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启一旦着手进行深度改革，就会发现事事受阻，推行不易。
在传统王朝推行的现代化运动中，有两个因素一旦相互结合，将可能导致这个**王朝的新政改革过程迅速走向改革危机。第一个因素是民众与知识分子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压力的急剧膨胀并超越了现存**政治的承受限度；第二个因素是传统政治中心的权威与整合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急剧流失，从而使中央政权丧失对时局与社会矛盾的控制能力。
政启正是面临着这样的难解困局，在没有足够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他试图拉拢宗室亲贵的保皇党壮大自己的力量。
政启之胞弟载涛虽只是年轻亲王，却渴望纵横疆场，并与马产生了不解之缘。不但爱马，而且骑术精湛。在京城中，涛贝勒骑马、养马、相马是出了名的。他对军事怀有特殊的兴趣，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满族人具有中国北方骑射民族的特点。到清后期，虽然皇室**现象日益严重，但对满族官员仍强调文武兼备。载涛的父亲老醇王是皇族中公认的杰出军事将领，一生主要是带兵、练兵。
其实载涛身上虽没有乃兄光绪和政启性格中的犹豫，但也同样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
但1904年7月19日，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政启，就使用皇帝的名义，下旨晋升载涛的爵位：“贝勒载涛着赏加郡王衔。”1904年8月15日，载涛又得到一枚二级宝星荣誉勋章。这个勋章等位颇高，不轻易颁发，只奖给那些有特殊功绩的人物。同时受勋的刘飞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在新政或其它事业中功勋卓著的大臣，但得到的勋章级别却低于载涛。同年10月14日，载沣再次下旨晋升载涛的爵位：“赏郡王衔人多罗贝勒载涛佩戴郡王爵章”。在短短不到三月的时间内载涛加官普爵，离实封郡王只差一步之遥。
除了载涛，政启上台之后迅速崛起了一群皇室亲贵子弟，他们在思想倾向上属于追求变革的保皇党少壮派政治人物。这样的保皇党产生的权威力度可想而知。
直到此时，刘飞扬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能够做到准确把握时局，顺势而动，其开明形象、铁腕形象在朝野上下乃至国内外都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不论刘飞扬在这个时期于主观上是否有分离倾向，他的势力之大足以让新崛起的政治核心心存顾虑，同时，由于光绪皇帝作为国内百姓颇有好感的皇帝消失，也在客观上为刘飞扬减少了政治上的束缚。无论是刘飞扬自己，还是保皇党少壮派，双方都心存猜忌，二者的不信任心态导致时局更加紧张，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状态。
但是事情绝非这么简单——矛盾和猜忌只存在于保皇党少壮派与刘飞扬个人之间。因为刘飞扬并不孤独，他虽然位列军机，坐镇京师，但一直是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并且身后有强大的人民力量党、隐蔽的国民党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作为后盾，最重要的是他掌握了清朝大多数的军事力量。
而以政启为代表的皇室也并不单单是满人政权的代言人，保皇党的领袖，同样民主党、清流党也是清朝正统的忠实维护者，也是继光绪之后改革运动的实际主持者，自然也有一大批追随者。
无论哪一派政治力量在角逐中落败——不管是刘飞扬还是政启皇帝，都意味着一场巨大的政危机。
一旦刘飞扬在政治上被排挤出局，则预示着朝庭内外的一大批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刘飞扬势力将与朝庭结下仇隙，更预示着地方督抚权力遭到削弱，局势势必朝着危机方向发展——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很可能以革命、内乱而告终。
一旦政启皇帝的中央集权政策改革受阻，则意味着近代化进程遭遇挫折，在没有强有力中央权威的前提下，政治体制的转型、新政政策的顺利施行也无从谈起。民主党和清流党的和平改革的愿望，君主立宪的制度难以实行。
也正因如此，政启和刘飞扬二者的对立和矛盾更显得错综复杂。
本来政启改革开局还算顺利，经过几年光绪的政治的改革，实业经济的建设，所以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新政根基。社会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项改革都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并直接推动了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但是改革形势的发展，不但没有消除中国国内的压力，而且进一步激化了一系列的新矛盾。
新政改革尤其是宪政改革，涉及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权力和利益冲突。
特别是刘飞扬在挽救戊戌变法，击败慈禧后，他在朝中一家独大。虽然刘飞扬并不刻意去控制中央政权，但是在地方上，他以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省份。
“新政”之后，两江又显然成为地方新政的蓝本，并且直接促成了全方位新政事业的开启。特别光绪驾崩，政启上台后，刘飞扬对朝庭和政局的影响急剧加强，出现了刘飞扬未尝不足以敌中央的局面。
自从保皇党官僚铁良自作聪明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人肥”的口诀以来，满汉之间的成见和相互猜疑已深植满族亲贵心中，这就使政启与刘飞扬的矛盾同满汉矛盾混淆交织在一起。
政启上台后，中央各部都设法在省一级设立隶属于自己的直属机构。各省督抚对设在本省的部属署、局普遍持反对态度，有的明确反对，有的只是在名义上隶属中央部堂，实际操控权还在地方官员手中。
在1904年9月，新设的商部尚书载泽计划在各省建立商部分支机构商务局，以期从中央到地方实现政令通达，全国商务有序展开，但是由于各省的实业建设早在中央下达政策之前就已经大面积开展，所以早已经有了类似于商务局的官方机构，这就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割问题。各省督抚普遍反对商部的决定。但是在各省设置中央直属机构是近代化国家不得不做的一项行政改革工作，所以在当年的10月份，商部的直属机构各省商务局还是在朝廷的强制要求下于各省成立。但是具体设置方式已经不得不与地方地方督抚妥协。
按照商部的要求，各省商务局的负责人商务议员必须精通工商事务，具体职责为贯彻落实商部制定的有关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并协助、监督本省的落实状况，以及进行工商实业和相关事务的调查统计，并按期编制统计数据上报商部，此外还有保护工商业者和归国侨商的任务。
商务局作为中央部堂直属机构，自然有直接向商部报告的权力，但其报告的副本需要同时呈送所在省督抚。
但是后来的运行情况让商部十分尴尬。到1905年，全国已经任命了44名商务议员分派各省，但是他们却无法执行商部的指示，他们在名义上是商部的属员，在实际上却是各省督抚的真正下属。
第二百一十九章保皇党少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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