好消息,卡尔·本茨对汽车的改进取得重大成功。

刘飞扬决定在上海创办奔驰汽车公司,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汽车。

以奔驰汽车公司的创办为开始,刘飞扬发动第三次兴办公司的热潮。此次热潮不但是引进西方的先进的技术,而且完全消化先进的技术。并且在一些方面已领先于西方,电气、汽车、发动机,台湾和上海的产品是世界最先进的,轻工业国内的产品已能占有国内大部的市场。国内也逐渐的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

兴资办企的风潮,从沿海向内地扩散,对机器的需求越来越大。上海机器制造厂生产的机器,供不应求。

刘飞扬创办的几个企业,现在是赚得盆满钵满。他开始在两江再办一些军工企业、军事学校。扩建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上海再引进一家德国的造船厂定名江南造船厂;改建金陵讲武堂为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新建上海海军军官学校。

就在刘飞扬忙着两江的革新时,一事引起他的关注。

······

1894年春,孙文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夏间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

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文愈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9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在檀香山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文草拟的《兴中会章程》。

兴中会总部成立后,立即筹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当时推定孙文驻广州直接策动、指挥起义事宜,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担任助手;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应和财政事务,由黄咏商、谢缵泰等担任助手。

孙文等到广州后,在城内双门底王家巷王氏书舍设立机关,公开打出农学会的旗号,以研究农学掩人耳目,实则借此秘密联络会党、防营。在广州陆续加入兴中会的很快达到数百人。为便于容纳往来同志及贮藏秘密文件和武器,复增设分机关于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及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此外又在省河南北设立小机关数十处。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方面的准备逐渐成熟。起义的具体计划几经研究,最后确定为“分道攻城”之策,即以丘四、朱贵全等集合散处新安、深圳、盐田、沙头等地会党3000人集中香港、九龙,俟发难当天进入广州,作为首先发动冲击的敢死队;附城各处之会党、绿林、民团预先进入市内,届时会同防营、水师举事响应;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北江、清远、花县、香山、顺德等地的会党、绿林、民团在广州起义后立即响应,以为臂助。

起义日期定为农历九月初九(10月26日)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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